1996：中国青年的成长环境_青年干部如何在艰苦环境中成长

　　1996年是中国的社会发展显示出巨大进展又暴露出严重矛盾的一年，这样的格局已经延续了好几个年头了。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人，在深切地感受到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并提升起美好希望的同时，又总能被各种远非尽人之意的现实问题引出许多牢骚甚至强烈的不满来。
　　一份对青年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今年有超过60％的青年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而有同样多的青年承认在这一年中收入有所增加。人们很难从中说清楚，
　　青年人在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中究竟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他们得到了比1995年更多的收入，可同时，好像失去了那种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相协调来说很重要的满意和满足。这倒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一看青年成长所面临的一些环境因素，或许可能对上述令人困惑的问题有所了解，因为我相信，和中老年人比起来，青年人更应该是被社会环境影响的一个群体。他们基本上不具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基本上没有对社会管理事务的行政控制能力，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的焦点主要与他们自身的成长相关的领域相联系，如求学、求职、求偶，正是在这些方面，他们难以摆脱社会环境因素对他们的全方位的、从始至终的决定性影响力。所以我决不会说，青年人对收入有所增长的积极评价应归功于社会，而他们对收入状况的不满意则要归结于他们自身的所谓不切实际的期望，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期望正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所锻造的。
　　那么，1996年中国青年面临的社会环境该怎样来描述呢？我觉得，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1996年是中国的体制改革面临双重压力而更显出其紧迫性和风险性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占据国家经济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在建国47年来第一次出现整体上的盈不抵亏局面，经济效益下滑速度加快，许多企业处在停产半停产境地，大批工人生活困难，到年终，年初国家所公布的城市贫困人口1200万的数字很难被削减掉。从6月以后，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热点。
　　“抓大放小”的改革在种种非议之中艰难地迈出了步子，这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的严重问题不容得再有时间对改革瞻前顾后。但是由于前些年人为的拖延，失去了国企改革的最好时机，在1996年，将不得不承担更大的风险，一方面是改革的理论基础遭到根本性怀疑的政治风险，一方面是改革推进过程中工人阶层利益遭到明显损失的心理和行为的偏差，另一方面是像政企、银企等关系不顺和社会保障体制等领域的改革严重滞后所引起的对改革本身的有效性、可行性的信心丧失。这一切，在1996年年底，构成了十分严峻的改革形势。
　　现在的青年基本上是在改革事业开始有所成就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他们对改革所带来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后果未必能够清楚地认识，因为遭遇到重重困难而出现的改革停滞局面，已经而且将会继续对他们权衡改革中的利益得失问题产生消极的影响。1996年国企困难的首先受窘者是一些中老年职工，青年人未必直接感受到其中的严峻程度。但是，他们正在丧失对国企改革的积极的充满期望的评价，却是十分严重的现象。这不仅是对国有企业的发展前景的信心问题，而是对中国的历经18年的改革及其合法性的确认问题，他们可能还没有感受到明显的利益损失，但心理损失的“黑洞”正在扩大。这是很不好的征兆。
　　第二，在1996年，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被再三确认是不可动摇的，特别是在3月份“人大”“政协”年会以后，对这一理论的宣传与强调达到近年来少有的高潮。这是围绕18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展开的如何评价问题正面交手的一年。由此而出现的一些理论争论被实践证明不是“无谓的”，而有极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理论上的标新立异不再被认为是“新的思想解放”的同义语，全国上下对理论上的新动向的高度关注表明，理论的坚持是正在成为路线稳定的前提和保障。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共青团研究机构主持的一项对全国青年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青年人对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具有较高认同程度。应该说，这是青年人对国家和社会事务投以高度关切的集中体现。 发生在他们身边的理论争论对他们来说，未必能完全透彻地了解。但是，他们将无法回避对这样的争论所蕴含的社会经济政治意义的思考，而在前些年，他们没有机会来想一想这样的问题。青年人对现状有种种一言难尽的看法，但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前景的责任意识正在被1996年的理论动向激发起来。
　　第三，精神文明建设的舆论高潮一浪高过一浪，这构成了1996年最基本的社会氛围，特别是对各类模范人物的业绩的连续宣传报道，在客观上造成了强大的声势。可以说，这是近10年来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最高强度的宣传。10月份举行的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决议，把上述宣传推上了高峰。
　　在经济建设方面，体制改革喜忧参半。对精神文明建设的突出强调，让中国青年感受到了一个新的社会层面的问题，即思想文化道德领域的问题及其解决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可以说，现在这一代青年人，他们的意识中还没有过如此强烈的精神动员经验，他们的思想和举动时常被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看成是精神不文明的标志，所谓“理想失落”“道德修养差”的评价一再以青年人为指称对象。
　　在50、60年代，模范人物的树立主要以青年人为主，而在1996年出现的一轮又一轮宣传热潮中，党的干部、中年人、离退休人员的脸庞大大多于年轻的脸庞。这种有意思的变化是不是意味着青年中的模范较之往前的日子更难寻找了？或是青年人被认为应该主要向长他们一辈的而不是同龄的模范学习？或是人们开始意识到要教育好青年人首先要教育好成年人因此就为成年人多树一些同龄人榜样以便好好学一学？或是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在1996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理念在对青年人的思想教育方面，再一次被强调到至高的地位，再次成为对青年人实行强有力的精神导向所依赖的主要手段。
　　对这样的宣传效果如何作出客观的评估，尚未见到相应的调查依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1996年的中国青年被精神文明建设的最强音所包围、所鼓动。多少年来，社会各界人士一直在指责剧变的社会环境给青年人的成长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因素，主要是指不太理想的社会道德弊端和有待进一步加以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