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通吃的年代】 80 90年代的歌曲

　　国际人方兴　　越来越常见的尘霾和漫天柳絮、杨絮混杂在一起，令四月北京的空气浑浊得有如一碗稀薄的蛋花汤。这个车水马龙、古老而巨大的城市，尽管体态无可避免地日益臃肿，不时冒出来一些匪夷所思的新建筑，并受到类似PM2.5的困扰，但这似乎并不影响她作为新兴经济体的杰出代表在世界舞台上的华丽亮相——“不管你愿不愿意相信，北京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充满活力与魅惑的新起点。”在北京已工作两年、服务于一家德国驻华企业的史蒂夫，用还有些生硬的中文对记者表示说。他娶了一位中国太太，在望京地区安营扎寨、生儿育女。
　　作为对外经贸大学的交换生，来自美国波士顿的安娜在北京的学习与生活称得上如鱼得水。这位立志服务于中美贸易的未来律师，事实上还是一位深受中国家长欢迎的英语教师。安娜曾兼职于一家知名幼儿英语培训教育机构，“特别喜欢小孩”的她在那里勤奋地为自己攒下了知名度和口碑，以致于离开这家机构后，仍不断有中国家长想方设法将安娜请到家中为自己的孩子辅导英语。尽管时常感叹分身无术，安娜还是很满意自己目前的状态，她乐于藉此机会深入中国家庭，既帮助了别人，而自己也可以学习中文，了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结交到中国朋友。“这是一种双赢，对我将来的工作非常有帮助。”安娜说，“因为我会在中国和美国两边跑，注定要和很多中国人打交道。”
　　像安娜一样的追求双赢的，还有25岁的上海女孩施敏。两年前，中国导游施敏接待了来华旅游的安德鲁，两人一见钟情，随后施敏移民冰岛，远嫁安德鲁。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冰岛旅游观光，施敏一家不失时机在那边做起了国际生意：由上海的亲戚联系旅游客户，她全程充当中文翻译，安德鲁负责冰岛方面的接洽联络，家中的农场则变成了中国游客体验冰岛风情的“农家乐”。生意风生水起，施敏一家乐此不疲。
　　而对于时常出差的郭芒来说，长时间离开北京正变得越来越让他难以忍受。在北京国贸地区一家外资跨国集团担任高管的郭芒，因为工作缘故，是名副其实的“空中飞人”。“早上在法国吃早餐，下午跑到英国喝下午茶，晚上又恨不得在纽约过夜生活，”郭芒略带揶揄地说，“这么形容虽然有点夸张，也有不少人羡慕，但说实话，我越来越没有感觉，这只是工作。我的生活在北京，我的家在北京。不信？你离开北京三个月试试，等你再回来，会有一种很奇怪的陌生感！”
　　对此，海归人士杨荔笑评为“身为国际人，留住中国魂”。九年前，杨荔和丈夫辞去国内优渥的公职，卖房卖车，举家移民新西兰。半年前，夫妻双双归国，但婚姻却出现了危机。目前，杨荔供职于一家从事建筑测量的外企，拿着7万元人民币的月薪，重新在出国前居住地附近买了一套高档公寓作为居所。尽管因为工作需要，杨荔仍会经常在全球各地奔走，但她表示，“这次在北京定居下来不走了。兜了一圈，又回到原先出发的地方，心态很不一样，得与失都需要重新衡量。”
　　杨荔口中，提到了一个新鲜词汇：国际人。那么，什么是国际人？文中前述人士，是否就是国际人呢？
　　什么是国际人？
　　穿着德国的球鞋，用着美国的电脑，开着日本的汽车，拿着芬兰的手机，讲着英国的语言，喝着法国的红酒，看着巴西的足球��这就是国际人么？
　　抑或像某一类奇怪的生物那样：追随时尚八卦杂志购买自己并不了解、可能也并不喜欢的时装，皱着眉头吃并不对自己口味的西餐，在音乐厅里衣冠楚楚地打盹、然后诉说自己如何如何被高尚音乐感动得夜不能寐，在展览馆里刻意流连在自己看不懂的现代绘画前装深刻胡说八道，在聚会上盛赞德国的马桶法国的餐具还有美国的牙刷云云，前天是布尔乔亚昨天是波希米亚今天是BOBO一族明天就变成了IF？
　　这里所谓的IF，源自英语培训专家刘克亚的说法，即International Freeman，意为国际自由人，指那些在世界范围内根据自己的个性自由地选择工作、居住和旅游度假地的一群人。
　　“IF一族”这个概念成不成立不好定论，还需假以时日研判。但毋庸置疑的是，“几乎是一夜之间，身边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多在国外留过学，操两种以上的语言，其中一种是国际通用语言，经常在国内外飞来飞去，观念开放，眼光前卫，通晓国际规则，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或在跨国公司工作，或自己创业做国际业务。在他们看来，语言国界种族信仰都不是障碍，常常游刃有余地行走在世界和中国舞台，可以说，他们融入了一个超越国家概念的国际体系中。”
　　——百度百科如此慷慨而艳羡地为我们进行了激动人心的描述，并坚定地表示，“这样的人在北京、上海不在少数，他们已经成为了一个族群，被人称为国际人。”
　　国际人概念似乎呼之而出。
　　其实，说到国际人，但凡接受过普通九年制基础教育的中国人，想必大抵都熟悉一个人：白求恩。1938年，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先是在延安，后来去了五台山，投身抗战的最前线，为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卓越贡献，最后不幸以身殉职。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对这位伟大的国际人给予了高度评价，“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更早的国际人典范，可以上溯到公元1872-1875年。在曾国藩、李鸿章、容闳等洋务派的主持下，清政府干了一件“中华始创之举，古今未有之事”，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各省聪颖幼童，惊涛三万二千里，横渡太平洋，赴美国留学。其中50多人，进入哈佛、耶鲁、哥伦比亚、麻省理工等著名学府深造。中国铁路工程开拓者詹天佑即是其中一位。后来，尽管清廷设立的这个长达15年的留学计划，进行到第10年时，遭到强烈反对，“留美幼童”被强行提前召回，但晚清民初的历史舞台上，从此出现了“留美幼童”的身影。他们有的在中法海战、中日海战中为国捐躯；有的成为中国铁路、电报、矿山事业的开创者；有的成为清朝大臣；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也出自他们中间��
　　这应该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放眼看世界以来，最早的一批国际人。而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与社会变迁中，我们也注意到，无论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开国元勋如周恩来、邓小平、刘伯承等，皆有海外留学经历），还是新中国的建设者（最著名莫过“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核物理学家邓稼先、数学家华罗庚、桥梁学家茅以升、气象学家竺可桢、原子能专家钱三强、地理学家李四光、土木工程专家卢肇钧等人，悉皆海归），都有国际人的身影隐现其中，发挥了巨大的能量，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中国的进步开创了若干个“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