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生命】 守护生命ppt

　　曾经有一个朋友问过我：“如果一个人被告之生命只剩下三个月、半年或一年，你说他会怎么做？”　　“我想，也许……”是啊，以前我也或多或少地想到死亡，但那毕竟离我太远了，“如果是我的话，我想我会在还没有感觉到身体的痛苦之前，快快乐乐地活一段时间，然后向父母、亲友做一个简短的道别，告诉他们不要再想我。最后，就找一种没有痛苦的方式，自己解决掉。”
　　朋友听了我的话，摇了摇头：“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如果有一天他真的面对死亡，一切浪漫，包括死亡的浪漫都会被粉碎。他本人，他的亲人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延长他的生命。”
　　“是对死亡的恐惧吗？”“不，应该说是对生的渴望！你去看看那些癌症患者，看看他们的家人，你就明白了。”
　　就在去肿瘤医院采访之前，一个没有去过肿瘤医院的朋友对我说：“还是不去的好，到了那里，如果你见到患者或者家属，就会有一种绝望感，会感觉一切都失去了意义，真的，可能会万念俱灰。”
　　也许是因为那位朋友的忠告，我没有直接去肿瘤医院。采访集中到了距肿瘤医院不远的一所地下旅馆，这里住的全部是肿瘤医院患者的家属。
　　要给父亲治下去，哪怕是倾家荡产
　　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刘义，他在这里陪护父亲。
　　“当初任何人也想不到我的父亲会得这种病。他身体一直非常好，年轻时还是国家二级运动员。”
　　他的父亲刘太俊是湖南怀化洪江市一中的老教师，今年58岁。1995年9月份，老刘突发支气管炎并肺气肿住进医院，做CT时发现，肺部有大面积肿瘤，并确诊为肺癌。
　　医生偷偷地把实情告诉了老刘的家人：“估计他还有三四个月的存活期。”
　　刘义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眼睛哭红了，两天不敢去医院，怕引起老刘的怀疑。但同时，刘老师27年来教过的学生却纷纷涌到他的病床前。
　　3个月，对常人来说也许非常短暂，但对于老刘，对于他的家人，对于他的学生们，这3个月，可能就是老刘生命的全部了。
　　“送刘老师上北京！”
　　学校的领导、老师和同学们为老刘募集了10000多元的捐款。
　　铁路上工作的昔日的学生，为他订了赴京火车票。
　　另—个他以前教过的学生，在北京已经开始办理肿瘤医院的住院手续。
　　3天后，学校的领导和老师把他送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住院时，医生照例要根据患者家庭的支付能力来确定治疗方案。当主治医师问及是公费、私费时，刘义和母亲说：“是公费。”“医药费能全部报销吗？”“不能全报，我们那里规定，对于癌症患者，第一年给报8000元的药费，第二年报5000。”“8000元？”主治医生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刘义和他的母亲哪里会想到，用这8000元来治疗癌症，就是按照最经济的治疗方案，可能还不够化疗一个周期（21天到28天）的费用。住院的押金就得1万元。
　　“花再多的钱也得治！”刘义和他的母亲拿出了家中的积蓄和学校的捐款。
　　原本准备在京陪护的母亲回家了，一方面是父亲患病后，她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太大，身体已经支撑不住了；另一方面，给父亲治病需要很多钱，他们需要节省每一项开支，而在北京已经是非常低廉的13元一天的住宿费对他们来说，实在太奢侈了。
　　肿瘤面积太大，手术已经没有意义，第一步就是化疗。现在化疗已经进行到第三个周
　　期了。
　　刘义抽空到书店里买了几本有关肿瘤诊治的医书，看过之后就讲给父亲听，又有什么新的治疗方法了，或者是哪些患者奇迹般地康复了。他是要让父亲放宽心，尽管刘义知道奇迹可能不会发生。
　　午间送饭的时候，我和刘义来到他父亲的病房。能有一个陌生人来这里看望他，老刘显得很高兴：“我儿子在家也不做饭，现在还得现学，真是难为他了。一化疗，就得补充营养，整天吃牛肉、猪肉、猪爪。都是些高档食品。”这个从教37年而今身患绝症的老教师，提到这些常人看来仅仅是较可口的肉制品时，用了“高档食品”这个词，听来让人心里发酸。
　　“我给单值写过两封信，问问学校的情况，还问了有关药费的问题，不知道能不能解决。”看得出住在肿瘤医院里的他，很希望能和外界保持联系。我问他学校有没有回信。“没有。”老刘有些失望。“药费的事你就别操心了。”刘义在一旁忙宽慰父亲：“今天听医生说你恢复得很好。”老刘看看我说：“他也是学医的，老用这些来骗我。我病得怎么样，自己最清楚。”老刘虽然这么说，可脸上还是浮现出一丝笑意。
　　就在我们临走的时候，老刘说：“我一直想干到1997年，到那的我才60岁。没想到会得这个病。”
　　正往回走的路上，刘义一句话也不说。到了地下室，他问我：“你注意到我父亲的眼睛没有？”“没有，怎么了？”“他得的是腺体类癌，转移应该很慢，但现在他的左眼有一些变小，这很可能是癌已经转移到脑部。”
　　这时我忽然想起，老刘住院已经有3个月了。
　　小刘开始吃自己那份午饭，米饭、白菜，那天他吃得很少。
　　只要能借到钱，
　　她还会带孩子回来
　　杨玉芹一谈起她的儿子就哭了：“我对不起孩子，家里太穷了，孩子得病都治不起。”
　　她的儿子候波今年23岁，1994年8目，他的脖子上长了一个小疙瘩，开始没太在意，就做了个手求切除了。不想12月份，那疙瘩又长起来了，她和丈夫送孩子到医院做切片检查。
　　当杨玉芹拿到儿子的诊断结果时，她感觉一切都完了。她虽然不知道那上面的“何杰金氏病”是什么，但她记住了医生最后说的3个字：“淋巴癌”。儿子才23岁。和丈夫从医院回来，杨玉芹哭了一路。
　　“找最好的医院，给孩子治。”他们相信，北京会给孩子一线生存的希望。候波1995年1目开始到北京肿瘤医院接受化疗。别人二十几天就能完成的一个周期，他至少得拖到两个月才能完成。原因只有一个——家里没钱。每次化疗后，药物的全身毒性作用，使他的血液中的白细胞数量大大降低，不能进行下次化疗，但要快速使白细胞数量升高，除加强营养外还要打生血针。可生血针太贵了，一支就要600元，打不起，只能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