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_青年监察官
北京。花园北路35号。这儿坐落着一个令贪赃枉法的政府官员寝食不安的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也许有个别人自恃后台硬，暂时还不把它放在眼里，不过，走着瞧）。 乍一走进监察部，我多少有点失望。除了更简陋以外，它和其它机关没什么两样。一间间鸽子笼似的办公室，人们进进出出，抄写文件，打电话。然而当我了解到，这里的每一间鸽子笼，都在密切监督着数省或若干部委官员的行为；每一阵急切作响的电话铃，每一个签发的文件，也许都会唤起一片片党心民心的欢腾雀跃，我不禁肃然起敬。我的脑荧屏上，不时恶作剧地闪出几个大字：肃静！回避！
数以百计的人们在这儿默默无闻地工作着。监察部成立两年多来，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已经承办和督办了上万件有关政府官员及全民所有制企事业领导干部违法乱纪的案件。许多记者曾经来过这儿，试图挖出什么耸人听闻的新闻。但这里纪律森严，他们无法撬开监察官坚硬的嘴巴。
我很荣幸地被接受采访。这是因为，一，我是《中国青年》杂志的记者，我的采访目的是去发现每一个年轻的灵魂，而不是别的。二，即便我偶尔听到了有关重大案件的只鳞片爪，我也是严格遵守新闻纪律的。
这年头，守纪律的人不能总是吃亏。
我的采访方法很笨。采访青年人时，为了套近乎，总是装得像大人物关心群众生活那样，首先问：“收入怎么样？过得不错吧？”在采访青年监察官陈银书时，我很后悔提了这个问题。
他惨然一笑，沉默好一会儿。
“我家在偏僻农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按理讲，农民的儿子考进北大法律系，又在监察部这样的大机关工作，该心满意足了。可是，一种负疚感时时噬咬我的心。我家弟兄多，生活很艰难。父母亲供我上中学上大学，吃了很多苦。我离家去北京的那天，望着父母满是皱纹和泪水的脸，暗自发誓，将来一定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我现在只有百把元收入，想尽孝心，又无能为力。父亲来北京看我，我都没脸见他。”
陈银书的眼圈红了，噪音有些哽咽。我就坐在他办公桌对面，找不出一句安慰他的话，心里一个劲感慨。我们的监察官生活太清苦了。监察部一位副部长戏言说，国家机关是清水衙门，监察部是蒸馏水衙门。没有名目繁多的补贴。奖金少得羞于出口。莫非蒸馏水能把灵魂洗得更干净？
陈银书似乎对自己感情外溢有些不满，苦笑着摇摇头。“我曾想离开这里。有位学法律的朋友介绍我去一家公司，当律师。我心动了。每月起码有200元啊。这样我就可以接济父母。我这算的是小账。算算大账就不想走了。我们每年查处的经济案件，动辄几万几十万！能给国家挽回多少损失？忠孝不能两全。青年人不能忘记对国家的责任。如果没有行政监察，让违法乱纪的官员为所欲为，国家就没有指望，我们的家庭也没有指望。说句实话，没有国家的培养，我现在还不是刨土坷垃吗？有人说我们是打手，把我们的工作等同于文革时期的专案组，好糊涂。如果惩治腐败的人被称作打手，我情愿当一辈子人民的打手！”
这位“人民的打手”承认，起初他和许多北大学生一样，都有那么一点“狂劲儿”。1984年毕业，他分到中纪委工作。有一天，中纪委领导下令他所在的部门抽人去办案。部门领导人拿着电话为难地说：“我们没有人。”这时，陈银书和三位大学毕业生就在办公室里。啊，我们不算人？陈银书全身的血往头顶上涌。他想，我要办个案子让他们瞧一瞧。
一出门就连连砸锅。在调查武汉市的一件案子时，没等讲明来意，年少气盛的他就厉声责问武汉市长，双方争执起来。结果案子办得很不顺利。领导狠狠批评了他。还是在湖北，他接到一个处级干部控告地委书记打击报复的申诉，立即拍案而起，主张严惩那位地委书记。老同志不露声色，拍拍他的肩，“走，下去调查去。”他们调查了一个月，所谓打击报复其实是一个误会。
在中纪委的这两件事对他教训很深。青年人单凭热情和正义感，十次有九次要栽跟头。作为一名监察官，谨慎、认真和生命一样重要。
去年10月，《人民日报》披露了一桩震惊全国的走私、倒卖汽车案。中央领导批示：尽快查处。监察部由部长挂帅，司长亲自带队，会同有关部委组成调查组，进驻长沙。此案十分复杂，牵涉400多辆汽车、几个省、100多个党政军机关。加上有一些省部级官员出面说情，更使办案困难重重。
陈银书分管的案情涉及某重要机关。这家机关涉嫌用化整为零的办法偷运小轿车。为了早日查清案情，他一天到晚忙着取证，找人谈话，翻阅一大摞一大摞的材料。几天过去了，案情仍然没有进展。虽然他表面上不露声色，心里却火急火燎。吃不下，睡不香，困了就趴在桌上打个盹，梦见的都是汽车。有人劝他说，这家机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一致证明被查扣的车体和车壳是两个单位分别买的，用于汽车维修，不属于化整为零的问题，你何必还死抠呢。难道你不相信领导的证明材料吗？陈银书固执地说：“我更相信事实。”为了不让一个细小的疑点滑过去，他继续开展调查。白天找人谈话，晚上抱着一大摞材料，一页页查看，一句句推敲，终于从一位司机偶尔泄露的一句话中发现了破绽。司机说，他在南宁看到运载小轿车车体和车壳的三辆卡车在一起。既然两家买车，车体是深圳买的，车壳是南宁买的，为什么运载车体的卡车舍近求远，去南宁和无关的卡车碰头呢？陈银书顺着这个线索摸下去，又发现了一连串的重要证据。
后来，经有关方面继续调查核实，那家机关承认了违反国家政策，化整为零偷运轿车的错误。
谨慎，认真，给监察官带来了困顿和烦恼，也带来了更多的喜悦。
我有一位团委书记的朋友建议我去采访一下青年监察官杨一明。“那算一个人物。这小子把洛阳搅得天翻地覆呢。”
他给我讲了杨一明的一段故事。
当监察部派员督察洛阳市个别违法乱纪官员的消息传开后，洛阳的老百姓心里喜忧参半。喜的是中央体察民情，忧的是来人是谁？后台硬不硬？后来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来人姓杨，并很有可能是国家主席的儿子。老百姓的心里开始高兴，而前一段利令智昏的官员们心里开始发毛（杨一明后来听说这种传闻，他说他感到悲哀，中国太需要法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