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影响中国的实用思想] 桐城派 名词解释

　　说来也怪，那些由桐城文人发蒙的子弟，头脑似乎都要聪明一些，“子弟从桐城学，焕然一新，机锋见于言辩”。　　公元1713年初春，戴名世被腰斩处死，时年60岁。噩耗传到桐城，为避受牵连之祸，戴氏家族100余口全部投塘自杀。
　　对于繁琐的考据，桐城派文人大感厌倦，他们依然重经济、重实用，在知识领域树起了一面鲜明的大旗。
　　桐城派发源于大别山东麓的桐城，历史上名家辈出，其文风、思想独占中国文坛300年之久。桐城派虽然在近代销声匿迹，但它的影响却持续至今——有专家指出，近代中国思想之所以会向“实用”、“经济”转变，其直接的源流就来自桐城派。图为安徽桐城古镇风貌，徜徉于此，人们似乎依然能感受到桐城文派的遗脉。
　　桐城、桐城派是大别山东麓避不开的话题，“天下文章数桐城”——这句响当当的话从明末到晚清，被天下人足足念诵了300年。
　　桐城派是个学术流派。按理说无论是在哪个时代，搞学术的人总是少数，他们的影响也很难超出学术圈子，发散到社会之上。但桐城派不同，他们治学崇尚务实与“经世致用”，重经济、重实用，在知识领域树起了一面鲜明的大旗。
　　桐城派显赫历史300年，在近代归于沉寂——躯壳虽然湮没，但桐城派的精髓却留了下来，被后世中国人秉承的“实用、务实”思想正是由桐城发端的。
　　桐城人为什么聪明？
　　“上有九头鸟，下有湖北佬”，这句用来形容湖北人头脑灵活、精明的话，其实并不完整，后面还有半句——“三个湖北佬斗不过一个桐城佬”。桐城人的聪慧、好学世所公认。比如，在明清两朝赫赫扬扬300年的“桐城派”就是明证。
　　要说桐城派，先来看桐城。桐城位于大别山东麓靠北，现在为一县级市，属安庆市管辖。桐城具备了一个山麓城市的所有特点：地势由高到低慢慢过渡，山地、丘陵、平原呈阶梯分布，境内4条河流全部发源于大别山，向西注入长江。有山有水且山清水秀，这是桐城最大的特点。
　　山水虽然好看，但并不养人，尤其是在农耕年代，土地才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前提。所幸，桐城是不缺肥田沃土的，大别山东麓最好的耕地几乎都集中在了这里，历史上桐城盛产稻米，直到今天它还是安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安居乐业后自然就该读书了——桐城派的兴起与桐城地理有割不断的联系。
　　正是因为根植于这片山水土地，桐城派才成为了一个“务实的学术流派”。在桐城派诞生的明朝末年，天下的学风、文风一如这个行将就木的王朝，散发着腐朽的气味。整个明末，桐城文人内心都深处矛盾之中，他们渴望“出世”，但颓废的世道又与桐城文人内心的清丽质朴格格不入。这一时期，桐城文人在野的特别多，他们亦耕亦读，开馆授课，影响遍及长江下游地区。
　　说来也怪，那些由桐城文人发蒙的子弟，头脑似乎都要聪明一些，“子弟从桐城学，焕然一新，机锋见于言辩”，清初扬州富商邓大同曾为族中子弟延请桐城教师，学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这些孩子全都神采奕奕，敏而好学，再不是从前那副木讷呆笨的样子。同样的儒学教材、同样的孩童，为什么一经桐城教师教授，效果就大不一样？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桐城学问注重务实，言之有物，对于儒家经典的解读往往讲求与现实结合，“活学活用”与死记硬背相比自然有趣得多了——套用今天的话讲，桐城文人的治学方法是有助于开发人脑智力潜能的。
　　最晚在17世纪初（桐城派正式形成之前），桐城文人就已获得了极高的声望，而“桐城人聪明”的说法也在此时被外人认可。进入清初康熙、雍正年间，随着桐城文人纷纷“入世”，影响力日益扩大——聪明的桐城人开始书写历史。
　　桐城四祖与“京城官生半桐城”
　　桐城派有“四祖”——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这四人在历史上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桐城派独霸中国文坛300年，基业正是他们开创的。
　　戴名世是桐城文人入世的开始。他天资聪颖，6岁开蒙就读，11岁便熟背《四书》、《五经》，被乡里长辈公认为“秀出者”。20岁时，戴名世开馆执教，不久之后就因才华卓异入北京，选为八旗正蓝旗教习。
　　在北京期间，戴名世“文名渐起”，弟子尤云鹗将他的习作刊刻出版，这就是著名的《南山集》。此书一经问世，即风行各省，其发行量之大、流传之广，在当时所有私家著作中是罕见的。而桐城派的治学主张、特点也随《南山集》一起风行，为当时文人模仿。
　　《南山集》让戴名世名动天下，集子刊印后的第9年——即康熙四十八年，戴名世参加殿试，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的成绩高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此时的他名望如日中天，读书人从全国各地赶来拜访，翰林院外经常门庭若市。
　　然而，或许正是应了“树大招风”这句俗语——作为皇帝身边的重臣、天下学人的泰斗，戴名世不仅为声名所累，也招来了他人嫌隙。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御史赵申乔参劾戴名世所著《南山集》中多次引用南明年号，实乃“大不敬”。康熙五十年距《南山集》刊印已过了11年，一本早已沉入时间的著作，怎么现在才被翻出来，成为作者“大不敬”的罪证？很显然，戴名世被小人算计了。
　　参劾状送到了康熙面前，这位“明君”难道就不明就里吗？不，他两眼一眨，动起了帝王心术——他要杀鸡儆猴，他要天下人知道你戴名世才华再大，也不过是我手中的羔羊罢了。公元1713年初春，戴名世被腰斩处死，时年60岁。噩耗传到桐城，为避受牵连之祸，戴氏家族100余口全部投塘自杀。这口池塘至今仍在桐城孔城镇清水村，池水幽黑，透着死亡的气息。
　　戴名世之死是桐城派的一大挫折，不过文化的精华始终是强权、冤狱压制不住的。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冬，受《南山集》案牵连的方苞被“恩释出狱”，这位桐城派大家显然吸取了戴名世的教训，他一面著书立说，一面又韬光养晦，平生虽两次入南书房参与政事，却又对政治和权利全无野心。方苞是桐城派早期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改变了戴名世死后桐城派“万马齐喑”的局面，而后世的刘大櫆、姚鼐之所以能继往开来，发扬桐城派，归根结底他们是站到了巨人的肩上。
　　经过“桐城四祖”的开拓，到了乾隆朝中后期，桐城派学术极大繁荣，当时就有“京城官生半桐城”（北京的官员、士生半数都是桐城派弟子）的说法。清初100多年，历经康、雍、乾三朝，桐城派不仅能在“***”的夹缝中生存下来，还发扬壮大，这与桐城派文人倡导的务实实用是分不开的——他们不与强权正面冲突，消耗精力，而是登峰造极，追求学术的顶点。而桐城派的“实用”主张，直接影响了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甚至更往后的中国改革。
　　影响至今的“实用”思想
　　桐城派在清代鼎盛一时，但这毕竟已是往事，它推崇的“义法”、“言有物”、“言有序”在今天看来毕竟时隔久远，激不起人们的太多兴趣。然而，当我们抛开这些单纯的、阳春白雪似的治学手段，重新梳理桐城派文化精髓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个发源于大别山东麓小城的文派，其影响已穿越时代，并渗透到社会精神的方方面面。
　　桐城派后辈、姚鼐的高足姚莹曾明确将桐城派要义归纳为“义理、经济、多闻、辞章”，这里的“经济”很引人注意——什么是经济？简单说来就是经世致用的学问，它涵盖社会生活领域的各方面，如管理、财务、民事，甚至还涉及自然科学领域。桐城派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屑于这些“经济”之学的，他们只读圣贤书，用儒学八股敲开仕途的大门。
　　在桐城派崛起的时代，中国知识界的另一种风气是“重考据”，所谓考据就是研究古文献时，找出极为翔实的资料来考核、证实和说明。考据是一门“向后看”的学问，它厚古薄今，虽于现实无所补益，但又能引经据典，让人获得博学的虚名。对于繁琐的考据，桐城派文人大感厌倦，他们依然重经济、重实用，在知识领域树起了一面鲜明的大旗。
　　被这面大旗吸引来的，就有曾国藩。曾国藩最初并不是桐城弟子，后来受桐城派经世致用思想的感召，转从姚鼐学习。随着曾国藩平步青云，成为晚清重臣，桐城派的经世致用也发扬光大。
　　1861年，曾国藩在大别山下创办安庆军械所，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制作枪支武器。文绉绉的书生官僚从此“跨界”，引发了晚清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宗旨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号召学习西方——因此洋务运动就不可避免地招来了守旧派的反对。每到此时，曾国藩总会引用桐城派的观点进行反驳——“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这句话的意思是：即使熟读了书本经典、义理之学也还远远不够，要想有益国家，经济之学就必须重视，放在显著位置。
　　曾国藩是桐城派经世致用的践行者，后来的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显然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不然洋务运动就不会整整持续半个世纪。1911年清朝覆亡，桐城派思想并没有偃旗息鼓，“实用”、“经济”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从此为之一变——后世许多重要的历史节点，如五四运动追求“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改革开放后又提倡“黑猫白猫”，桐城思想的影子在其间若隐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