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四九条小学的苦恼]东四九条小学官网

　　又是一个灰霾天。北京市东城区平安大街像往常一样喧嚣热闹，东四九条小学就在平安大街路北。操场上，体育老师王斌望了眼雾蒙蒙的天，开始整理学生队列。行政处的武健主任急匆匆赶来：“王斌，下课来找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商量。”
　　要商量的事是东城区教委体育卫生科下发了一份通知——重度污染日停止学生室外活动，以保证学生身体健康。嗅着随风飘来的汽车尾气，武主任和王斌面面相觑。“刮风了，有感觉；下雨了，有雨点。这个重度污染怎么衡量？”
　　什么是重污染日、什么情况下停止户外活动，教委的通知里全都没有。“接到通知，我们的工作卡壳了，真的很头疼。”武健老师苦恼地说。
　　这是五个月前的事了，武健老师还在“头疼”。
　　大街旁的小学
　　头天刚下过雨，东四九条胡同在绿树的掩映下，湿润、安静。走进胡同百米，便到了东四九条小学的教学楼门前。这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小学，仅有一座三层的教学楼和一个小操场。正因为如此，教学楼顶层的平台也被利用起来，成了学生兴趣小组的温室观测室和蓝天气象站。平台温室里养着花草，凤头、虎皮鹦鹉等七八种鸟在笼子里叽叽喳喳地叫。还有三只小鹅雏、两只兔子。白色的气象百叶窗便立在平台的中央。
　　武健老师站在平台上，还是皱起了眉。“像今天，灰蒙蒙的，到底是阴天造成的，还是PM2.5造成的，谁都说不上。”与安静的胡同形成对比，东四九条小学一墙之隔便是平安大街，学校的两旁还有两家饭店，尾气和油烟不时地飘向学校。呼啸的车声让平台上的武健老师不得不将声音抬高了两个八度。
　　自从3月份教委下达了通知，武健和王斌一直在琢磨该怎么办。因为学校老师少，王斌不仅是体育老师，也协助武健做环保方面的工作。
　　在此之前，北京市教育局推行了“阳光一小时”的要求，学校尽量安排室外体育活动，以保证每个孩子每天能有至少一小时的室外活动时间。
　　在东四九条小学，一、二年级每周四节体育课，每堂课40分钟；三到六年级，每周三节体育课。此外，每天学校都要做早操、中午饭后的40分钟再加上下午第二节课后的大课间，“零零散散加起来，每天在室外一个半小时总是有的。”武健老师计算着。
　　然而“重污染日停止室外活动”和“阳光一小时”的硬性规定又可能冲突。老师们个人体验觉得天气不好，就能停止体育课吗？停课之后，什么时候补上又是个问题。一连串的问题解决不了，武健和王斌商量后，也没拿出一个好主意，只能把这份“通知”先放在一边。到目前为止，学校都不曾因为灰霾天气停止过体育课或户外活动。
　　王斌作为体育老师，教课都是在室外，他更能体会这份担心。“我们规定，风力五、六级以上，下雨、沙尘天气不适宜在室外运动的时候，可以改在室内上体育课。但是，PM2.5怎么用肉眼观察？对孩子到底能造成多少伤害？我的心里真没底。”王斌每天看《北京晚报》，报纸上写着穿衣指数和洗车指数，指导你该不该添件衣服、该不该洗车，却就是不告诉你灰霾天气该不该戴口罩、该不该在室外活动。
　　王斌唯一能做的，只是在感觉空气不好的时候，让孩子尽量做一些运动量小的运动，避免深度呼吸。
　　有时赶上灰霾天，接孩子放学的家长也会跟武健聊几句，话题除了学习，就是天气。
　　武健担心，也许过不了多久，家长委员会就会向学校提出污染天停止室外活动的要求。“喊口号不行，要行动。但是，我们该怎么办？”
　　小学生的建议
　　怎么办？一个五年级的学生，给出一个建议。
　　五年级三班的王辰辉是学校科技团的成员。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他总是听到爷爷、父亲在谈论PM2.5的事情。“听说是一种直接到肺泡里的可吸入颗粒物，家里人都开始担心我的健康。”五年级在三楼，王辰辉在教室上课的时候，总是闻到一股煤烟味，到了中午还会闻到饭店飘来的饭菜香。“空气不好，我们就关窗关门。”课间时间短、空气又不好，王辰辉基本不下楼。
　　到楼顶平台参加科技小组的活动，王辰辉看着平安大街上呼啸而过的车辆就想：“学校距离马路这么近，空气尾气肯定对我们的身体不好。既然学校有气象站，要是有个空气监测站该多好。”
　　东四九条小学的蓝天气象站有自动和人工两套设备。人工的设备用于小学生动手实践，观测气象百叶窗内的温度、湿度等数据，而自动设备则可以每小时采集学校的温度、湿度、气压、紫外线强度等数据，并将数据发布在学校门口的LED 电子显示屏上。冬天，在武健带着学校科技团的二十多个孩子分析自动设备生成的数据时，有学生发现，冬天空气非常干燥，紫外线强度却不高。“一定是空气中有什么东西散射了太阳紫外线”，孩子们想到了空气中的污染物。
　　2011年4月，北京市教委主办了“科学建议奖”的评选活动，中小学生可就环境保护、低碳生活等内容写论文、提建议。王辰辉的建议便是在学校里建立一个PM2.5监测站。那段时间，王辰辉每天下学便在网上搜索关于PM2.5的各类消息。他搜到了PM2.5对人体的危害、怎样治理PM2.5，却没有搜到“2011年北京市PM2.5污染天数”、“污染天气如何出行”的答案。在论文里，他写道：“人们看不到PM2.5，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空气污染严重，除了能用肉眼看到的颗粒，如沙尘暴等天气可以防范，其余的无法防范。现在的天气预报没有对PM2.5的报道，所以人们无法知道什么时候空气污染比较严重，是否适合出行。”
　　王辰辉建议在学校定时定点定人观测记录PM2.5的情况，把观测到的数据发送到校园网上，为学校和其他学校外出活动和体育锻炼提供参考。看到这份小论文后，武健想起了3月份的教委通知。
　　“没有文件”
　　3月份接到通知，武健第一时间开始上网搜索。在百度输入“空气质量”等关键词，武健找到了距离东四九条小学最近的空气监测站——北京东城东四监测子站。在北京市环保局的网站上，会预报各空气监测子站当日12时至次日12时的空气污染指数、首要污染物、空气级别、空气质量状况等数据。然而随着武健在网络上搜到的其他消息，他发现，东四监测子站提供的数据只是用“优、良、轻度污染、重度污染”等字样表示空气质量，“没有像美国大使馆那样空气质量指数对应着健康建议。”究竟什么样的天气能够停止室外活动，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呢？武健还是一筹莫展。
　　6月，武健找到了发起自测空气质量的达尔问自然求知社。恰巧，达尔问也在做一项关于“灰霾天，你的孩子还在上室外体育课吗？”的调查。发起这项活动起因于一位家长对孩子在灰霾天进行室外活动的担心。2011年12月，雾锁北京。连续几天的灰霾天气，让父亲于平越发担心儿子的呼吸健康。早上送儿子到幼儿园后，于平去找了幼儿园园长，向她提出建议：在雾霾的污染天气里，停止孩子的室外活动。园长表示理解，但很为难，她说，幼儿园每天的户外活动，教育局要考核、抽查，不达标就会挨批。于平听后，万分惊讶。他开始给教委打电话，并在微博上呼吁：“谁来呵护孩子娇嫩的肺？”
　　一个学期过去了，达尔问的工作人员向北京市200多所幼儿园、中小学发起电话调查。得到的25所学校的有效答复中，表示收到教委通知的有6所学校，而针对“如何判断灰霾”这一项，所有学校的答复均是“靠肉眼”或“不关注”。甚至有的学校给出的答复是：“污染天不会停上体育课。”
　　在跟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的交流中，武健发现，自测空气的便携式仪器受空气湿度的影响很大，便携式设备需要专门携带采集数据，而学校里没有能力找到专人负责。他又到东城区环保局咨询，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要想配置一台专业的PM2.5监测设备，需要50万元。学校是拿不出这笔钱的。
　　就算学校有钱买这台机器，可仍然有那个大难题在等着——空气污染指数和PM2.5指数到多少，学校有权让学生们停止室外活动？
　　下发通知的东城区教委体育卫生科负责人罗晓辉说：“当初下发这个通知只是善意的提醒。重污染天气指的是沙尘天气，没有细化到PM2.5。就像老百姓过日子，看天气不好就别出来了。”至于怎么执行，“别说教委没有文件，市里没有文件，国家也没有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