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被犹太人影响的城市:为什么犹太人那么聪明

　　上海能够从一个传统社会的商业城镇起步，发展成为多功能的近代化城市，最重要的动因，就是房地产业，以及作为城市功能重要完善手段的公用事业，而恰恰是在这两点上，上海犹太商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上海崛起的推手
　　1842年6月17日，第一次**战争期间，英军攻入上海，逗留了一个星期。此间，曾派一队海军沿黄浦江而上察看形势，直到苏州附近。其中有一位名叫高尔顿的英籍犹太人军官，认为上海是个好地方，于是决定返回印度后召集一些精明能干的犹太人去上海。他或许是近代第一个到达上海的犹太人。
　　3年后，随着上海开埠，英籍犹太人大卫·沙逊和一批英国商人一道，从印度孟买来到了上海，开设了近代上海大名鼎鼎的沙逊洋行，这是上海的第一家犹太商号，从沙逊开始，大批犹太人——主要是英籍犹太人络绎而来。
　　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原先生活在中东巴格达地区、后来移居印度的塞法迪犹太商贾，来上海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在这崭新而几乎未有人涉足的冒险家乐园中淘金，而不是如后来自东北南下的俄籍犹太人，以及1940年代为躲避**屠杀而从欧洲来的犹太人那样，因集体逃难而选择到上海定居。他们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商人群体。
　　沙逊等英籍犹太人，最初几乎都选择从事**贸易这种利市百倍的生意，这并不光彩。不过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的，这正是“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中国市场的正常贸易的补充，没有**走私，西方商人就没有资金购买中国的丝茶出口，合法的正常的贸易就无法开展。”
　　此间，上海著名的犹太商人如沙逊家族、哈同家族、埃兹拉家族、嘉道理家族等等，无不是通过进出口贸易发家，并且在早期上海的对外贸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推动近代上海经济启动的不自觉的工具。
　　被他们改变的城市格局
　　到20世纪初，绝大多数犹太商人都已经把经营重点转向了房地产业，并获得了巨大成功。此间，沙逊家族大量购置地产，进行房地产投资，经过44年的苦心经营，到1922年，拥有上海的占地约300亩的29处地产，投入资金白银200万两，而产业估价达到1300万两。
　　此后，上海城市发展逐渐现代化，市中心土地资源日趋紧张，沙逊将房地产经营的重点转向高层建筑，因为高层林立的地段往往市场繁荣，地价自然相应增长；兼之上海土地税又只是按土地面积估价征收，并不涉及楼层高低，建筑越高利润自然也相应增高。民国时期，上海1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有28幢，其中6幢属于沙逊洋行。
　　不仅如此，沙逊洋行经营范围涉及房地产、纺织、食品、交通、金融等13个行业，几乎涵盖了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上海乃至当时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都有着极大的影响。以至国外一位经济学家曾说：没有沙逊就不能理解上海。
　　聚而兴之
　　即便是普通犹太人，其独特的生活和经营方式，也在强力而缓慢地渗透进这个城市。善于经商的犹太人，每到一地，总会在其所住区域周围开设商店，并渐成市面。
　　南京路、淮海路、虹口提篮桥，这些犹太人居住较为集中的地方，后来都成了繁华的商业中心。自东北南下的俄国犹太人到来后，在法租界沿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带开设了许多饭店、酒吧、服装店、面包房，从1920年代起，霞飞路便逐步发展成了仅次于南京路的上海第二条现代繁华大街，堪称上海的时尚之源。
　　这条长约4公里的商业大街，名店林立、名品荟萃，其中不少是俄侨老店，或是法租界同业之最，他们以欧洲样式的商业布局，展示着几乎与欧美发达城市同步的高档生活消费品，尤以西餐、西点、西服和日用百货最具特色。
　　468号是著名的马尔济尼亚女帽店，店主人是俄籍犹太人阿依达·拉宾诺维奇夫人。她更为人知的成就，是在霞飞路拉都路口(今襄阳南路)开设的一家专营儿童用品的商店，并以儿童剧中不肯长大的孩子彼得潘命名，深受孩子们的喜欢，是当时上海有名的儿童用品商店。
　　霞飞路829-831号，是欧罗巴皮鞋公司，业主也是一名俄籍犹太人，名叫图钦斯基；再往前，850号就是百灵洋行，也称巴拉诺夫百货商店，经销棉纺织品、服饰杂货、男女成衣及床上用品，是法租界最大的俄侨百货商店；离此不远，895号则是另一位俄籍犹太人格利高里·克列巴诺夫开设的著名中高档皮货商店——第一西比利亚皮货店的分店。
　　那些商店，有的至今仍在营业，尽管已经易主，名号也辗转更换。1935年，意籍犹太人路易·罗威在法租界霞飞路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口，开设了一家以法式西菜为主，配以意大利式西餐的罗威饭店，这是上海滩最早的法式西菜馆。二战结束后，由于原址无法收回，于是饭店迁至亚尔培路莆石路(长乐路)口，改名喜乐意。这就是后来名声鹊起的“红房子”西菜馆的前身。
　　犹太精髓
　　世界上有很多人说犹太人像中国人，或者是中国人像犹太人。
　　作为与犹太人接触时间最长、打交道最深的上海人，其实对犹太人抱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既同情其离乱苦难的经历，又羡慕其统治世界的财富；既蔑视其斤斤计较的做人风格，又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这种风格的熏陶。
　　1949年后，绝大多数上海犹太人最终选择了离去，但犹太精髓已然留给了上海人。无疑，这是比撬动城市格局改变更为深远的影响。
　　在上海人看来，精明的处世风格，是上海人学到的最为鲜明的犹太精髓。
　　具有生意头脑的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后，当他们租好房子，发现上海人家是几户合用一个大电表时，就马上安装一个小电表单独计电费，决不与别人混用。
　　目睹犹太人做生意时把100元的商品标为99.99元，脑中留有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犹太人夏洛克在法庭上要求割人肉抵债的印象，加上英文单词中的犹太人Jew含有守财奴、奸商的贬义，上海人后来便将处世经商滴水不漏、他人休想占到便宜的人，称作“犹太门槛”“老犹太”。
　　后来上海人说某个上海人像“犹太人一样”，即暗指此人特别精明、小气，明算账，不肯吃亏。
　　犹太人受犹太教的影响，视契约为人与上帝的约定，信守不背。而上海人做生意，谈判阶段斤斤计较；但自诩一旦签下合同，就会不折不扣地履行，这也正是来自履行合同、遵守法律的犹太精髓。
　　精致的生活方式，则是上海人学到的又一犹太精髓。那些避难到上海的欧洲犹太人，尽管带来的资产不多，但仍保持着卫生健康习惯，天天洗澡，把小孩放在阳台上晒日光浴，空闲时到“小维也纳”的咖啡馆里坐一坐，交流各自的信息。
　　此外，这些犹太人在最困难时也不忘讲究生活品位。上海人自然也是跟着风气之先，比较讲究情调。哪怕在住房最为困难的时期，上海人“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能耐也是赫赫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