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中央悬案办 建国初期中央高层的“食品特供”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办公厅、公安部为了保证党中央领导人在饮食上的安全与健康，决定配合玉泉山规划改造，在附近建立了一个规模适度，以奶制品、鲜蛋、蔬菜等为主的小型农场，即“香山农场”。这开启了新中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
　　先搞“土”的，以后再搞“洋”的
　　早在1950年2月14日，中国和苏联签订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中南海多了两位苏联客人。他们的正式身份是警卫和卫生专家，主要搞医疗保健与食品营养研究。香山农场初建时，一些专家对产品、规模、保鲜、消毒、化验、防疫各方面都提出不少建议。如：场地要大，物种要多，粮食、蔬菜、肉类、奶制品、水果要有专业生产区，办公区要独立，并且要有相应科研加工设备，牲畜用房要敞亮通风、讲究卫生、便于清扫。此外，还要有大小不等的硬质道路、完善的灌溉排水系统、绿化隔离带或围墙等等。
　　洋专家的设想蓝图，是地地道道的苏联规范化模式，非常现代，而且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不过对当时经济落后的中国而言，实在是太超前了。中央绝不会在自己吃的问题上花大钱，也不会轻易搞一个设施齐全、技术先进的现代化农场。
　　1974年10月，原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回忆当年参与筹办香山农场：“那时大家刚从小农经济环境里过来，对办什么新式农场毫无经验。最大的愿望就是养猪炖肉、种粮吃饭。对苏联专家的那一套，从来没有听说过，真是‘新媳妇上轿——头一遭’。”
　　香山农场筹办小组很快接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传达的毛主席意见：人家想搞一流的模范农场，说明他们有学问、有知识，心是好的。但好心不一定就能办成好事。苏联工业发达，地方大、人口少、好办事，我们比不了。现在弄吃的，也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先搞“土”的，以后有条件，再搞“洋”的。
　　在北京市和香山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个以荒地、土墩为主体，近600亩的农场就这样迅速上马了。一张存留至今的“香山农场区划图”，生动地告诉我们当时各类作物区面积和房舍、道路、深井及粪场的方位。如：种青贮玉米260亩；青割玉米15亩；打籽玉米10亩；白薯110亩；燕麦、大麦、冬小麦50亩；苜蓿80亩、苏丹草10亩；蔬菜40余亩等。
　　专供副总理以上领导
　　时间不长，香山农场基本建成，归中央警卫局管理。产品由局属供应科收购，并专供副总理以上和部分老中央委员。
　　在供给制年代，首长没有工资，大多在中南海西楼总特灶就餐。少数愿在自己家里吃的，由公务员打回去，菜肴变化不大。总体上是农场提供什么，就做什么。除了保证“五大书记”的需要外，其他首长只能按照“先来后到”，多则多给、少则少供等办法来解决。
　　进入薪给制年代，各家有了自己的厨房和公派厨师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夫人们为了有计划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农产品。农场领导想方设法加强田间管理，减少损失，并严把产品质量关，做到多产多销。
　　后来，朱德的秘书通知警卫局：总司令说，农场的同志工作时间长，文娱活动少，建议由局服务科每月1～2次去农场放映专场电影，影片租费由首长开支。周恩来也派他的护士，到农场一边参加劳动生产，一边传授外伤处理常识。还有的首长夫人，更乐意一有机会就带着孩子去空气新鲜的农场散步踏青。中央机关干部每年须在香山农场劳动20天
　　赶上农忙时候，香山农场单凭40余名在编人员，很难完成任务。警卫局就从其他科室抽调干部前去支援。这种做法非常管用，没有影响机关正常工作，也解决了生产中劳动力的紧急需要，还能拉近同单位不同部门，特别是机关干部与农场工人之间的距离。
　　一次，颐年堂会议上谈到干部问题时，刘少奇、陈云指出：目前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许多干部，特别是年纪轻的，几乎都是“三门出身”(即家门、学校门、机关门)，走的是一条由父母、政府安排的人生道路，不用自己操心就变成了公职人员而且是终身的。舒服倒是舒服，可经不起风吹雨打，容易摔跟斗。警卫局组织干部轮流到农场进行劳动锻炼倒是个好办法，要坚持下去，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毛泽东表示同意：“在延安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成绩很大。全国胜利后，当官的多了，官气也来了，这就搓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克服官气，才能平息群众的怨气!现在应当从中央机关做起，凡是‘三门干部’都要有计划地分期分批下去，在劳动生产第一线补上这一课。”
　　时隔不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中南海居仁堂专门开了厅务会，研究布置干部参加劳动生产的问题及为了便于考核、检查，特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劳动生产办公室名义，印刷了《劳动记工本》，人手一册，内有姓名、日期、劳动项目、劳动时间、记时人签名等详细栏目。当时原则规定，每人每年必须要有20天时间，到农场参加劳动生产。
　　为毛主席特供反季节蔬菜瓜果
　　当临时需要的劳动力问题解决后，香山农场的规模便日渐扩大了。向南，与居山农场果园相连；向东，水稻田几乎发展到玉泉山疗养区的大门口。生猪也养多了，还盖了一些搞试验田用的半地下菜房。至1956年后，国内安全形式已大为好转，北京市在商品收购、供应、藏储、管理等方面，已积累了不少成熟经验。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除稻田和人员外，农场全部归北京市统一管理，自主经营。为了不影响生产和供应，警卫局事先还专门从部队挑选20余名战士，转业到农场熟悉情况，协助相关部门进行交接。尔后，中南海首长各家和总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农场提供。
　　之后，在原有香山农场的基础上，以部队同志为主，组建了一个常年生产班子，大家习惯叫它“玉泉山农场”。新农场除了种稻子外，还在沙土高墩上种栽“甜心白薯”，一年下来也能获得三至五千斤。
　　玉泉山管理处的同志，利用绿化改造机会，开垦了不少山坡荒地，栽种果树，算是农场副业。到了收摘季节，果品分为一、二、三级。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市场价每斤两角五分；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每斤一角五分；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孩子)，每斤一角左右。
　　农场能提供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警卫局领导根据玉泉山独特的住地环境，开始着重研究毛主席等少数首长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
　　有一年初夏刚至，天气较热，毛主席提出要吃桔子，然而时间不对，老的没有，新的要等到9月才能上市。报告上去，不知什么原因，毛主席火了，说：“现在正是摘桔子的时候，怎么会没有?我要吃，叫他们去办。”结果还是没有鲜桔子，只好用罐头产品替代，毛主席自然很不高兴。
　　此事提醒我们：人老了，有时候说话任性，是难免的。但对领袖人物，工作人员不敢多嘴或顶撞，只能想尽法子，尽量满足要求。玉泉山农场的同志专为毛主席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等。
　　对于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方法，有人解释为“专供中的特供”。有的则戏称：“我们种的是党中央一块小小的自留地。”
　　(摘自《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