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缘情》说_诗缘情说

　　摘要：“诗缘情”说是对先秦“诗言志”的继承和发展, 不同历史时期对“情”的侧重不尽相同,在对“诗缘情”说的探究中人们对诗歌的美学特质认识逐渐深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古代文论诗歌本体论的发展。
　　关键词：诗缘情 历史演进
　　抒情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流，情感本体论是中国古典诗学中的重要论题。在中国古典诗学中，对诗的情感本体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先秦到南朝，诗歌本体论丛“诗言志”发展为“诗缘情”，情感本体论才得以最终确立。“诗缘情”是从各种文体的比较中得出的诗学观点，但其意义却远远超出了文体论的范畴，而道出了诗的本质。“诗言志”的观念是从对《诗经》的理解和阐释出发得出的对诗歌本质的见解，而“诗缘情”观念则立足于个体的诗歌创作。
　　“诗缘情”的历史演进
　　早在先秦，《尚书·尧典》最早提出“诗言志,歌永言, ……八音克谐,无相夺论,神人以和。”提出了“诗言志”的命题。先秦时期对“诗言志”的论述,其“志”的含义都是指思想、志向、怀抱。这是在我国古典文学发展早期，诗歌为主要的文字载体，加之当时的物质条件有限（印刷术、造纸术都没有出现），所以能够入诗的内容都是思想、怀抱，而情感少有出现。但值得提出的是在屈原时代，与“诗言志”相比照的“抒情”之说就已产生。如《楚辞·惜颂》中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这是最早提及诗歌“发愤抒情”的艺术功能，是对传统的“诗言志”的一次突破。
　　到了汉代，“言志”和“缘情”似乎更大程度上采取了调和态度。我国诗歌理论的第一篇专论《诗大序》揭起了“诗言志”说流变史上的序幕,对“言志”命题的诠释“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物之,足之蹈之也。”继承先秦儒家“诗言志”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认识, 在理论上有了新的发展,第一次情志并举,并把它们作为诗、乐、舞三者的核心。《诗大序》还指出诗是“吟咏性情”, 强调了“言志”的感情因素,但同时又强调诗歌应“发乎情,止乎礼”,把“情”统一在儒家的“志”之中,受礼义束缚。
　　自汉末以后，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儒家统治地位的动摇,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和人性自由的地位的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诗歌创作已经开始大胆地突破儒家“言志”的束缚,真切、自然地抒发一己之情。此时的缘情诗由三曹开创，建安诗歌继承了《古诗十九首》的事情传统，运用新起的五言形式，从乐府民歌中吸取营养，反映现实，抒写怀抱。三曹凭借其政治地位，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人，文学创作盛况空前。诗歌风格情文并茂，慷慨悲凉，被称作“建安风骨”。曹丕《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气”指每个作家的才性、气质，也包括情感，是个性化很强的作家的风格，倡导诗歌抒发个性化情感。
　　进入西晋以后，诗歌创作更加繁荣，诗人在先辈的成就上踵事增华，诗歌艺术日趋精美化。在诗学理论上，陆机《文赋》在艺术构思、文体分类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诗缘情而绮靡”一句被后人看作诗概括诗歌本质特征的命题，影响了其后中国古典诗学的进程。在随后的文学理论中，南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关于诗缘情的理论的论述“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刘勰这里所说的情之文，便是五情六性。齐梁时期的另一位文学理论家钟嵘却表现出了鲜明的“缘情”色彩。他在《诗品序》中指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歌理论一开始就建立在物感论的基础之上。然而,钟嵘的物感论是发展了的物感论,他所说的物中,含有了世情。钟嵘《诗品》专以五言诗为评论对象,并突破了四言为正的传统观念,肯定了五言诗体,称扬五言“最有滋味”。而钟嵘对五言诗的肯定,也主要是建立在“缘情”观念之上的。他认为,五言诗所以风靡一时,最有诗味,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能“穷情”,即能够完满地实现抒发人的情感的作用。
　　初唐时期, 齐梁遗风犹存, 香艳浮靡和空洞无物的“宫体”诗充斥文坛，陈子昂他要求诗歌要有“风骨”、“兴寄”要求情志融合,发扬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白居易继承了陈子昂的观点他还认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对“情”作了精辟论述,提出了新的见解。其中,“情”是诗之本又不是一般的感情,而是“系于政”的民情,这样把“情”的内涵具体化了。唐诗绝大多数都是抒情诗, 就是叙事诗也因情道志,杜甫《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白居易新乐府诗及《琵琶行》、《长恨歌》等或悲天悯人, 忧时伤乱, 或同病相怜、怀古悼今,无不出自一个“情”字。“唐诗主情”,已成为批评界的定论。可见“情”的内涵在唐代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更为丰富。
　　宋人“言理”,但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在说理的同时又增加了诗的趣味性。“山花落尽山长在,山水空流山自闲”( 王安石《游钟山》)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 苏轼《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题西林壁》)，这些诗在说理的同时，介入诗人主体情感，使诗歌的充满理趣。
　　到了明清时代,“缘情”说发展到了高潮。明代如李贽“童心”说、公安派的“独抒性灵”、谢榛的“情景论”、汤显祖的重情论, 至袁枚“性灵”说。钱谦益他还将“志”、“气”、“情”并提,特别强调“志盈于情”。清代另一位诗论家叶燮认为诗离不开感情,是发愤之作,必须有所感而发,同时,对诗之“志”的理解是“才”、“识”、“胆”、“力”的载体。一直到晚清的龚自珍“尊情”、王韬“述情”论等, 强调表现情感的理论主张, 都可以视为中国诗论史上“诗缘情”的一股生生不息的诗学浪潮
　　纵观对“诗缘情”的论述, 由文人情感在政教的束缚之下,为封建礼义所束缚到不断修正补充, 深入地认识诗歌的本质特征,“缘情”的发展演进过程实际上也是诗歌的文学本位回归的过程,人的丰富的情感得以在文学创作中毫无约束地抒发。对古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深刻和积极的影响。
　　作者简介：史静蓉（1988—），女，山西晋中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新闻与传播硕1096 班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