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不要急于去成为主流】 如懿传李玉

　　新片《二次曝光》做后期的时候，负责配乐的英国同事跟导演李玉讲了一件事：前段时间，他在街头跟人打了一架。事后，这位英国作曲家非常恐慌，因为他清楚地记得，自己从17岁以后就再没跟人打过架。猝不及防发生的这起冲突，让他意识到问题有些严重：我怎么有了暴力倾向?这一切从哪儿来的?是我的生活出了问题，还是我自己?很快，他找到了心理医生，第一时间开始了自己的治疗。
　　无独有偶，影片筹备期间发生的另一件事在李玉心头，却又是一番滋味。剧组同事联系拍摄所需的医院，碰巧遇到了自己的熟人。等在心理医生门外候诊区的朋友十分紧张，不停地解释，反复强调“我已经康复只是过来拿点药”。
　　“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没有看心理医生的习惯。但在欧美，这非常平常。”东西方面对心理建设的不同态度，令李玉十分感慨。“大家也是在‘走饭’离开之后，才知道了她。大量的案例和现状，说明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怎么疏导。今天的中国大家都只关心如何成为比尔·盖茨，如何让自己从外部看起来没有缺憾。这就是为什么杜拉拉这样的故事会畅销，另一方面我们外在一个压力巨大的时代，身怀很深的挫败，却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
　　“拍《二次曝光》，就是想用一个极致的方式，探讨我们的心理问题。”李玉说。90后是在偿还父辈欠下的债
　　在上一部电影《观音山》拍摄期间，李玉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个报道：一个女孩来到公安局自首，声泪俱下地详细讲述自己亲手杀死哥哥的全部经过。警察立即赶到案发现场。在嫌犯指认的作案现场，一切如常，并无异样。警方随后走访女孩身边的朋友和同事才发现：她根本没有哥哥，一切都是她的幻觉。
　　进一步走访之后，警方得知：女孩从小失去父母。因为相貌漂亮，经常遭到异性骚扰。她内心一直特别希望有个哥哥，能够保护自己。于是，“哥哥”便在幻觉里产生，并且进入了她的日常生活。直到有一天，她意识到“哥哥不在了”。“为什么不在?因为我亲手杀死了他。”
　　“人的心理是一个非常神秘的领域，甚至是现代医学都只能有限深入的黑洞。”李玉说，“我大概是3年前看到这个报道，从那以后就一直难以忘记。”
　　出道至今，当代中国人的爱与痛一直是李玉持续不断讲述的电影主题。她把这个故事讲给了自己的制片人方励。听过之后，年长她近二十岁的方励与她分享了自己在199。年代刚开始打拼时亲历的一些往事。那个时代是很多中国人挖第一桶金的起点，弄潮儿们来不及做多少准备活动，就一猛子扎进越来越汹涌的商品大潮，也埋下了一个民族心态悄然裂变的种子。《二次曝光》的故事就这样诞生了。
　　“我们经常在朋友的倾诉中会听到他们说‘我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实际上就是自我的迷失。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迷失得非常厉害。从90年代起，我们就开始迷失。所以今天的90后，实际上是在偿还父辈欠下的债。”
　　在《二次曝光》之前，李玉写过这样一个故事：3个不被父母和学校接纳的90后每天都在一起，一次上网时发现列车脱轨是一件举国震惊的大事，甚至连最高领导人都会亲自批示过问。为了让周遭真正“重视”自己一次，3个孩子相约出走，租下一处房子，并且偷着开出女房东的车，密谋实施让列车翻车脱轨的计划。
　　3人租房的那位中年女房东在丈夫离开、儿子突然车祸去世之后孤身一人，最大的心愿就是痛快一死从此解脱。意外听到孩子们的计划后，女房东死在了他们的车轮之下。她用自己的死，阻止了孩子们的行动。她留在家中的那封信，让3个泪流满面的孩子知道：原来我们已经脱轨很久了。
　　这个名为《脱轨》的故事在报送立项的时候，被主管部门枪毙。囿于审查尺度，李玉不得不对故事作了伤筋动骨的大幅修改，后来这部电影改名为《观音山》。
　　“我们老说要拍不一样的中国电影，在我心中，这就是不一样的中国电影。”李玉说，“尤其是现在，整个社会的底线还在降低，需要有人来扎一针。”
　　成长与创痛的基因
　　李玉的影像生涯始于电视台。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她在家乡山东济南的电视台找到了一份外人眼里十分体面的工作：新闻中心主播。但对于从青春期就沉迷于摇滚和哲学经典、文学名著的文艺青年来说，这份刻板教条的工作既不浪漫，也无美感。“人活着很大的一个乐趣，就是对未知世界的憧憬。但我在那里，差不多能看到自己80岁的样子……就这样播下去，然后做个小领导，副主任、主任，直到退休。”
　　一次打开电视，李玉看到一个片子，讲的是一位洗厕所的女环卫工人一天的工作。比起自己每天播报的那些大同小异的各级领导人活动，李玉觉得这个小片子“生动极了”。她记下了这个栏目和版块的名字：《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
　　那是199。年代中后期，也是中国电视纪录片佳作频出的黄金时代的尾声。找到《东方时空》制片人陈虻的联系方式后，李玉鼓起勇气给他打了电话。“我们不是什么人都收，你先拍个寄过来看看吧。”陈虻答复她。
　　第一次拍摄就在挑战中茫然无措地开始了。李玉将镜头对准了济南的一个地方剧团。那一年，全国都在学习一位名叫孔繁森的山东籍援藏干部，以他为名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团里也不例外。大小演员使出各种办法，就为了能够出演主角孔繁森。大势之下，一位丑角演员也不得不加入其中，努力为自己争取一次机会，他就是李玉这个片子的主人公。
　　后来，这部名为《丑角》的纪录片，成为李玉职业生涯的第一部影像作品。虽然有各种硬伤，但凭借它，李玉如愿以偿，加盟了《东方时空》。辞职的时候，台里有位领导刚刚生了一场大病，每天上万元的高额医疗费全部出自公费。挽留李玉时，台长一直在念叨这件事：你看你现在，有什么事我们都会管。去了北京，就是死了都没人知道。
　　“我就记得来北京那天，我真的是跳上的火车。”那一年，她不到24岁。
　　在后来的学者笔下，这段中国纪录片蓬勃发展的阶段被命名为“新纪录运动”。以康建宁、段锦川、蒋樾、吴文光、陈虻、陈晓卿、魏斌等一大批体制内外创作者构成的创作群，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用一批人文气息浓厚、至今依然经典的优秀作品，成为中国纪录片创作的中坚力量，缔造和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影像风潮。《生活空间》那句由王刚配音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直到今天，依然让很多人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