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表文章赚稿费【稿费】

　　“文革”前，稿费是不好随便拿的——虽然那时确有稿费制度，而且是官方定下的。谁要是发表点文章，有了点稿费，各种议论便会纷沓而至：　　——“不专心工作”。这是最轻的一种。逻辑是这样的：他要写文章，自然心思就不会放在工作上。你看，我们白天做工作，夜里想工作，就这样，还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生怕达不到领导的要求，哪里还会有心思去写文章！
　　——“风头主义”。文章谁不会写！就他臭显摆。这种人就是要出风头，不愿做无名英雄，不愿做默默无闻、勤勤恳恳的老黄牛。
　　——“名利思想作怪”。为什么不把心思放在工作上，要去写文章？还不是因为文章发表，有名有利。名利当头，个人主义膨胀。个人主义膨胀，势必同组织离心离德，发展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精神贵族”。这个说法出现较晚，大致在同苏共论战期间，是指那些生活条件优裕的文化名流。因是名流，居住条件大多较好，再加除去工资之外还有稿酬收入，生活水准自然较高。在普通人眼中就成了“贵族”。现在，都把“贵族”当成高雅之士，喜欢给人冠以“最后的贵族”、“文化贵族”之类徽号，在当年，“精神贵族”却是当做“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入了另册的。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流传一句顺口溜：“穷则变，变则通，通则富，富则修。”这句话多少反映着当时的一种认识，即越穷越革命，富了就变修。人只有永远穷，才能保持革命的本色。
　　那时，中国从上到下都统一于最高方面的意见，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有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一旦发生，无产阶级就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起来革命，像俄国当初那样；有革命战争：或因殖民主义掠夺，或因国内阶级压迫太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就会起来革命，革命就是暴动，就是战争，像中国曾经做过的那样；有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恨之入骨，必须颠覆而后已，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做好反侵略的准备，一旦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无论哪种情况，战争都不可避免，所以“要准备打仗”，耗费了很多人力财力到处挖防空洞。这些“人防工程”，后来大多闲置、倾圮，有些还成了蚊子苍蝇之类毒虫的孳生地。
　　要打仗，越穷越没有负担。那时说：富了，坛坛罐罐多了，就不想革命，就怕打仗，就変“修”了。因此，穷是保证革命精神传递的要诀，而“富”则是修正主义的温床。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似乎成了一时风气。“三代贫农”“工人世家”还是说的家庭出身，说到现在，也是“穷光荣”，谁要穿着稍稍讲究，出手比较阔绰，就会被人侧目而视，当做“另类”。这究竟是真的坚信越穷越革命，还是为了掩盖经济上的失败，编造出来充作贫穷者的安慰剂，我一直不曾想得明白。因为当时的高层大多享受着一般人没有的豪华。
　　在那时的中国，谁富裕呢？
　　经历了“大跃进”的大破坏，“人民公社”非但没有体现 “一大二公”解放生产力的优越性，反而因其大锅饭的劳动分配制度，束缚并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每年到农村 “三夏”、“三秋”，看到农民依然家无长物。即便上海郊县农村，农民出工，也只把门带上，并不上锁。起初，惊异于农村治安的良好，以为大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之风。后来渐渐明白，即便有窃贼光顾，其实也没有什么值钱之物可偷。
　　工厂工人的收入，每个月也就那点工资，并无其他来源。有一段时候（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为了调动积极性，发过有限的奖金，不久又被指为“物质刺激”而取消了。
　　唯独知识分子，特别是名演员、名作家、名教授，既有社会地位，工资又较高，还有额外收入，便被划入资产阶级复辟的社会基础。
　　其实，当年工资最高的是宋庆龄，有500多元；毛泽东的工资是404.8元，等而下之，分作20多级，大学毕业生到机关，是22级（戏称22品文官），第一年在上海拿48元，北京少两元，是46元，因为有地区差。第二年转正，上海就拿60元，北京不记得是56元还是58元。如果是中专毕业，第一年不过30多元，转正后可拿40多元，不同地区也有几块钱差别。这些钱依当时的物价，勉强可以度日，但要想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就不能了。大学教授也同样分级，一级教授好像也是500元，等而下之，刚毕业的助教也是22级。
　　不同的是，教授、作家可以著书立说，那时的稿酬同当时的工资比例，比今天可要高多了。在报纸上发表一篇千字文，约有十五元稿费，名家不在此例。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长徐震，当过校共青团委书记，新闻系、中文系总支书记，常以丁艾、公今度等笔名在报章发表杂文，同我份属师生而情同朋友，一文发表便戏言 “一个礼拜小菜钿（小菜钿，沪语，即买菜所需的钱）有了”。一个青年助教如果一个月能写两三篇“豆腐干”，就相当于工资翻倍。如果有一部长篇小说出版，简直可谓骤富。至于有些戏曲名演员，当初工资改革时，没有按行政级别套改，收入就更高了。这样一来，就有了所谓“三名三高”，即名演员、名作家、名教授；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这“三名三高”就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如果年轻人也想成名成家，那就被当做“修正主义苗子”，也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证据。说不清楚的是各级领导干部不是也一样按照级别拿不同的工资吗？青年人中不是也有一心想当领导干部的吗？领导干部不是一样拿稿费吗？毛泽东的稿费大概全国第一，何以这部分人就不会成为复辟基础而是继续革命的动力呢？当年在大学，大凡文章写得多，稿费拿得多的青年教师，大多被看做另类。徐震虽是地下党员，资格不浅，但一到“文革”，首先被校党委抛出来的“党内走资派”便是他，其间当然也有“稿费惹的祸”。后来，“学术批判”盛行，参加批判叫做“投入战斗”，上面也鼓励成立写作组、写批判文章，但为了表现是为 “革命”而非为 “稿费”，写作组里往往谁拿到稿费就买书送给大家，或放在组里公用。若是装进自己口袋，好像就有点“不纯正”了。
　　到了“文革”，出书，写文章，都是“革命需要”，稿费在革命的名义下被废止了。但后来听说领导革命的人还是照拿不误的。那么，“革命”也还是只“革”了别人。就像当年反对“打砸抢”，但“革命的打砸抢”却又“好得很”了。
　　稿费取消后，报社大概觉得人家写了文章，总还要鼓励鼓励。物质刺激不行，就搞精神刺激。有的送《毛选》、送《语录》；有的送像章、送“毛主席去安源”的石膏像，也有的送《马恩列斯语录》、《鲁迅语录》，总之，都不算“物质”，而是“精神”。
　　不过这样的东西一送多，也就成了负担。那时，一家人有两间房就算阔绰，年轻如我辈，能有一间房间也很不错了。那些书籍还好办，可以摞起来，那些石膏像就很难办了。小小房间，放一床、一桌、一五屉柜就满了，可以堆放石膏像的面积有限，只能挤作一堆。但那都是“伟大领袖”啊，既不能丢弃，也难于送人，还要好生伺候。石膏不能水洗，落了灰会说你“不忠”，不小心跌破，更是“罪该万死”。幸好不久就离开大学到山沟沟里去了，告别城市，告别报刊，也告别了作为“物质刺激”的稿费和作为“精神刺激”的各种光辉著作与光辉形象，少了一大堆的麻烦。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事情每有循环往复的变化。近三十年出书、写文章，拿稿费，已成正常，作者们还为目前稿费太低引经据典，说什么人当年稿费可以买多少东西，什么人五十年代一部小说的稿费买了一座四合院，大有盛况难再的唏嘘。而当年把拿稿费当做“修正主义”，弄得作者胆战心惊，编者左右为难的景况，新进作家中，许多人或许已经不知道了吧。是为记。
　　（作者为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瞭望》周刊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沈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