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啦刺啦的声音【当声音刺向时间】
我们生活在一个注重纪念性年份的时代。今年也不例外。今年的纪念性指向邓小平—南巡20周年。 也许是时候议议“邓遗产”了。 2004年8月，新华社所发的大量关于小平百年诞辰的稿件中，颇有意味的是这样一篇：30年前，中国几乎所有出版物都要以“毛主席教导我们”开头，广播、电台、公开场合的演讲乃至老师讲课都大段大段地引用毛主席语录。结果是《毛泽东选集》成为迄今世界上发行量第二大的书籍，仅次于《圣经》。对此，人大教授杨惠琳评价说，如果一种语言对人的长期统治使人们的表达方式都趋于一致，使用的词汇也基本相同，“这样说话就没有了任何意义，不能代表任何思想”。从“毛主席说”到“我认为”，新华社稿件引用北京首家“当众说话”能力培训学校校长的看法，“当代中国最有名的敢于独立思考并直言不讳的人是邓小平”。
大多数中国人对小平“名言”都耳熟能详，从“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再到“发展就是硬道理”，“不争论”等等。
“不争论”正是“南巡”要义之一。邓有言：“不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显而易见，邓小平所开启的直率风格和实用主义哲学，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中国民众的深层心理（当然也必须意识到，这种实用理性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某些东西是暗合的）。这应该算是迄今还未得到充分讨论的“邓遗产”之一。
邓小平逝世次日，这个国家的图景最形象地勾勒出了这种影响。1997年2月20日，“在中国各地，人们在忙着赶去上班，个体商贩的叫卖声与公共汽车、自行车和轿车发出的刺耳声音混杂在一起，此起彼伏。人们每天都在为实现繁荣富裕而满腔热情地忙碌着，很多中国人并未表达出对邓小平的感激之情……然而，正是中国人表面上的无动于衷显示出了邓小平的遗产给这个有着12亿人口的国家留下了怎样深刻的印记。”这是《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Kathy Chen当年的观察。
“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中国民众戴上了黑色袖章，哀悼了数日，部分原因是这是政府要求的，但主要还是因为悲痛、恐惧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而邓小平去世后的次日，很少有人中断日常工作，花太多时间纪念邓小平。为之泪下的则更少。这是因为，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认为有太多其他事情要做。”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华尔街日报》这篇旧文中，后来相当不光彩的一个名字，作为邓小平逝世次日官员平静的代表而出现：外经贸部的办公室里，郭京毅在办公桌前坐下来，开始审阅一些外国投资方案……郭京毅说，什么都不会受到影响，我们像往常一样工作，我们非常忙。
事实上，在2010年，作为商务部条法司前巡视员的郭京毅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一个忙碌的中国。一个没时间争论，当然也没时间哀悼的中国。《华尔街日报》记者对中国留下这样的印象：“多数中国人似乎更关心赚钱而没有表现出悲伤。”
在实用主义的催化下，这个国家似乎一直忙碌。去年“7·23”动车事故之后，一条微博广为流传：“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
细加考量，飞奔的，难道不是人民自己？
至于灵魂、道德、良知，按照经验主义，这些东西可以来自作为传统的公序良俗。但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历经革命、运动的中国，传统已断裂或消隐。如果要重构灵魂、道德、良知，在实用理性主义之外，基于价值理性主义的辨析—或者干脆就是讨论、争论—必不可少。
或许我们不该忘了，以改革开放为底色的当代中国还有另一件法器，“解放思想”。当年，不囿于意识形态争论，争取时间干实事，这是解放思想—光争论，无法解放。然而“不争论”一旦成为最高准则，其对理论及思想活力的压制断不可小觑—不争论，何来解放？
“不争论”作为改革拓荒的武器，简洁有力。但当打破桎梏的武器本身被塑造成一种桎梏后，又由于“不争论”而无法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便形成了某种循环论证的逻辑穷途。
实际上，“不争论”并不是问题，正如“争论”不是问题一样。问题在于，一个国家探寻自身命运的尝试被固化为单向度。本来，这应该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我们可以从孔子那里借鉴古老的智慧：执两而用中。
作为“不争论”被固化的后遗症之一，那种放弃理论辨析和理论选择的实用主义，已经在当下中国形成一种局面。长期观察中国问题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最近撰文称：“中国还不存在能够解释自己、和自己的实践紧密相关、并能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或者知识体系。有关方面不仅自己没有能力来创造这种知识体系，而且也限制民间来担当这个责任。……很显然，尽管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巨大转型，但思想和知识体系一片空白。”
郑永年接着分析了这一局面的恶果：“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社会群体，对中国本身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感。更进一步，外在世界对中国的意识更糟糕。人们只看到中国在崛起，影响在增加……但他们看不到中国崛起的方向和意义。于是，人们感觉到恐惧，各种‘中国威胁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从内外需求来看，中国迫切需要建立负责的知识体系，解释和说明中国的现实，指导中国的实践，并且也能‘出口’到外国，以中国‘软力量’的身份，出现在国际思想和知识市场上。”
这并不是被单向度所蹉跎的历史唯一一次。本人对帝制中国末期尤其是20世纪早期孔子和耶稣之间相互缠绕的话语关系进行过研究，“中西圣人并立”的局面表明，“五四”时期的知识结构在文明间性的基础上曾经达到过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如果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历史或许会开敞出更多的可能性。但这种脆弱的平衡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很快被打破，中国也由此走上了文化绝对主义的单向激进道路。前述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次革命、运动，即源自这种激进主义传统。
正像研究现代思想史就有必要回到“五四”的起点一样，我们反思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面貌，也有必要回到“不争论、争取时间干”与“理论、思想和知识体系”的分野之初。这样，或可重新捡拾更丰沛的历史可能性。
纪念小平百年诞辰时，我曾写过一段话。8年后来看，似仍未过时—
巧合的是，邓小平的百年诞辰是在“猴年”的“马月”，而在他的家乡话里，“猴年马月”指的是遥遥无期。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把中国从“猴年马月”的空想拉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的这套实用主义哲学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然而摆脱了“猴年马月”的中国社会，似乎又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此时此刻”的泛功利化甚至泛庸俗化困境。对此的回应，不会等到“猴年马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