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减震器 [中国模式的风险和四个减震器]

2011年，西方对中国做出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动荡等形形色色的预测。看空中国的意见几乎成了主流。这些预测包括银行危机、地方政府的信用危机、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政治和社会动荡以及经济硬着陆等。

2001年因为卖空安然而成名的吉姆?查诺斯，宣称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比迪拜严重1000倍以上”。他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与欧债危机相仿，如果不是更糟的话。”努里埃尔?鲁比尼指出，因为现在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50％，中国将有“一个巨大的银行系统不良贷款问题和大量产能过剩导致的经济硬着陆。”同样，索罗斯认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经历一个泡沫，有一些迹象表明中国正在“失去控制”。克鲁格曼更是把他最近的一篇纽约时报专栏文章命名为“中国玩完了吗”（Will China Break?）。

这些预测忽视了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的经济基本面；第二，中国治理模式的系统性优势；第三，几个减震器给中国模式带来的韧性。

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核心是需求的持续扩张。而反观发达经济体，很难发现类似的经济增长点。在今后的20年里，中国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有可能将五亿人口从农村搬到城市，每年带来1万亿美元的新消费需求。中国城市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虽然在过去30年里大大提高了，但离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差得很远，因而存在大量的额外需求空间。比如，中国私家车保有量预计在未来十年会再翻两翻，到2020年将达到约两亿辆。中国用“走出去”战略推动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提高中国的能源安全并给技术创新提供了一个额外平台。需求的持续扩张将导致投资继续享有可观的边际回报率。

应对经济下行风险的第二个因素是中国独特的治理模式，我在上篇专栏《“中国模式”的四个系统优势》中有所提及。中国的治理特点是国家能力、内部问责和反馈机制、政策试验和长期的决策视野。这四个特点，使北京方面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适应能力”正是中国模式的关键词。中国模式的基本假设是解决问题时并没有现成的答案，摸着石头过河。国家通过计划、干预、反馈回路、问责机制和局部试验去寻找解决方案。而一个长期的决策视野，为这个寻找和适应的过程提供了空间。

第三，看空中国的意见还忽略了几个“减震器”的存在。这些缓冲机制并不一定是中国模式所固有的，也不见得会长期存在，但它们现阶段在降低中国发展的风险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个减震器是家庭关系带来的经济韧性。在中国传统社会，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关联是家庭结构的固有组成部分。比如在唐清两代之间，家庭的经济安排得到法律强有力的保护，父母在世时子女分家被认为是一种犯罪行为。在隋朝，如果孝顺的子女给父母足够的经济支持，税法提供免税待遇。随着现代中国脱离农业社会，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元的地位已逐渐减弱。然而，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的家庭仍然是一种强有力的多功能社会安排。亲人的支持，包括大家庭成员之间的支持，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社会安全体系。

第二个减震器是大部分中国人对稳定的支持。在20世纪，中国经历了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包括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之后的国内军阀混战、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内战，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和随后的文革政治运动。毛泽东时代后的共产党人决意避免此类事件，维护社会稳定。一般民众支持这项政策，并因此倾向于保持现状。这种心态有助于降低在经济和政治冲击下的社会波动。

第三个减震器简单来说就是政府有钱。国家由于历史上和结构上的原因积累了大量财政资源，这与今天发达国家的财政困境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政府获得这些资源自然是因为国有经济的独特安排和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中国政府不仅像其他典型的政府一样收税，它还从国有企业和土地所有权中获得收益。政府2011年的卖地收入达4000亿美元左右。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国内投资机构中央汇金公司拥有四家最大的商业银行37％-68％的股权。2010年，汇金仅从这四家银行获得的股息收入就达138亿美元。财政实力使政府处理经济问题时（从商业银行的坏账到温州信贷危机，再到对住房价格的影响）游刃有余。用钱解决问题，是中国政府对付冲击简单而有效的办法。

最后，超过60年的集权统治的一个重要副产品就是强有力的政治基础设施。中国共产党拥有八千万党员，不仅政府部门有党组织，连很多外资企业都有党支部。此外，居委会是这个政治基础设施的最基层部分，这些“奥威尔式”的居委会为确保政府政策的执行发挥各种功能。中国政府充分利用其政治基础设施的覆盖面去达到实用的政策目标，包括维护稳定和缓冲经济风险。

尽管有这些减震器的存在，几乎可以肯定的说，中国在2012年及以后将继续面临很大的挑战，任何人都不能排除系统性风险的可能。虽然很难预测这种冲击的确切形式和时机，但我认为最严重的冲击最有可能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国内说起，中国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的根源是一个严重的“信任赤字”。今天的中国社会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或精神信仰，很多社会关系是短期行为和交易性的。公众不信任政府的宣传、不同级别的政府互不信任、人们不信任商家和产品、家庭价值日趋薄弱。在商务关系中，由于各方之间缺乏信任，并且也缺乏对法律和监管框架的信任，业务往来必须支付高昂的交易成本。腐败行为进一步削弱了任何其他层面的信任。“信任赤字”不是个一夜之间就能被解决的问题，进一步考虑到一个非民主政府的脆弱性，中国的“信任赤字”可能导致局部的问题发展成全国性的冲击。

再从国际关系来看，中国模式的影响是跨国界的。这种模式在中国看来行得通，但是在一个更加相互关联的全球化世界，它还行得通吗？这种模式和其他模式的冲突会给中国甚至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例如,中国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相互协调，可以被认为对国外竞争对手是不公平的。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地缘政治紧张可能会加剧国内的风险。

笔者在去年达沃斯晚餐会上的发言里问了一个相关的问题：在21世纪，国家之间的边界是多样化的，国家之间在贸易、投资、移民、信息、技术、安全，甚至心态等各方面的“边界”有不同的定义。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多重边界的全球化时代，中国模式还行得通吗? 如果有一天减震器都用完了，这个模式是能降低风险还是会让风险愈演愈烈？

（作者凯闻是世界银行集团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 亚太局局长，华盛顿国际金融研究所（IIF）新兴市场顾问委员会委员。本专栏旨在关注与新兴市场和中国最为相关的国际财经政策问题, 并在新兴市场日益强大的背景下对西方政治经济体系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发表评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