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巴元是什么人

　　“整个关中，我个人感觉笼罩着一种没落感，因为它是经历十三朝过来的，这块地如果有灵，它是见过这些兴衰的。这也铸就了陕西人的性格。那些民间艺人所演绎的老腔、民乐，还在记载着当年的神韵，像电影里面用到的《将令》，那是讲披挂上阵要打仗的那一套，男儿要挂剑、骑马、穿甲，英雄情结豪迈。在他们的表演中能感受到当年秦国的那种骁勇。这个东西到了现在也只能自娱自乐，但他们在那个意境里扮演英雄的时候，你能理解之前的文明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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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笔者对面的***导演，是个留着小胡子、身材略微发福的西北汉子，但眉眼间依然能辨年轻时的英俊。他最初从事的电影行当其实是演员，而且还干得不错，但年少时确立的导演梦从未改变。十七八岁的他是延安歌舞团一名跳舞的青年，青年有机会去了欧洲，他在四处游历中爱上了一个名叫珍妮的法国姑娘。他们一起看一部名叫《老枪》的电影并愉快地长聊，在美好的阳光下，他第一次产生了拍电影的欲望，并且要拍中国人的故事。“你越走出去，越是看到不同的人和事，回头再看自己会更清楚，我觉得我们没什么可选择的了，我们就是我们自己。”
　　他放弃了里昂电影学院的机会，凭借自己的舞台表演功底，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后他分到了西安电影制片厂，除了偶尔在一两部电影中客串，剩下的时间全都用在了写剧本上。从1989年创作第一个剧本，直到十年以后的1999年，他才完成自己的导演处女作《月蚀》。这部电影以极端的表现主义形式讲述了“双生花”气质的故事，斩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国际评委大奖，但独特的电影语言和叙事手法，令国内评论界一度失语，直至十年后，他已手捧柏林的金、银两座小熊，他的作品重映，影片才收获了更多反响。
　　他被归入第六代导演的序列，在这个群体中，他又属于大器晚成的那一个。从根上来说，第六代电影人第一次感受到电影的荣光，还是来源于第五代早年的耀目成就，第六代带着超越的焦虑，走上了个体发声和民间书写的电影之路，成长为另一道风景。***看重自己第六代的身份，同时保持着自己电影的独特格局。从《月蚀》的形式张力，到《惊蛰》的质朴纪实，再到《图雅的婚事》、《纺织姑娘》、《团圆》的情节剧式，他摸索到了自己的电影路径：在纪实的空间里表达戏剧的张力。经过多年的电影历练，他养成了完整的电影观，练就了好的手艺，所以，当他与《白鹿原》的缘分到来，他当仁不让。
　　未来敞亮了起来
　　2007年中国农历除夕，***收到了最珍贵的新年礼物，他凭借第三部故事长片《图雅的婚事》，将第57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收入囊中。他把女主角余男拉在身旁，接受闪光灯的洗礼。那一刻的***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兴奋，他觉得未来敞亮了起来，有些未完成的事，或许真的可以去做了。
　　《白鹿原》是他的一个心结。这是一部讲述动荡岁月里人性激荡的群像式巨著，一部中国长篇小说最高荣誉“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一座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诞生二十年来热度不减，中国几代电影人包括吴天明、张艺谋、陈凯歌，都曾想把之搬上大银幕，然而，由于作品本身的高度和难度，包括它的大胆性描写所引发的争议性，这个计划屡次搁浅。
　　“中国电影对《白鹿原》的这个事情，是屡上屡败，屡败屡上。”2004年，通过编剧芦苇的推荐，西影厂找到了***做该片的导演。2005年，经过多次修改的剧本通过了电影局的剧本审查，可以立项开拍了。可就在这时候，西影厂没钱了。
　　先是由于资金问题，后是由于创作理念上与制片方的分歧，《白鹿原》的拍摄计划几度中止。在一个采访中，***透露其中缘由：“我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商业大片去炒作，而是用严谨的态度去对待，反对把港台演员，日韩的偶像明星放进去。我必须要坚守一些东西，否则不做也罢。” 当时的***影响力还没那么大，要说服制片方，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2010年，当《白鹿原》的导演权再次交到***手上，他已经完成了五部作品，两次擒熊，成为第六代导演的又一面旗帜。虽然他还是***，但是别人对他的看法改变了。时光回到他手捧金熊的那个夜晚，他满怀喜悦，因为他知道，满心满意地准备了这么多年的电影，以后终于可以痛快地拍下去了。
　　***的电影理念随着也有了一些变化。他希望从小众中走出来，走向大众，躲在“个人表达”的保护伞下看似坚持了个性，其实，要做《教父》那样有扎实、饱满戏剧功力的大电影，才最考验导演的“活儿”好不好。获得国际大奖，他最终的目的是看到这样的动人情景：在黑的影院里，来自银幕的光束在每一个观众的脸庞上起了化学反应，他们畅怀大笑，流下热泪，感喟不止……他认定，《白鹿原》就应该是这样的电影。
　　“《白鹿原》是最难的电影。”这是***反复说起的一句话。“首先它难在环境不允许拍，其次，很难把这样一个洋洋洒洒的小说囊括到一个电影里面，这在改编技巧上可能是最难的一次。所以要拍《白鹿原》，首先要想好，这是给大家拍的，不是完全个人化的东西。”
　　于是***大刀阔斧，为小说捋出了两条线索。一条有关时代的宏大叙事，另一条则有关更年轻一代人的情感纠葛，“取舍就在这两条线”。以人物的情感线作为故事的支撑，讲述传统在时代大变动下的两种状态，是***的方法。为了高度提炼人物，他删繁就简，把白家和鹿家的孩子各浓缩为一个，“一个代表不变，一个代表求变。”
　　电影之“难”，另一方面体现为审查的难。从拍摄完成到确定上映时间，《白鹿原》经历了“最复杂”的审查过程。“这都是预想中的，当然局面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困难。电影名字本身就很受关注，大家都很谨慎，觉得这个东西有点洪水猛兽，本身它又有力量。”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想开了，“中国重要的导演拍的每一个重要的电影，都挺波折的。假如说一部电影有一定超越性，在表达上有一定突破，遭遇环境上的困顿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反过来讲，如果真的什么也没经历着，这也害怕。” 同时他也清晰地感觉到，创作环境在慢慢变好，“从不允许拍到允许拍，这是一个变化；《白鹿原》的剧本可以上，可以在一个电影内呈现出来，对于我们电影人也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