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光辉岁月的真实写照_真实架子鼓教程98k

　　阿尔巴尼亚是欧洲乃至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经济发展也很缓慢,但却出了个卡达莱――这个著有几十部长篇小说,其中多部作品被数十个国家翻译出版的卡达莱,竟然从加西亚・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米兰・昆德拉、纳吉布・马尔福兹、大江健三郎5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而且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侯选人。而中国人民所熟悉的老朋友、电影《第八个是铜像》、《广阔的地平线》的作者德里特洛・阿果里的长篇讽刺幽默小说《居辽同志兴衰记》,30年来,也是在欧美非常畅销的书,被誉为“介入契诃夫、卡夫卡、索尔仁尼琴之间的一部优美、严厉、文学味道浓郁的芭蕾舞” [1]而阿果里本人更被赞美为“可与果戈里、卡夫卡、昆德拉相媲美的讽刺大师”。 [2]
　　其实,在阿尔巴尼亚丰饶的文学沃土上,何止就出了卡达莱、阿果里两个世界文学巨匠!杰出的作家和诗人还多着呢。这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我们知道,阿尔巴尼亚尽管国小人少,然而却有着同希腊、古罗马一样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在几千年的文学史上,阿尔巴尼亚就曾出现过不少可与意大利古代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著名作家齐肩媲美的人物。另外,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也曾是经受过时代风雨考验与磨厉因而具有很高艺术水准的先进文学,它拥有一批公认的能和当今相多国家的著名作家摆在同一个天平上的杰出人物,除了阿果里、卡达莱之外,还有彼特洛・马尔科、雅科夫・佐泽、泽瓦希尔・斯巴秀、斯泰里奥・斯巴塞等。
　　
　　一、当代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继承并发扬民族复兴文学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文学光荣传统的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1944年全国解放到20世纪50年代末是第一阶段。从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国家政情发生剧变之前是第二阶段。1990年政情剧变至今为第三阶段。在前两个阶段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精神到方法始终在文坛上占据统治地位。即使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其发祥地苏联遭到非议,甚至有人对它加以修改并作出新解释的时候,阿尔巴尼亚文艺界也依然把它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那个历史阶段里阿尔里尼亚当代文学与东欧其他国家当代文学相比最为显著的特征。
　　
　　第一阶段文学发展
　　在第一阶段里,阿尔巴尼亚先后建立了全国性的文学组织。首先是1945年建立了阿尔巴尼亚作家协会。而后在1957年5月将作家协会与艺术家协会合并为阿尔巴尼亚作家艺术家协会。这个协会至今还顽强地坚持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它在团结、组织全国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建设祖国和发展文学艺术的伟大事业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一阶段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人民革命胜利的历史性转折和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全新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确立。许多文学作品真实、深刻、广泛地描绘了广大军民在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中的生活和命运,讴歌了工农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开始在文学作品中涌现出来。
　　这一时期文学成线上的主力,是积极参加过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的那批游击队员作家。后来,他们成为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的中流砥柱。谢夫切特・穆萨拉依(1914~1988)的长篇讽刺诗《即将选举》(1948)和其他一些反映解放后新生活的文艺性通讯,荻米特尔・斯・舒泰里奇(1915~2005)的一系列中篇小说,法特米尔・加塔(1922~1989)、齐赫尼・萨科(1912~1981)及雅科夫・佐泽(1923~1979)的短篇小说和速写,阿列克斯・恰奇(1916~1989)和拉扎尔・西里奇(1924~2001)的抒情诗和长诗,科尔・雅科瓦(1916~2002)的话剧《哈利利和哈依丽娅》(1949),是解放后最初年代里阿尔巴尼亚新文学的第一批作品。
　　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和艺术,从解放后的最初年代开始,就是党和国家整个革命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每次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对如何发展和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最高领导人都作过专门的科学阐释。这些对于武装作家、艺术家的头脑,统一他们的思想和行动,都起过巨大的作用。其中1949年10月召开的作家协会第三次会议,特别强调了文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和增强文学作品党性的重要性。会议着重指出:“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应当为人民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斗争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热情感到欢欣鼓舞,同人民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积极地投入到他们当今的生活和斗争中,在党和国家有组织有计划地指引下,紧跟我们生活的步伐”。 [3]另外,在会议的重要报告和与会者的讨论中,也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给予了特殊的重视,一致认为它应该成为所有作家的创作方法。会议决定中明确指出:“全体作家要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并把这一方法作为他们文学创作的基础;作家要在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艺术和文化的科学理论的同时,努力提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为建设我们具有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学做出你们全部的贡献。” [4]。会议还号召作家向国内外优秀的文化遗产学习,尤其要向人民群众学习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语言和口头艺术创作。在以后的岁月里,虽然又召开过多次会议讨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问题,但基本上都没有离开这次会议的精神,因此,这次会议在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文学在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很大发展,涌现出一大批真实地描绘生活并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的作品。展现广大军民在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中丰功伟绩的长篇小说有斯巴塞的《他们不是孤立的》(1952)、加塔的《毁灭》(1954)等。反映社会变革、新旧社会制度斗争的作品有雅科瓦的话剧《我们的土地》(1954)、加塔的长篇小说《沼泽地》(1958)、斯巴塞的长篇小说《阿菲尔迪塔重返农村》(1954)、西里奇的长篇叙事诗《教师》(1955)和《朋友》,以及穆萨拉依、舒泰里奇、加塔、恰奇、佐泽、留安・恰弗塞吉(1922~1995)、斯皮洛・乔玛拉(1918~1973)等人的中、短篇小说和诗歌。
　　在20世纪50年代,文学界还涌现出一大批青年作家和诗人,他们刚一崭露头角,就得到文学界领导和前辈作家的关爱与扶持。青年作家、诗人中才气较高的有阿果里(1931~)、卡达莱(1936~)、荻・祝万尼(19434~)、纳・普雷弗蒂(1932~)、阿里・阿布迪霍扎(1923 ~ )等。这些朝气蓬勃、虎虎有生气的青年作家、诗人,大都以社会主义建设生活为题材,描写、赞美新生活和社会主义新人。他们的作品内容充实而健康,语言也富有时代特色和生活气息,后来都成了文坛的栋梁之材,而阿果里、卡达莱二人更是成了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的符号。
　　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体载还是比较丰富的。在诗歌领域,政治抒情诗、颂诗、十四行诗、风景诗、抒情-叙事诗、叙事诗等各种样式的短诗应有尽有。在抒情诗领域,还分哲理抒情诗、风景抒情诗及爱情抒情诗等不同种类。另外,还有数量可观的很受读者欢迎的讽刺诗。具有悠久传统的长诗(分叙事长诗、抒情长诗和抒情-叙事长诗3种),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斐然的成就,西里奇的《教师》和《朋友》可谓50年代长诗领域里的扛鼎之作。
　　在散文创作方面,短篇小说和速写的成就显著、抢眼。除舒泰里奇的短篇小说显得过长之外,几乎所有的短篇小说都很短,译成中文一般都不超过五六千字,有的甚至只有两三千字。这些小巧玲珑、面貌颖异的短篇小说具有精致性和时空结构形式的单纯性。有的是讲一个生动而紧凑的故事,悬念迭起,充满扣人心弦的戏剧性;有的则像一篇直抒胸臆的散文,故事平淡无奇,但却蕴藏着浓烈的生活情味,沁人心脾;有的又侧重描摹人物的心情意念,意识流动……总之,阿尔巴尼亚短篇小说家们都善于选择最富有表现力的侧面、瞬间、冲突,来展现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于单纯中求丰富。像加塔的《阿尔巴尼亚心》(有中译本,郑恩波译,见重庆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阿尔巴尼亚卷》)、《少年》,杰尔吉・乌拉什的《少年与蛇》等篇,有如平衡木上表演的艺术体操,既优美迷人,又受严格的“短规”的限制,显示出不凡的艺术功力。阿尔巴尼亚50年代的许多短篇小说,是真正的短篇小说,比起某些国家的那些动辄几万字,冗长沉闷、浅陋乏味的短篇小说,实在是一种进步与解放。至于那些记叙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人和事的速写(SKICA)则更具有幽默含秀、言近旨远、形象鲜明、气韵生动的特点,不愧是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中的精品。
　　
　　第二阶段文学发展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60年代一开始,国际共运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苏联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的破裂,帝国主义对阿尔巴尼亚经济封锁的加剧,使阿尔巴尼亚受到严重威胁,国家和人民面临极大的困难。在紧急与危难中,阿尔巴尼亚人民丝毫没有屈服,在劳动党的领导下,卓有战效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从60年代开始到80年代末的30年,是阿尔巴尼亚现代史上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最为振奋的30年。尽管后来历史的发展出现了曲折,但广大作家、艺术家并无过错。他们作为人民的忠实儿女,对这一段光辉的历史所作的艺术描绘,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所付出的艰辛劳动,世世代代都将受到人们的尊重。这些作品让我们看到,阿尔巴尼亚人民身上蕴藏着巨大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他们以英勇果敢的行动显示出宁死不屈的意志和改天换地的气概。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对人物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入而细致的描写。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比50年代大大地增强了。
　　一种犹如岩浆般炽烈,恰似怒涛般汹涌的爱国主义壮志豪情,激荡在这一时期的诗歌、小说和戏剧、电影作品中。卡达莱的长诗《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1963)、《山鹰在高高飞翔》(1966),阿果里的长诗《德沃利,德沃利》(1964)、《母亲,阿尔巴尼亚》(1974),法・阿拉比(1933~)的长诗《血的警报》(1966);穆萨拉依的长篇小说《黎明之前》(1965),阿果里的长篇小说《梅莫政委》(1970)、《居辽同志兴衰记》(1973),祝万尼的长篇小说《重新站起来》(1970),卡达莱的长篇小说《亡军的将领》(1962~1966);辽尼・巴巴(1935~)的话剧《山姑娘》(1969)等,是各类作品中的精华。由于作者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的不断提高,这些作品在揭示生活的深度,塑造人物形象的丰满,克服表面地描绘生活和减少公式化、保守教条等诸方面,都昭示出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阿尔巴尼亚广大作家,在为实现文学民族化的征程中稳健前进。
　　这一时期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文学的人民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人民群众的形象在作品中占据了中心位置。他们在历史事件的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特别注重全面、深刻地塑造人物形象,尤其在刻画人物的鲜明性格、表现人物丰富而繁复的内心世界方面,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一些才气很高的作家,为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的画廊增添了切・奥尔哈纳依(《黎明之前》)、梅莫政委和拉波司令员(《梅莫政委》)、丁尼・希卡(《重新站起来》)、楚查(《山姑娘》)等众多的鲜活的人物形象。
　　这一时期,不论是在长篇小说中,还是在中、短篇小说里,作家们的艺术技巧都有了十分明显的提高。叙述方式由单一转向多样,叙述与沉思相结合,分析与概括相交映,夸张和讽刺幽默的妥当运用,意识流表现手法的借鉴等等,都给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带来了革新的色彩。
　　在这些风格多样,绚丽多姿的小说、诗歌和戏剧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阿尔巴尼亚社会生活的新景观、新气象,个人和集体的英雄主义行为,人与人之间崭新、温馨的关系,美好幸福家庭的巩固,人民群众反对封建宗法残余势力和落后习俗的斗争,以及他们对种种自由主义和西方现代思想的抵制。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崇高的道德品质,在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中,更是得到了特殊的重视和突出的表现。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大大拓展了社会历史背景,在繁杂的事件中突出了人民团结、亲和统一的思想。这类作品克服了琐碎地描写历史事件的毛病,改变了表面地肤浅地表现爱国主义的观念。
　　诗歌仍然站在文学成线的前列,叙事性和抒情性完美地结合,使诗歌更具可读性和鼓舞人心的力量。小说创作比50年代更加丰富多姿,涌现出像《死河》(1965)那样全景式地描写农民历史命运的历史-社会小说,像《重新站起来》那样描摹劳动者美好心灵的社会-心理小说(有中译本,郑恩波泽,重庆出版社1990年出版),像《亡军的将领》那样轻盈奇妙、给人一种耳目一新之感的诗化-哲理小说(有中译本,郑恩波译,作家出版社1992年初版;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8年新版),像《黎明之前》、《难忘的年代纪事》(1965,哈桑・贝特莱拉[1927~1992]著)那样对历史大写真的纪实小说,像《居辽同志兴衰记》(1973,有中译本,郑恩波译,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9年出版)那样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讽刺幽默小说,等等。由多种样式小说组成的五彩缤纷的小说世界,是阿尔巴尼亚千百年文学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观。
　　在70、80年代,阿尔巴尼亚文苑里还有一道喜人的风景,那就是作家们在“文学要紧密地联系现实,联系劳动者,联系祖国大地”的号召鼓舞下,创作了一大批反映工农业生产建设的小说。这一文学胜景是以前所没有的。其中歌颂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和工人阶级伟大力量的长篇小说有祝万尼的《范・斯玛依里》(1972)、科・布卢希(1940~)的《一夜之死》(1971)、阿・采尔加(1934~)的《时代的脚印》(1971)、格・米奇诺特的《光明照耀千山万壑》(1976)等。反映社会变革给农村带来巨变的长篇小说有佐泽的《幸福之风》(1971)、拉乔的《胜利》(1977)和《坚硬的土地》(1971)、斯巴塞的《火焰》(1992)等。
　　
　　 第三阶段文学发展
　　1990年岁尾,阿尔巴尼亚政局开始剧烈地动荡。不到半年的时间,劳动党就丧失了政权,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变成了多党制的国家。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将近20年的时间,是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文学的性质,文学发展的指导思想,文学作品的面貌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大逆转。有一种人对社会主义年代的文学,对阿尔巴尼亚文学传统全盘加以否定,变成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狂热的吹鼓手和应声虫。还有相当多的作家虽然不再像以前那样擎举社会主义文学的旗帜,但在实际行动中却依然在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创作,继续出版一些关心人民的生存和前途的作品。像阿果里、祝万尼、斯巴秀等老作家,就是在十分困难的境遇里顽强地坚持阿尔巴尼亚文学传统,经营自己的文学家园的。政局未发生剧变前,作家与艺术家协会有《十一月》文学月刊和《光明》文学周报出版。而如今,《十一月》已停刊19年,《光明》文学周报也只能靠作家赞助勉强坚持出版,但印数甚少,每期只印约1千份。政局剧变前全国每年出版120―130种文艺书籍,每种书印数至少也有5千册。可是今天,原来唯一的一家出版社“纳伊姆・弗拉舍里”出版社早已关张。新成立了一百多家私人出版社,但印不出几种像样的文艺作品。今日阿尔巴尼亚的主流文学是什么?从出版物中很难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未来,阿尔巴尼亚文学又会变成什么样子?更是难以预想。让我们还是沉住气,静下心来仔细观察吧!
　　
　　二.绚丽多彩的文学大花园
　　
　　以上我们从纵的方面对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的概貌作了一番鸟瞰式的全景拍照。现在,让我们再从横的方面,对一些最为重要的甚至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作品作一具体的赏析。
　　
　　小说
　　1. 卡达莱《亡军的将领》
　　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得主卡达莱的著名小说《亡军的将领》为阿尔巴尼亚军事题材小说创作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卡达莱没有采取以往作家的写法来写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没有把共产党员或战斗英雄摆在作品的中心位置加以描写与歌颂,而是紧紧抓住一名意大利将军赴阿尔巴尼亚搜寻阵亡将士的遗骸这条情节线,将他自幼就听到的诸多有趣的故事,巧妙而自如地串联在一起,落笔时,又不直接地去描写战场上的刀光剑影,而全力展示各种人物对战争的思考及其复杂微妙的心态。这是卡达莱描写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的新角度。他的才华与灵气,也主要在这一点上表露出来。书中既有对大智大勇的祖国儿女的颂赞,也有对敌人种种罪行、卑劣道德及其内部肮脏复杂关系的揭露与嘲讽。阿尔巴尼亚民族的古老传统、文化品格、解放后社会的变迁、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人民群众宽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坦荡无私的胸襟,都有充分展示,博得国内外有识之士的赞誉。书中的许多段落,既可以单独摘出,作为一束束娇媚的鲜花供人观赏,也能够连成一体,合为一株主干突出、枝蔓分明、硕果累累的大树,覆盖庭院供人纳凉。另外,作者还成功地运用了一些新颖奇特的对比、富有幻想性的拟人化的手段、生动贴切的比喻,以及极度夸张等很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段。更为新鲜的是,作者还成功地借鉴了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的技艺,大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感染力。这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阿尔巴尼亚,实在是一种勇敢之举。这部小说在欧美、非洲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至今已被译成28种语言,出版了72次。法国评论家赞美说:“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戏剧性不断地伴随着幽默,让我们发现了过去所不熟悉的阿尔巴尼亚新文学”。 [5]
　　2. 阿果里《梅莫政委》
　　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的领军者,担任过作家与艺术家协会20余年的主席,中国观众十分熟悉的电影《第八个是铜像》、《广阔的地平线》的作者阿果里的长篇小说《梅莫政委》是阿尔巴尼亚文学界反映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最著名的长篇之一。它以朴素生动、极富生活情趣的语言,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真实而广阔地描绘出民族解放战争时期阿尔巴尼亚人民生活和战斗的绮丽画卷,准确地反映了那一特殊时期的社会矛盾。细致而深刻地再现了在共产党人启发、引导和组织下,人民群众由分散的不觉悟的个体力量变成有觉悟有组织的革命队伍的完整过程,从而有力地突出了共产党对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作用。
　　联接小说全部内容的情节线,表现作品主题思想的媒介,是政委梅莫・科瓦奇这个人物。梅莫政委这一形象是通过一系列活动塑造成功的:在反动组织“国民阵线”影响很深的地区,他重新组建了真正的革命组织“民族解放会议”,在游击队营里有效地开展思想工作,提高了每个战斗员的组织性、纪律性;同拉波营长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和涣散情绪展开了必要的思想斗争;在战场上同敌人进行了生死的搏斗。总之,作者始终让梅莫政委处于情节的中心,在矛盾的漩涡中突显出他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崇高的人生目的、浓厚的人情味、沉着冷静的思想修养、准确果断的判断力、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对胜利坚定不移的信心,以及对未来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的美好憧憬。而在他耐心地启发、帮助下,波洛瓦医生从对革命持中间的立场到热忱地投身到解放事业中的转变,则更加显示出他这个游击队政委思想的光辉和心灵的魅力。在小说中,作者还借助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突出地表现了梅莫政委同人民群众特别是同农民弟兄的血肉联系。梅莫政委是社会主义年代阿尔巴尼亚文学画廊中最成功的共产党人艺术形象之一。
　　如果说卡达莱主要是以艺术技巧取胜的话,那么,阿果里则是以成功地塑造出众多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牢牢地坐在了传统小说创作的第一把交椅上。
　　《梅莫政委》的结构灵活而不松散。它通过战友送梅莫政委的铜像进村时一路上的回忆,将战争岁月的风云、感人肺腑的往事,以及政委的战绩,一幕幕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全书的情节很富有弹性。这是一部民族特色鲜明,深受人们喜爱的小说,出版的当年阿果里就亲自把它改编成电影,取名《第八个是铜像》(70年代初译成中文,在我国广大城乡上映时,受到观众异常热烈的欢迎)。
　　3.阿果里《居辽同志兴衰记》
　　在70年代初创作了向沾染了官僚主义习气,思想意识和作风急剧蜕变的干部击一猛掌的长篇讽刺幽默小说《居辽同志兴衰记》。需要强调的是,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那种特殊的形势下,阿果里能够洞察到、反映出社会主义制度下某些干部正在变质,可能走向反面这一客观现象,是需要具有很高的政治水平、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和无私无畏的勇气的。这一点正是阿果里独有的非一般作家所具备的难能可贵之处。阿果里笔下的居辽・卡姆贝里这一人物,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面逐渐蜕化变质的典型形象。小说一出版就得到广大读者和文艺界同行的赞扬,发行量很大,第一版就印了2.1万册,后来又再版了10多次,并且很快被译成了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希腊文、保加利亚文,如今又被译成了中文。国外的评论家们也对这部小说大加赞扬。法国《费加罗报》评论说:“在《居辽同志兴衰记》中,一切都带有讽刺味道,一切都得到美妙的均衡。但是,这种均衡不是靠臂膀支撑的。这是一颗用花瓣裹着的炸弹。阿果里是一位配得上获得全欧洲荣誉的作家。”[6]
　　4. 雅科夫・佐泽《死河》
　　 被誉为阿尔巴尼亚的肖洛霍夫的教授作家雅科夫・佐泽的3卷本长篇小说《死河》,是一部描绘解放前阿尔巴尼亚农民苦难生活的真实画卷。佐泽怀着一颗对人民的赤诚、同情之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在法西斯反动政权统治下,无地的农民、贫寒的商人、地主、神甫以及来自农村的革命者等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景况和心理状态。贫苦农民一贫如洗的惨状,他们遭受剥削和压迫的具体内容和特殊形式,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豪门显贵的骄奢淫逸,受奴役遭宰割的人们的觉醒,以及他们那种团结友爱,奋发进取的精神,都在这部长篇里得到了绘声绘色的描写与展示。这一切是佐泽对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所作出的贡献。《死河》的创新在于它反映农村生活的广泛性,刻画人物性格的深刻性,展示各种类型人物的心理的生动性,描写诸多事物色彩的鲜明性,使用文学语言(尤其是米寨娇平原的农民口语)的丰富性。这一切使《死河》成为描写农村和农民历史和时代命运的经典之作。
　　
　　诗歌
　　阿尔巴尼亚诗歌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如同小说创作一样,阿尔巴尼亚当代诗歌的创作,也是与宣扬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这样一些重要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1. 阿果里《德沃利,德沃利》
　　首先,让我们来赏读一下诗坛泰斗阿果里的抒情长诗《德沃利,德沃利》(有中译本,见郑恩波翻译的《阿果里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出版)。一个地方的山野水溪、风土人情、花草树木,在外乡人看来,可能平淡无味,甚至有时显得有失风雅。但是,在爱家乡的诗人眼里,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却都具有特殊的风韵和异常的魅力。阿果里的故乡德沃利的山水草木,就给予了诗人特殊的灵感和情愫。那清澈甘甜的河水,连绵起伏的山峦、狩猎场、猎狗、大鹏鸟、乡间婚礼、农民的舞姿、闲不住的双手,在别人看来也许平常而又平常,但在阿果里的笔下,却是那样富有生命力,那样令人心醉。诗人把这一切都捧上了美的仙境,赋予它们艺术的内蕴和情趣。让我们随便品味几段喷发着泥土芳香的诗行:“我要奔赴连绵起伏的山冈,/再到地平线上留下我的脚印;/我愿意和猎手们一起去打猎,/在狩猎场上比比枪法该多开心!/在那里,大鹏鸟展翅拍击苍穹,/猎狗沿着脚印把野兔追寻……”“我爱我的妻子,/她有健壮的体魄,美丽的灵魂!”“我愿痛饮杯中的烈酒,/让它辣歪我的面腮和双唇。/我和德沃利人一起跳舞,/一直跳到夜半更深。”感情炽烈浓郁,抒情灵活自由,形象奇特鲜活,语言生动活泼、富有泥土的芳香并紧紧地贴近人民的生活。这些均得到读者、文化界乃至国家权威人士的高度评价。这也是它荣获共和国一等奖的原因。
　　2.阿果里《母亲,阿尔巴尼亚》
　　《母亲,阿尔巴尼亚》(1976年第2期《诗刊》、2005年第6期《飞天》均发表过该诗的片断,郑恩波译)是阿果里献给阿尔巴尼亚解放30周年的叙事―抒情长诗,最初发表在《人民之声报》上时有1400行左右,后来诗人又作了扩充和修改,使其成为约3000行的单行本。这样长的叙事―抒情长诗,在我国从未见过:在阿尔巴尼亚也是史无前例。《母亲,阿尔巴尼亚》是一部极富感情色彩的大型交响诗。它的内容十分丰富:阿尔巴尼亚的力量存在于同人民、同祖国大地、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紧密联系中;阿尔巴尼亚的主要任务,在于保卫人民的利益,使每个公民都过上最幸福的生活;人民摆脱受压迫、受剥削的枷锁,获得解放的历史,工人、农民以及其他阶层的人们取得解放与进步的历史,都与共产党人英勇卓绝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社会更快的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更大的改善,必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每个人务必要保持谦虚谨慎、勤劳俭朴的本色。
　　《母亲,阿尔巴尼亚》以娴熟地运用诗人抒情世界中的珍贵素材而著称于诗坛。它以罕见的赤诚和想像不到的细节,赋予生活中的重要方面以鲜明的特色,使全诗高亢激越,轻松流畅。这部长诗是典型的多声部的合唱,诗人的思想是通过自由的激情与灵感的勃发来表达的。全诗的每一章、每一节、每一段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设计出来的,都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诗中的每一部分内容都与一定历史时期的关键时刻息息相关。浓缩了政治势态、社会风情与历史的真实面貌融合得非常协调。这部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抒情史诗,具有丰富的充满感染力的形象,毫无政治说教意味,这充分地显示出诗人非凡的艺术才华。
　　3. 卡达莱《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
　　卡达莱的《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有中译本,郑恩波译,见郑恩波50年诗文珍藏本《春华秋实》,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2008年)和《山鹰在高高飞翔》(有中译本,郑恩波译,见飞白主编的《世界诗库》第5卷,花城出版社1994年)两部长诗所迸发出来的爱国激情,同样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前者以独特超非的想象和联想,描述了勤劳骁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祖祖辈辈同枪结下的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长诗一开篇就以奇崛的文笔把读者带进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太阳在远处的道路上降落的时光,/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傍晚,一个山民朝前走着,/背的长枪将千百公里长的影子甩在大地上。/枪的影子在奔跑,/斩断了山岭、平原和村庄;/暮色里枪筒的影子匆匆地向前移动,/我也行进在陡峭的山崖上。/缕缕情丝深深地缠在我的脑际,/对种种事情想得很多、很远、很长。/思索和枪的影子交叉在一起,/苍茫中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卡达莱是一个擅长营造雄奇、空蒙意境的富有才华的诗人。随着思考和枪的影子发出的响声,诗人把千百年来人民为自由而浴血征战的场面,灾难深重的阿尔巴尼亚贫穷凋蔽、满目疮痍的景象,豺狼虎豹抢占劫掠阿尔巴尼亚的狰狞面目,英雄儿女为保卫大好河山英勇抗敌、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全都清清楚楚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人民前仆后继地战斗,不论遭到多少挫折和失败,对胜利始终都抱有最大的希望。诗中画龙点睛地唱道:“宁静是虚假的现象,/群山等待着领导者率领他们奔向前方。/阿尔巴尼亚在期盼着,/期盼共产党降生在她的大地上。”诗人没有再多写关于共产党的事,只是轻轻一点,作一个小小的铺垫,预示未来将有新的诗篇诞生。
　　社会主义文学是一个科学的历史性话题,尽管今日的阿尔巴尼亚社会制度发生了剧变,但是半个世纪里形成、发展、成熟起来的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文学,却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抹杀不了的,它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正如阿尔巴尼亚人民忠诚的儿子、伟大的作家、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德里特洛・阿果里所说:“社会主义在我们这里和世界上创建了整个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不能抛弃的,甚至即使组成一个世界性的庞大的联军,也打不倒它;这一文化是一个大象,这个大象是不会被那些不高明的裁缝的小针撼倒的。”[7]
　　
　　注释:
　　[1]转引自《居辽同志兴衰记》,郑思波译,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
　　[2]同上。
　　[3]见《阿尔巴尼亚作家协会第三次会议》,地拉那1949年。
　　[4]同上。
　　[5] “法国南方电台”,1970年3月11日。
　　[6]以上均见《居辽同志兴衰记》中文本外国文学家评论摘录,郑恩波译,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
　　[7]引自《自由的喷嚏》一书第118-124页。
　　
　　章正博:中国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唐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