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伐演员【铁骨铮铮的张伐】

　　张伐在上世纪40年代，就是舞台和银幕上红极 一时的“硬派小生”了。他能演喜剧、闹剧、正剧、悲剧、历史剧、传奇剧和问题剧，扮演小偷、私生子、汉奸、特务、红军将领、藏族土司、浩气磅礴的文天祥和指挥若定的沈军长。1960年底，周总理在上海观看话剧《枯木逢春》后对张伐说：“你表演风格变化很大呀，《翠岗红旗》的调子比较慢，这个戏比较活跃……”就是对他在人物塑造上的赞许和肯定。张伐的名声很大，是靠他“演”出来的，而不是“捧”出来的。报刊上看不到写他的文字。1957年《大众电影》上有过一篇，时隔40多年，再也见不到关于他的只字片语了。不是没有人去写他，而是张伐不喜欢宣扬自己，采访他是十分困难的。我于1981年第一次和张伐接触，谈了两个半天，他倒是热情洋溢，滔滔不绝，可谈的都是别人，关于自己的一句也没有。不得已，只好采取迂回战术，找与他合作过的导演、演员和他的老友了解。这些人，一听我要写张伐，便争先恐后地把他们所知道的事都告诉我，导演傅超武说：“上影所有同志对张伐都很尊敬，无论是艺术还是为人。”白穆和程之从40年代起，就和张伐在上海舞台上同台演出，以后又一起进入上影厂，10年浩劫中又患难与共，一提到张伐，都竖起大姆指十分钦佩地说：“铁骨铮铮的硬汉，不含糊。电影界找不出第二个。”
　　1948年10月，香港制片商以优厚的薪酬邀请张伐到香港参加他的电影公司，那时，白穆和张伐向往解放区，天天在偷听新华社广播，当然不会去香港，便婉言谢绝了。没想到在黑白颠倒的10年浩劫期间，竟污蔑张伐是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当然，这是无中生有，张伐决不承认。工宣队从街上买来一件张伐的明星照片，在他眼前一晃：“你还不交待，我们把你参加特务组织的照片都弄到手了。”张伐不屑地轻描一眼：“马路边买来的！”当场予以揭穿。工宣队头头老羞成怒，拍桌子吼道：“你就是国民党特务！”张伐马上也拍桌子回敬：“你才是国民党特务！”在那个年代，张伐敢于这么干，不光在电影界，在全上海也是独一步。
　　讹诈不成，便用威吓。工宣队召开宽严大会，当众宣布从严处理“顽抗到底”的张伐。为了怕张伐在大会上再说些对他们不利的话，一读到张伐的名字，立即押走。张伐挺直腰板，脸无惧色。全场群众在工宣队带领下不得不高喊“声讨”张伐的口号，可心里却暗暗佩服他的铮铮铁骨。我问张伐，为什么要这样顶？他说，我不是，你非说我是，那么你也是。这叫“话顶话”。原则问题，不能含糊。当然，张伐这样顶法，少不了受皮肉之苦，常常被打得鼻青眼肿。好心的人们暗中劝他：“你怎么忘了你的处境？他骂你，你不理他也就是了。”为了不辜负这些同志的好意，张伐答应下次一定忍住。可到了下一次，还是照顶不误。他说：“因为这是岂有此理的，对岂有此理的事岂能忍受。”
　　上影厂有个道德败坏、臭名昭著的败类，造反派居然派他来看管“牛鬼蛇神”。白天是沉重的劳动，晚上是残酷的斗争。斗争对象当然是从不低头的张伐。在一次斗争会上，这个败类居然以革命者的身份对张伐说：“张伐，你不要忘了你的身份，你是反革命！”张伐感到一阵恶心，愤怒地“蹭”一下站了起来，就像他在《红日》中扮演的沈军长训斥张小甫那样，炯炯目光直逼这个家伙，一步一步走到他面前，指着他的鼻子，一字一顿地怒斥道：“你是什么东西！”骂得这个败类目瞪口呆，从此再也不敢发言了。
　　无论在厂里，还是在干校，张伐的劳动都是最好的。无论酷暑还是严冬，有人没人都一样认真卖力，脏活累活都抢着干。工宣队头头有一次对张伐说：“你的劳动表现在你们这些人中是最好的，应予表扬。”张伐不但不领情，反而抢白说：“你扯这些淡干什么？我又不是为你劳动的！”
　　由于长期缺乏营养，又遭受非人待遇，张伐得了重病，大便大量出血，饮食不进，骨瘦如柴，眼看就要不行了，上面不得不派两个人押他到医院去看病。张伐坚决不去。他知道，到医院看病，必须在“牛鬼蛇神”专座上就坐，这对他来说是不能忍受的人格侮辱。最后病得奄奄一息了，上面才不得不同意张伐的要求，把厂里的老护士请来，替他看病。
　　“xx”本来就是无事生非，张伐当然不可能查出什么问题来。但他解放得最晚，因为他“态度恶劣”。解放后，让他参加一部影片的摄制组。出外景，工宣队先去打前站，张伐他们后到。只见住地周围满地瓜皮，苍蝇满天飞。张伐看不下去，约了几个老演员，一齐动手把环境打扫得干干净净。工宣队在做小结时说：“我们摄制组的知识分子很注意思想改造，主动打扫环境卫生……”张伐一听，觉得不是滋味。散会后，对那位工人同志说：“你们是先来的，把环境弄得那么脏，那么长时间，也不打扫打扫，改造改造？我们搞点卫生，那是因为看不下去，人住的地方啊！可你扯到思想改造上去，你是表扬我们还是糟蹋我们呀！对知识分子不能抱这种态度，我们是在一起工作，一起流汗呀！”那位工人同志不得不承认张伐说得有道理，不得不承认自己头脑里对知识分子有偏见。
　　导演傅超武与张伐合作过七部电影，他了解张伐，欣赏张伐。他对我说过：“张伐为人正直，我一直以为是性格问题，通过‘xx’七年的考验，我发现不是性格问题，而是品质问题。他是个具有闪光的政治品质的人。”
　　张伐对待表演创作态度极其严肃。他不随便接戏，角色不适合自己的，即使是主角也推。导演桑弧邀请他在《子夜》中扮演吴老太爷一角，这是个只有一句台词的小角色，张伐觉得很适合自己，欣然应允。他认为演员是有局限性的，随便接受角色是对影片不负责任。凡是他接受下来的角色，准备工作做得极其充分。文学本和分镜头本的字里行间空白处，他都密密麻麻地填满了蝇头小字，人物的身份、规定情境、任务和作用，都分析得十分具体、周到，任何导演跟他合作，都可放心。他多数担任主角，戏重，比较辛苦，还比别人早起一、两个小时化装，化装完毕静坐一旁备戏。他讲演员道德，不抢戏，有的戏他认为不应在自己这里，就主动让给别人。没有生活的角色他不演。拍《金沙江畔》，他整天和藏民生活在一起，学习藏语和他们的生活习俗，多次拜访土司，了解上层生活。他扮演的桑格土司说的藏语是他自己配的音。对角色的动作、细节、语言、节奏的设计是从角色的身份和特定环境来考虑的，因而他演的桑格土司就比较符合这个人物。他在《红日》里演沈军长，演出了在敌强我弱的困难条件下，为了打好这一仗而食不知味、寝不安枕的那种苦苦思索和万般谨慎的精神状态。审讯张小甫那场戏，他那铿锵的嗓音，义正词严的申斥，字字掷地作金石声，用凛然正气压倒了邪气，表现出我军指挥员的气魄，使满座为之动容。演员演戏离不开时代背景和规定情景，张伐演的桑格土司和沈军长，把时代背景和规定情境都演出来了，这靠他的表演功力、丰富的生活积累和严肃的创作态度。
　　为人正直、正派的张伐，最厌恶为了个人目的去走后门，拉关系，阿谀逢迎。他的大儿子上个世纪50年代就到新疆军垦农场落户，周总理出国访问回来，到军垦农场看望上海知青，曾经和他谈话并作了勉励，新闻和照片都上了《人民日报》。40多年过去了，他至今还在新疆，已成家立业。两个女儿，一个在鞍山当工人，一个在安徽一家化工厂当工人。后来得了白血球减少的职业病，才改行做会计。张伐是名演员，可子女不是农民就是工人。凭他的知名度，解决一下子女的工作性质和地点问题并不难，但他拒绝这样做。改革开放以后，做会计的女儿自己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才回到父母身边。
　　认识张伐已经20多年了。1981年第一次到瑞金二路他家时，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么一位名演员，居住得那么差。一幢小房子里，住了好几家，张伐是其中的一家。一大一小两间房，拥挤不堪。可他安之若素，从不发牢骚。以后搬到永福路，条件好多了，我去看他，只见他头戴罗宋帽，身穿中式棉衣棉裤，手里抱了孙子，俨然是上海弄堂里的一个老头子，哪里还有一点大演员的样子，不禁感慨系之。1991年，张伐在华东医院住院，我和白穆一起去看他。他见我来，热情非常，在我耳边细声说：“有烟没有？”我把烟盒给他。他拉我进床边的洗手间，关上门，让我陪他过烟瘾。两个人把小小的洗手间抽得乌烟瘴气。看他那过了烟瘾又避开了护士的监督而得意的神色，又像个淘气的孩童。
　　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张伐，有过两次书信往来。听上影演员们相告，张伐把自己“隐居”起来了，从永福路不知搬到那儿去了。他不演戏，也不参加社会活动，表演学会在北京为他颁奖，也没去。
　　今春，从上海传来噩耗。张伐因患食道癌扩散为肺癌于3月26日上午6：20分逝世，享年82周岁。病危期间，上影厂领导说：张伐是对上影厂很有贡献的艺术家，生前只讲奉献，不求索取，从不向厂里提什么要求，人品艺品俱佳，厂里一定要为他开个隆重的追悼会。几天后，厂里来问张伐的病情，得知已逝世，并遵照他的遗嘱已经火化，追悼会没有开成。
　　铁骨铮铮、爱憎分明的张伐不想惊动任何人，悄悄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