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戏展演后的思考_现代戏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文化部在北京举办了2011年全国现代戏优秀剧目展演。参演剧目32台，其中戏曲26台。这是戏曲工作者向党的九十华诞献的一份厚礼；这次展演也是对当前戏曲现代戏创作的一次检阅。我们对戏曲现代戏取得的新成绩感到高兴，同时展演剧目在创作上提出的一些问题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一、塑造英模人物，弘扬先进思想
　　参演剧目中有多台是表现革命历史和当代英模人物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我们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取得成功并且保留下来的作品也比较多；表现当代英模人物作品的创作难度却比较大，在艺术上取得较大成功的作品也比较少。但是近年各地创作此类作品的热情却很高，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主要是考虑到社会效益。这些作品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这些作品与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一起，展现了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壮阔图景，这些人物和故事构成了绚丽的历史画卷；二是在革命先烈和当代英模人物身上体现了先进的思想和理想的光辉，因此这些作品可以起到引领群众前进的作用。
　　这次展演中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都已演出多年，但观众观看的热情不减，仍然受到感动。陈铁军和周文雍为了革命工作扮作夫妻，产生了真挚的感情却不能谈爱情，最后在敌人的刑场上宣告举行庄严的婚礼（粤剧《刑场上的婚礼》）；江姐在敌人的监狱中与同志们高唱红梅，绣制象征新中国的鲜艳红旗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京剧《江姐》）；年轻的女英雄刘胡兰在敌人的铡刀面前英勇不屈（豫剧《铡刀下的红梅》）：他们对革命充满胜利的信心，对党和人民有无限的爱。作品昭示我们：这样的人生是最壮丽的！
　　当代的英模人物李四光、申纪兰、王伯祥、王瑛、吴仁宝、李连成等被各地的艺术家搬上了舞台，应当说剧作家、艺术家是下了工夫的。创作者不仅表现他们的先进事迹，而且着力表现他们的内心情感、思想境界。剧作家和艺术家深入到英模人物工作过的地方，访问当地的群众，对英模人物有了深切的感受，因此在舞台上塑造出来的许多英模人物都血肉丰满，真切感人。农村女劳模申纪兰自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一直担任全国人大代表，说明她一直与群众在一起，代表群众利益和要求，她的成长历史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共和国历史（上党梆子《西沟女儿》）。被群众亲切地称为“百姓书记”的王伯祥心底无私，严于律己，为群众办大事有魄力、敢于承担（吕剧《百姓书记》）。纪委书记王瑛心系群众，不顾个人的困难与疾病，把群众的疾苦看成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沪剧《红叶魂》）。这些英模人物都有一颗强烈的忧党忧国之心，他们真正做到了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舞台形象真实地表现了这些英模人物的原型，所以观众对他们感到亲切。
　　但是也存在这样一种现象，虽然说在英模人物工作过的地方，人们看这些戏的反应很强烈，观众用自己对英模人物的了解增强了对作品的理解，但作为戏剧作品看，有的戏还存在缺少戏剧性、个性化不够等问题。因此在创作中首先要解决生活与创作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民生活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但是，“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一点在英模人物的创造上就更要努力做到。也就是说，要经过一个从真人真事到艺术典型的创造过程。同时需要破除创作上的一些流行的观念，比如认为戏剧一定要表现先进与落后的矛盾，那么英模人物的同事和家属就常常要有“落后”的表现；写他们的“落后”又要受真人真事的制约，因此作者很难下笔。实际上，只要真实地写出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人物的感情，作品就会有艺术力量，并不是“冲突”越激烈越好。再如很多英模人物严于律己，不为亲人谋利益，这是英模人物的优秀品质的表现，但在作品里怎样把这一点表现得真实可信，却是很不容易的。
　　再一点要解决好集体创作与个人独创性的关系。戏曲是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又是要面向广大观众的艺术，所以戏曲创作需要符合集体的要求。写英模人物更常常是剧院提出的任务，剧作家的写作是“奉命而作”。这一点与小说、诗歌写作都不相同。小说、诗歌写作的个人性更强，因此也容易产生个性特点鲜明的作品；而另一方面，也可能产生忽视整体效果的倾向。如文学界有批评说，目前写负面的东西多，缺少精神旗帜的引领，诗歌界也有批评说，“个人化写作”也带来了创作的卑琐化。如前所说，戏曲创作是重视社会效益的，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艺术创作的个性化特点。上世纪50年代，作家丁玲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生活中，作家一定要看见别人能见到的东西，还要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常常听到有人告诉我：‘这个材料很好，你可以写一篇文章。’每当这种时候，我只能沉默。这个材料既然人人都说好，那一定是真好，可是这个材料还不成为我的。要成为我的，那只有当我熟悉了它，并且从中发现了真理，这个真理既是普遍的真理，却又是我把它和生活有了联系的。”（《跨到新的时代来》）
　　 实践证明，只有当作家在英模人物的题材中发现了不同一般的东西，作品才会更有光彩。
　　写好语言是戏曲作品成功的必要条件，英模人物作品同样如此。有些英模人物的语言很有哲理，这来自他们对生活和人生的深刻思考。比如申纪兰说：“劳模，劳模，不劳动还叫什么劳模！”朴素中含有深刻的道理。吴仁宝也有很多富有哲理的语言。我们应当善于吸取这样的语言，以丰富戏曲作品的语言内涵和韵味。有些生活中的英模人物可能并不善于言辞，但剧作家为他们写出了富有哲理的语言，如《村官李天成》的“吃亏歌”，说当干部就是要吃亏，肯吃亏才能挺起腰杆有作为。这样的语言是掷地有声的。另一方面如何使英模人物的语言更加个性化，仍需继续努力。
　　音画锡剧《天下第一村――吴仁宝的风采》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角――表现英模人物的风采。中国古代画论讲“传神写照”，强调刻画人物要传神，要传达出人物的精神境界。风采是境界的体现，思想境界高远的人物必然有独特的风采。但这部锡剧是从周围人物口中讲述出吴仁宝的风采的；我们希望能有更多作品着力正面表现英模人物动人的风采。
　　 二、揭示社会矛盾，表现文化心理
　　 这次展演有多部现代戏表现了现实的社会矛盾，这体现了剧作家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如秦腔《西京故事》写罗天福一家进城后的酸甜苦辣，表现出在当前经济转型期农村人渴望到城市谋生活、求发展过程中的遭遇。因为城市的生活水平比农村高，城里人觉得比农村人高出一等，所以像罗天福这样有一定文化的农村人就追求实现“西京梦”。但是尽管他有技术，儿子、女儿又都考上了大学，但还要被某些城里人所歧视。他的儿子甲成学习成绩优秀，但在同学的特殊照顾中感到失去了尊严。这是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它并不会因为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很快改变。剧作家陈彦说，他写这个戏是为了表现“尊重”，对农村人和农民工的尊重。我想作家的这种态度首先就值得尊敬。作品提示我们重视这样的问题，对于改变文化心理，构建和谐社会，是有重要意义的。
　　另一部秦腔《秦腔》是根据贾平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小说描写农村变革中传统文化和乡土观念所受到的强烈冲击。贾平凹说：“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歌现实还是该诅咒现实。”有评论说这部小说是一曲“乡土挽歌”。秦腔演出更集中地表现了群众对传统艺术和乡土文化的热爱和坚守，同时也揭示了生活发展中出现的“悖论”。华丽的酒楼在农村的土地上建起来了，农民勤恳朴实的精神，辛勤耕作的传统就会丧失吗？生活现代化了，有几百年历史的秦腔就会“无可奈何花落去”吗？作品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沉重的问题。
　　河北梆子《日头日头照山乡》表现农村发展中家族群体、贫富之间等复杂的利益冲突，而干部素质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一些乡级干部的官位欲望，部分群众的落后习惯，都使得在农村开展工作非常困难。而蒲剧《山村母亲》则可以说是一曲母爱与尊严的变奏曲。一位含辛茹苦把儿子供上大学的农村母亲，为了能让儿子在城市工作，在城里找上媳妇，宁肯说自己已经死去；又宁肯以邻居的名义去到儿子家当“保姆”照看孙子。这是一部令人“纠结”的戏。我们一方面为崇高的母爱所感动――母亲为了儿子一切都可以牺牲；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为母亲所受到的屈辱而感到难过。母亲的经历是特殊的，但它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目前部分群众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
　　另外一些作品则表现了平凡人物的高尚情操。苏州滑稽戏《顾家姆妈》写一个保姆阿旦数十年来扶养主人抛下的一对孩子，孩子长大后又照管他们生下的孩子。历经无数困难和委屈而无怨无悔。在她的心中时刻都坚守不可推脱的责任。甬剧《宁波大哥》写两个宁波人在东北矿山偶然相遇，自家也十分困难的李信良全力帮助身患重病的王永强，王永强病好后回到宁波，奋发图强成了企业家，千里寻找恩人，并建立帮助贫困孩子上学的基金。内蒙古二人台《花落花开》表现一场车祸给两家带来灾难，车主喜顺忠厚诚笃，不惜倾家荡产赔偿死者；而死者的妻子月清后来发现死者的遗书，原来他因患重病故意扑到车轮下。于是她不顾婆婆的拦阻，说出真相。她认为：做人不可暗亏心，亏心一世不安然。最后因真情两家结为一家。在这些普通人的身上闪现的是传统道德观念的光辉，而这种观念在今天又显得特别可贵。
　　戏曲在创作反映现实社会矛盾的作品方面已有较长的历史，并积累了很多成功或不成功的经验教训。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对社会生活的把握是否准确和深刻。创作者关心的是不是群众迫切关心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贺敬之同志为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题词“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一直为现代戏作者所重视。即是说戏曲创作要“跟上时代”。另一方面，戏曲创作又不能以快取胜，而要追求更深刻的东西。剧作家陈彦说：“我对现代戏始终有一个观点，就是要努力剥离时尚，进入到人的精神深层，去开掘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一些思想和情感。”（见2011年7月27日《中国文化报》）如上所说，展演的一些现代戏重视挖掘人的文化心理，体现了这方面的努力。这次展演的现代戏无论是古老剧种还是较年轻的剧种，无论是大戏还是小戏，都有鲜明的剧种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因此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但在把生活诗化，表现出诗的意韵方面还显不够。前几年出现过花鼓戏《十二月等郎》、评剧《我那呼兰河》等诗意较浓郁的作品。如何在揭示社会矛盾的同时又能表现生活的诗意，难度是较大的，需要我们继续付出努力。
　　三、追求艺术创新，不断探索积累
　　戏曲艺术要发展就必须不断创新，现代戏创作演出也在推动着戏曲艺术的创新。首先是现代戏不断出现新的人物，它就要求作品的音乐唱腔、表演风格和表演手段都要与塑造新人物相适应。塑造英雄人物历来是一个难题，“四人帮”提倡的“高大全”创作模式又产生了深远的恶劣的影响。深刻理解英模人物又能通过准确的艺术手段表现出来，对戏曲演员是艰难的挑战。从这一批现代戏作品看，很多优秀的演员发挥了出色的创造力，塑造出具有崇高思想而又可爱可亲的新的人物形象。王红丽扮演的刘胡兰，周婧扮演的江姐，华雯扮演的王瑛，刘秀荣扮演的宋庆龄（评剧《宋庆龄与新中国》），张辉扮演的李四光，都对传统的表演有新的突破。主演《山村母亲》的景雪变以前主要演传统戏，主工小旦、花旦、武旦、刀马旦、彩旦、青衣等，饰演母亲则在唱腔、念白和表演上都有很大改变。她塑造的这一形象具有真实感人的效果。陈素琴扮演的申纪兰则塑造出朴实、坚贞的老劳模的形象，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我在座谈会上说：演传统戏常常培养出“活曹操”、“活孔明”，我希望陈素琴能成为群众认可的、长期受群众欢迎的“申纪兰”。
　　第二，创作者为了表现新的思想内容，努力寻找新的叙述方式。革命历史题材使剧作家、艺术家获得许多艺术的创新点。如湘剧《李贞回乡》写共和国的第一位女将军李贞于上世纪50年代初回乡的故事，李贞看到眼前的情况，必然地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作品把历史与当时的现实交叉起来，李贞对从前的战友、乡亲以及从前的丈夫都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看到以前认为是落后分子的人原来也有一颗赤诚的心。李贞回乡的故事今天又成为历史，而这段故事所蕴涵的道理对今天的干部却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这部作品表明，革命历史题材可以和应该有新的写法。
　　第三，现代戏经过一段探索，包括对姊妹艺术的吸收借鉴之后，对戏曲本体的艺术价值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因此更重视发挥戏曲自身的表现功能。有的作品剧本偏于写实，导演也力求使念白、歌唱与舞蹈动作结合得更紧密，使舞台演出有较强的节奏性。为大家所诟病的“大制作”的倾向显著减少。但是如何使舞台呈现更精美，还需继续探讨。现在又有一个误区，似乎现代戏必须有群众大场面，动则几十人上场。或劳动，或开会，或歌舞，削弱了戏曲的表演。新的科技手段的运用是必须的。一些导演在现代戏创作中努力追求技术创新与传统手法的结合。已故的著名导演余笑予执导的黄梅戏《李四光》运用圆柱型墙幕，使这一表现科学家的作品更具“科技”色彩，而演员的表演在灵活的、比较空阔的空间中也可得到充分的发挥。
　　艺术创作重在探索和积累。探索为发展开辟道路，积累为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也是艺术创作的目的。现代戏创作，无论何类题材，都应以成为保留剧目为目标。由于现代戏创作本来难度就较大，而有些作品创作演出的时间尚短，所以在艺术上提高的空间很大。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如何更加典型化，对于英模人物题材作品来说，依然是一个艰巨的课题。有些社会矛盾，在生活中本来就不易解决，在舞台上短短的两个小时演出时间中，硬要解决，就难免显得勉强。这就要求我们的剧作家、艺术家打破既有的创作模式，勇于独辟蹊径，在舞台上更艺术地展现多彩的现实生活。经过这一次展演的检阅，现代戏创作受到鼓舞和鞭策，我们认真总结创作中的成功经验与不足，在奔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壮丽征途上，我们的现代戏创作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美好的和谐的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原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著名戏剧理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