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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致良知与慎独|致良知

发布时间:2018-12-27 04:17:45 影响了:

  [摘要]慎独是儒家道德修养工夫的重要条目,王阳明认为,“良知即是独知”,致良知即慎独。由于阳明致良知之学偏重于本体上做扩充工夫,故慎独在阳明的工夫论中并无突出地位;然阳明后学说玄说妙,更有甚者终日束书高阁,一味空谈心性,致使士风日下,名教败坏。刘宗周力辩阳明后学之失,标举慎独工夫,以纠正中晚明以来之学术流弊。
  [关键词]慎独;致良知;王阳明;刘蕺山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4-0031-03
  
  宋明理学有理学、心学之分。心学一系肇端于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象山),至明代中期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渐至大成。王阳明致良知教,遥契孟子,近承象山,力辩明代前中期的学术之失,切中当时士风之要害积弊,有涤荡学风、重树人心之期许。阳明之学曾大行于明中晚期,成为当时的显学。后世学者于阳明学的研究中,多关注其“致良知”这一核心命题,很少涉及良知学语境中“慎独”一词的意义。诚然,“慎独”之义在阳明学体系中并不突显,但随着阳明后学的不断展开,逐渐呈现出重要的理论地位,尤其是明末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号念台,学者称其蕺山先生)特揭“慎独”之学以矫王学未流之失,力图重新恢复学术风气之正,其中蕴育着深刻的内在逻辑。
  
  一
  
  “慎独”一说,出自先秦儒学经典《大学》、《中庸》。《大学・诚意》:“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中庸・首章》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慎独”之义为:主体在道德实践中,须时时刻刻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审慎心态,即便是在隐微之处,亦不放松,切实地做道德实践工夫。
  汉代郑玄(127~200)注《礼记》,他并未在《大学・诚意》中阐发“慎独”之意,只在《中庸・首章》处作了如下解释:“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为不见睹,不见闻,则必肆尽其情也,闲居者,独处也。”那么,“慎独”之义即为:君子即使在独处之时,也应持守谨慎。唐代孔颖达(574~648)在郑玄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疏解,囿于“疏不破注”的原则,故孔颖达的疏解亦无所发挥。孔曰:“故君子慎其独者,以其隐微之处,恐其罪恶彰显。故君子之人恒其独居,言虽独居,能谨慎守道,知晓道体之精微,并非独居之地戒慎恐惧。”笔者认为,郑、孔的注疏关键在于“独”字,二人认为“独”为“独处”,这种注疏稍显片面。《中庸》言道德主体之“隐微”之处,若只是解为“独处”,恐有失得当。从另一方面来讲,汉唐仍属经学时代,儒者多着力于寻章摘句、考据训诂之类,于古圣先贤之微言大义无所阐发,故郑玄、孔颖达作此番议论亦在情理之中,无可厚非。
  在中国哲学史上,发挥“慎独”之义影响较大的是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他认为:“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 朱熹在“慎”字之义上仍保留了郑玄、孔颖达持守谨慎之义,但是在关键的“独”字之义上,突破了郑、孔二人的注疏,不再拘囿于“独居独处”。朱熹认为:“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这是直接就主体内心上来说的,在此独知之处固然需要戒惧恐惧,谨恪持守。然而“独”在朱子处,已含有价值判断之倾向。就主体意识而言的“独”,即是“独知”。换言之,君子须在内心活动之隐微处体察,以其内心本有精诚恻怛抑其恶、扬其善,惟有如此方可意诚,方可达至内心的自慊。
  
  二
  
  朱熹解“慎”义,已包含善恶之价值判断,阳明继承这一思想,并把“独知”与“良知”、“慎独”与“致良知”结合在一起。阳明归越后,咏良知诗云:“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 答人问良知二首曰:“良知即是独知时,此知之外更无知。” 这都是良知作为独知的意义。然而阳明一贯主张良知人所共有,而此独知即为良知,又为何义?诚然,良知为人所共有,这是就良知之普遍性而言,但这种普遍性不能空洞,普遍性的良知必须落实到每一个道德主体,这才是主体道德原则与道德实践之发窍处。内附于主体的良知,须直下地肯定与体悟,即知即行,才能成就圣贤人格。然而,对良知的肯定与体悟以及践履良知所达到的境界,人所不同;良知的践履与证悟以及主体达到的境界只能由主体独知,故良知即独知。良知是阳明学的本体概念,良知即是独知,换言之,独知即本体。就本体来说,阳明虽然指出良知二字,但良知作为本心的意味极其浓重,道德行为之发动、道德原则之制定皆导源于良知本体;且阳明认为世界万物以良知本心为灵明,通过主体对于一点良知的存养与扩充,可达至万物一体之境界。换言之,客观事物、社会道德规范皆融摄于主观之中,这难免会陷入唯心主义的窠臼。阳明的致良知教就理论本身而言,并无问题;然儒家学说却担当教化之责,阳明心学未免过于高妙,普通民众很难体悟良知本体,实现儒家所期许的圣贤境界。另外,该学说在实际的体悟与践履中也很难划清心学与禅宗的界限,很容易“直把良知当佛性看”,终成玩弄光景。因此,从本体上说,良知即独知,契证内赋予主体的良知,惟己独知,若无实地工夫来诠释此独知之本体,则本体将窒息于腔子里;若无实地工夫支撑这一本体之伸展,则此本体必为谈玄说妙之对象,断无其他意义。由此可见,“良知即独知”这一命题,在理论上存在多种诠释可能,亦是流弊造成的根源之一。
  独知可谓本体,那么“慎独”则表现工夫之义。阳明曰:“谨独即是致良知。” 在此,“谨独”即“慎独”。众所周知,阳明致良知工夫主张在本体上着力,所谓“杀人须就咽喉上著刀,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 此可谓本体工夫。阳明所主张的本体工夫,虽有存养保任之义,然此义未免过于消极,他更强调对良知本体的扩充,所谓“致良知”的“致”便有扩充义与实行义。相对而言,慎独则为消极工夫,即存养保任良知本体。依王阳明豪雄的性格与气魄,消极工夫略显拘迫,全无本体上做扩充工夫那般简洁、快畅,拘迫之象亦无万物一体、天德流行那般境界。试想,阳明早年对此拘迫工夫不屑,那么到晚年化境之时,更不可能重提慎独工夫,作为他的学问宗旨了。
  阳明良知一说是孟子学发展的最高阶段。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说:“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 然而正如美丽的花朵容易凋谢一样,阳明没后,门下各种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上言之本意。其中主要以王畿(1498~1583,字汝中,号龙溪)、王艮(1483~1545,字汝止,号心斋)两派为主。黄宗羲曾言道:“阳明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 渐中王畿一派主张,良知当下圆成,更不须用消欲工夫,不须防检与穷索,取顿悟而入,即本体更是工夫,而天机常运,虽有欲念,一觉便化。按其所言即背越阳明宗旨,而走入狂禅之路,“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悬空期个悟,终成玩弄光景”。泰州王艮一系,亦以现成良知立学,从日用见在处指点良知,不加修为,谓良知为天然率性、吃饭穿衣、饥食渴饮、冬装夏葛,无非妙道。泰州学派一传再传,心斋以降,至颜山农、何心隐、罗近溪、周海门,直到李卓吾等,大抵皆主顺性自然,忘却诚意持敬工夫,不重致知工夫,把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一切樊篱全部打破,其道德性遂缺失不足,行为怪诞,异议纷呈。所谓上焉者习静谈玄以求顿悟,或作奇异之论以惊世骇俗,下焉者放荡恣肆,每出名教之外。影响所及,一批后学儒士举止言谈多放荡不羁,念头不在君父、百姓、世道上,只知清谈心性,不务实修实悟,不诉名节忠义。二王之失致使学术乖张,世道人心日降,有识之士莫不痛心疾首,以各种方法救治。刘宗周从心学的角度,大倡慎独之意,以矫正阳明后学的弊病。
  
  三
  
  刘宗周之学倡“慎独”之旨,其学说属心学范畴,此确然无疑。阳明后学之中,高明者谈玄说妙,终成玩弄光景;卑下者搀之以情识,鱼馁肉烂,非名教之所能羁络。道德的崇高性和严肃性在阳明后学的展开中不断受到减蚀,导致学术败坏,世风日下。刘宗周之“慎独”,正是为了对治阳明后学之流弊而提出,以期从心学的内在逻辑中矫正致良知教的缺失。
  在刘宗周处,“慎独”既显本体义,又显工夫义,他曰:“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针对阳明特重心体,由心体之扩充把天道性命收摄于心体之内,故蕺山拈出独体,认为独体即是心体,又是性体,尢重独体之天道性命的客观意义。牟宗三先生认为,刘宗周上承胡宏(1104~1161,字仁仲,号五峰)之学,以心著性,从天道性命之形层面上讲下来,再落实于具体的道德心体。这样的理论路径无非是试图重新恢复道德的严肃性和崇高性,使主体重新对道德原则心生敬畏,从而意识到修养工夫必须严谨踏实。独体之客观面意义显张,正是医治龙溪之玄妙、泰州之乖张的良药。故刘宗周曰:“独,一也。形而上者谓之性,形而下者谓之心。”
  本体既明,则须实地做工夫。刘宗周认为,除却慎独,别无工夫。《圣学宗案》曰:“孔门之学,其精者见于《中庸》一书,而慎独二字最为居要,即太极图说之张本也。乃知圣贤千言万语,总不离悟二字,独即天命之性所藏处,而慎独即尽性之学。”刘宗周慎独工夫,真可谓严谨至极,典型的如他的“改过说”,甚至可以说很苛刻。慎独工夫尽显严毅清苦之相,如此工夫亦是用心良苦,刘宗周之意无非是纠正龙溪玄悟、泰州狂荡之风,真正做实修实悟的道德工夫。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宗周慎独之学未免失却了儒家宽裕活泼、鸢飞鱼跃的气象,似乎总会使人产生一种畏惧感。
  
  四
  
  在先秦原儒处,“慎独”一词以工夫之义为主,即道德主体须时时刻刻保持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心态,切实地做实修实悟的严谨工夫,以确保道德的崇高性与严肃性。经过朱熹、王阳明等人的发展,“慎独”之内容得到了不断丰富。然宋明理学之中,对慎独体悟之深、践履之实的应为刘宗周。刘宗周标举慎独之义,有明显的对治阳明后学流弊之目的,即以严谨的道德工夫来范域灵动的良知心体,保持良知心体不四处走作,或陷入高妙玄虚,终成玩弄光景;或掺之情识,导致鱼馁肉烂。
  有“宋明理学之殿军”称号的刘宗周,深切感受到当时学风世风之败坏,如何重树学风、纠偏王学之弊,成为他重要的理论思考,“慎独”一说正是以此为基源问题,可谓用心良苦之极。然而从心学的内在逻辑之中,矫正阳明之学的偏失,本身值得商榷。析言之,自陆九渊提揭“本心”,王阳明倡“致良知”宗旨,刘宗周标举诚意慎独,心学的发展以《大学》条目而言,正好经历了“正心”、“致知”与“诚意”,这其实是一个不断地往人的意识结构深入的过程;再加上外在学风的败坏,心学发展至刘宗周处必然走向严毅高峻之路。慎独之学于当时学界到底有多大作用,亦未可知。涤荡学风之积弊,非赖一人之力,慎独之学进一步深入人的心性内部,于现实具体问题之解决无甚裨益,个人道德之挺立实现了,然明清鼎革之历史巨变面前,惟余一死,别无善法,是以后人有“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之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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