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少年的成长 叛逆少年的成长读后感

　　“你知道我高中时为什么那么叛逆吗?”有一天刘轩对我说，“因为我觉得我长大了，不应该什么都听你们的。所以你叫我往左，我就偏往右，我总要有点自己的想法，我总该找到‘自己’在哪里！”
　　“你找到了吗?”我问他。
　　“到现在还在找。”然后头一歪，好像很不服气地说，“因为你不让我自己去找!”
　　“你自己要怎么找呢?”
　　“背个包出去找！去流浪！”他大声地说，“你知道吗?我在哈佛有个同学，是英国的贵族，伊顿中学毕业的。在伊顿，平常都要穿燕尾服，功课更重得不得了，算是管得够严了吧!可是他去年暑假，居然一个人跑到澳洲去牧羊。还有那个有千万富豪老爸的罗布，他为了找到他自己，主动去参加急救训练，随身带个呼叫器，一有情况，即使在上课，也立刻冲出去，跟着救护车出去救人。有一天，我坐他的车，看到救生手册，天哪！恶心极了！罗布说，有时候为病人做心肺复苏术，病人会呕吐，吐得一身一脸，还得为他做口对口急救。我还有两个同学，今年背着背包，到印度自助旅行。刚才接到他们的电话，说好不容易活着回来了。他们一到印度，就遇上大雨，街上的水淹过膝盖，到处漂着大粪和小动物的尸体，他们上吐下泻了两个礼拜，居然还跑到一个无人岛上住了几天，过瘾极了!”
　　“过瘾极了?”我说，“差点送命!”
　　“当然过瘾，毕竟这是他们自己的旅行，不是跟在父母后面，住大饭店，吃大馆子。他们寻找自己的定位，他们找到了!”
　　我怔了一下，笑笑:“好!今年暑假交给你自己，你自己去找吧!正巧，今年要为台南的德兰启智中心募款，你如果感兴趣，可以自己去参加活动。你不必再跟我一起演讲，完全自己挑大梁!你也不用住在家里，自己去找地方住!”再强调一句:“去不去，也由你自己决定，跟我无关!”
　　六月二十号清晨，刘轩搭了二十小时的飞机，到达桃园中正机场。我没去接，他自己坐车到台北，中午又坐飞机去高雄，在文藻语专演讲。然后赶到台南，跟主办募款活动的水长流公司开会，并搭最后一班飞机回到台北。
　　大概前一天太累了，他脸色不太好。我问他一个人出去应付的感想。
　　他居然又是一副不太服气的脸色说:“奇怪了!大家都叫我刘墉的儿子，为什么我总要活在你的阴影里？我还是没有‘自己’！”
　　我又一笑，拍拍他:“记住!你可能一辈子都脱不开别人的阴影，但最重要的是，千万别活在自己的阴影里。”
　　又隔了两天，他跟我吃中饭。
　　“你找到自己了吗?”我问他。
　　“你一天到晚用BB Call叫我，我怎么找自己?”他还是那个表情，“你能不能不要一天到晚打听我到哪里去了?我已经二十二岁了!”
　　我想了想，可不是吗?他马上大学毕业，我在他这个年岁，都结婚了。
　　从那天起，我再也不查他的行踪。
　　后来知道，他在台湾的一个月，居然大部分时间在台南。除了到学校演讲，还去瑞复益智中心见习，再到德兰启智中心做义工。
　　当我去德兰时，他已经跟孩子们打成一片。更令我惊讶的是，当我和他应邀在台南市立文化中心举行座谈会时，他居然带着十几位义工，表演了一场舞蹈。他不但从纽约回到台湾，去了南台湾，而且完全融入那个社会，甚至台语都学会了不少。
　　而最让我高兴的是――他说他已经不再活在我的影子里，他开始找到了自己! 我将永难忘记，七月十号那天下午，在文化中心座谈时，他作的结语。
　　他提到在玉井乡的那段日子，提到那群智障的孩子。
　　当他讲到离开德兰那一天，看着孩子们坐的车开走，孩子向他挥手时，当着场内外四千多观众，他居然在台上泣不成声。
　　而那个跟我总是一毛、两毛，斤斤计较零花钱的他，竟把在台湾赚到的七万块钱，都捐给了台南德兰和高雄的观音线。
　　回到纽约，全家都觉得他一下子成熟了，更有礼貌、更会关心家人。
　　父亲节，他不但送我一个颈部的按摩器，还送给公公一副听音乐的耳机。而当我们要带他和妹妹去大冒险乐园玩时，他宁愿留在家里，陪八十岁的老奶奶。
　　更妙的是，他不再跟我“算小钱”。他的心胸变宽了，仿佛天地也变宽了。
　　我突然领悟，要一个年轻人寻找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主动地参与社会、关怀别人、贡献自己。
　　因为只有成熟的人懂得关怀，只有独立的人能够贡献。
　　人不是在“爱”当中成熟，而是在“施”当中成熟。而且给予别人的愈多，愈会去关怀。
　　我们做父母、师长的，常忘记自己的孩子和学生已经长大，大到不再需要我们的喝斥与监督。
　　他们不再喜欢我们带着走，而要他们自己走。
　　他们要寻找自己!
　　（摘自《叛逆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