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民主化转型的影响]苏联东欧转型的方式和特点

　　目前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完结，仍在继续深化，这说明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而苏东剧变的影响也仍在继续，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仍未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这说明民主社会主义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从而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应当充分利用好这两大机遇，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然而，笔者于2011～2012学年在匈牙利的中欧大学进行访问，上述观点与笔者在东欧国家的所见所闻并不完全相符。此次金融危机对于东欧各国的影响究竟如何？东欧国家所实行的真的是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带着这些疑问，本文将通过分析东欧民主化转型所带来的影响，谈些自己对上述观点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公平”与“效率”兼顾的经济转轨
　　——以“私有化”改革为例
　　东欧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是公认的民主转型进行得最为成功的国家。本文首先就以他们都共同实行过、但具体做法却千差万别的“私有化”改革为例，来考察民主制度的建立对于其经济转轨进程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匈牙利截至1980年代末期已经积累了巨额的国家债务，国家财政濒临破产，急需大量的现金来清偿债务。所以剧变后的几届政府都只能对国有资产进行拍卖以求变现。而由于实行了公开竞价，出价最高的多数都是外资公司，于是便出现了“面向外资全卖光”的情形。[1]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剧变后的匈牙利建立了基本的民主宪政制度，民间社会具有充足的渠道和手段对政府实行监督与制约，因此匈牙利对于国有资产的拍卖便得以在公开规范的前提下予以实施，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国有资产变现的价值最大化，而出售所得也均能用于偿还外债、充实社会保障与公益福利基金等公共用途。
　　相比于匈牙利，当时捷克的国家财政状况要好得多。该国历史上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浓厚，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加之捷克国民也不愿意国有资产被外资收购，于是便实行了所谓的“证券私有化”政策，即把国有资产的价值主体以投资券的形式在国民中进行平等的分配，再由他们在开放性的股市中选购国企股票。而考虑到当时多数民众对于资本市场的运作并不熟悉，无论在资本实力还是在信息掌握上都处于明显的劣势，很容易受到股市风潮与庄家操控的伤害，捷克政府为了保护这些“大众股民”的利益，还专门设置和发展了代理投资的中介机构（IPF）来帮助民众进行投资。[2]捷克正是通过以上方式完成了“在起点平等的基础上找到最初的所有者”这第一阶段的任务，而第二阶段“在规则平等的基础上找到最终的所有者”的任务，则要交由自由的市场交易去完成了。而此时政府的职责，只需建立并维护一个公正平等的市场交易规则即可。
　　波兰的特点是工会的力量特别强大，当年正是由波兰全国性的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与共产党当局举行的圆桌会议谈判，引发了东欧剧变的“多米诺效应”。由于无论什么样的私有化方案都得经过工人这一关，因此多数波兰企业在私有化的初始阶段都实行了职工参股或者“雇员买断制”（EBO）。在这一初始私有化实行后的一段较长的时期里，分散的企业股权才得以通过外部投资进入和内部经理层收购等方式在二次交易中逐渐集中。由此，“雇员买断”才逐渐演变成“管理层与雇员共同买断”（MEBO）和“管理层买断”（MBO）。而在整个过程中，企业的管理层必须按照双方自愿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从私有化之后获得股份的小股东手中进行收购，而没有发生由政府官方私自做主将企业的全部产权或控股权直接“送”给企业管理层的做法。那种完全无视企业普通员工权益的做法在剧变前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曾经出现过，但因为民主化之后的波兰政府必须要对每个选民手中的选票负责，因此不仅对这种做法予以明令禁止，甚至还对剧变前的某些案例进行了追究与处置。
　　经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无论是匈牙利的“只卖不分”，还是捷克的“只分不卖”，抑或是波兰实行的“雇员所有制”，虽然出于不同的国情而实施了不同方式的“私有化”方案，但却都符合基本的公开公平的原则。他们当时实行私有化改革的基本预设就是：国有资产理论上就是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而事实上也是经由全体国民的辛勤工作才得以实现了国有资产的积累，那么对于国有资产的分配就必须做到基本的透明与公正。
　　事实上，东欧这些国家的私有化结果也的确得到了多数民众的认可。道理很简单，因为如果社会上不满的人很多，那么就自然会出现主张实行“反攻倒算”的政党，该政党只要能够在选举中获得足够的选票上台执政，就大可以“合法”地对之前的私有化过程进行“反攻倒算”了。而剧变以来各国都经历了多次民主选举的政党更迭，左右派轮番上台，但都并未出现对私有化结果进行大规模“清算”的情况。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东欧各国在经济体制上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所有制上从公有制转向私有制的转型实践是为了追求“效率”的话，其经济转型过程中更为突出的一个特点，便是同时兼顾了起点的“平等”和规则的“公平”。而要实现这种“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与这些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脱不开关系的。
　　经济转轨的阵痛与成就
　　以上我们分析了这几个东欧国家的私有化改革，然而除此之外，东欧的经济转轨还要解决“自由化”和“稳定化”这两个难题。所谓“自由化”，是指要建立起一套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交易和竞争规则；而所谓的“稳定化”，则是指要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解决包括供求关系失衡、财政收支失衡、国际收支失衡，以及通货膨胀等诸多原计划经济体制所积累下来的经济失衡问题。
　　在这两大问题的解决上，东欧各国的着力点也不尽相同。比如捷克在剧变之前经济失衡问题就不是很严重，国内通货膨胀率和财政赤字都不高，外债也很少。但捷克当局在“布拉格之春”被扼杀之后就鲜有尝试任何改革的措施，因此其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体制比其他东欧国家就显得尤为僵化，因此捷克在“自由化”方面的任务就更艰巨一些。而波兰和匈牙利则与之相反，两国在剧变前就已经做出过不少市场化改革的尝试，经济体制中的“计划”色彩较淡，因此“自由化”的任务就相对较轻。但两国的经济失衡都非常严重，通货膨胀高企，国家财政面临崩溃，外债规模巨大，因此在“稳定化”方面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