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与凯恩斯危机理论的同与异:哈耶克与凯恩斯

　　一九三一年，哈耶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价格与生产》。这使哈耶克在一九七四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此也拉开了他与凯恩斯持续了十多年的理论论战的序幕。一九三○年，凯恩斯出版了他的两卷本的《货币论》，立即遭到哈耶克发表在伦敦经济学院院刊《Economica》上数篇文章的尖锐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回应哈耶克的理论挑战中，凯恩斯从一九三二年起开始埋头构思和写作，于一九三六年出版了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为了写作《通论》，凯恩斯甚至决定停止了与哈耶克的通信，并向哈耶克解释道：“我正在试图重新打造和改进我的中心论点，所以应当把时间花在这方面，总比继续辩论要好。”（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540页）《通论》的出版，奠定了当代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引发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场理论革命，随即凯恩斯本人也成了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一九五三年，美国经济学家哈里斯（Seymour E. Harris）曾宣称：“与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样，《通论》是过去一百年中所出现的最重要的著作。”一九七五年，当代经济学中的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明斯基（Hyman P. Minsky）则宣称：“如果说凯恩斯是与马克思、达尔文、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一样都属于最宏伟层次的创新性思想家从而导致现代思想革命的话，那是由于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对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其中包括对经济科学和政策指导的贡献。”
　　凯恩斯的《通论》是一本被世人公认的晦涩难懂的著作。当代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就曾承认一开始读不懂《通论》，并回忆说：“在该书出版后的一年半载中，在麻省剑桥（这里指哈佛、麻省理工等名牌大学汇聚的地方——引者注）没有人真正懂得该书的内容是什么。”几十年后，华人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还在《凯恩斯的无妄之灾》的文章中自谦地说他一生都“读不懂《通论》”。
　　现在看来，如果从瑞典学派的创始人魏克赛尔（Knut Wicksell）的“货币均衡论”的思想传承关系再读凯恩斯，《通论》的思想脉络就显得比较清晰了。虽然笔者数年前也数次教过凯恩斯的《通论》，但多是在表皮上讲讲凯恩斯的术语和思路，并没有真正进入凯恩斯的思想世界。由于哈耶克和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大致同源于魏克赛尔的思想，多年后以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理论论战为切入点再重读《通论》，笔者才发现，整本《通论》是凯恩斯在继承、转换、改造和发展了魏克赛尔的货币均衡论思想而建构起来的一个新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且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把整部著作看成是他沿着魏克赛尔的理论框架继续与米塞斯和哈耶克所进行的理论论战的结果。
　　在扬弃了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概念而改用“资本的边际效率”后，在《通论》中，凯恩斯首先创造性地提出了“有效需求”这一概念，并认定有效需求为“预期的消费和预期的投资的总和”。根据这一思路，凯恩斯认为：“如果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这三个因素均保持不变，那么，有效需求也不可能改变。”（《通论》,268页）凯恩斯进而认为：“投资与储蓄是为经济制度所决定的因素，而不是决定经济制度的因素。它们是经济制度中的决定因素——即消费倾向、资本的边际效率曲线和利率——所产生的后果。这三个决定因素本身是复杂的，而且每一个都会由于其他两个因素的变动而受到影响。但是，在其数值不能被推算出来的意义上，三者仍然是自变量。”（188—189页）
　　在《通论》中，凯恩斯指出，由于“消费倾向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因而“资本的边际效率相对于利率的波动，可以被用来分析繁荣与萧条的交替”。沿着这一分析思路，凯恩斯建构了他的经济周期理论：“对危机的更加典型的而且往往是更加决定性的解释在基本上并不是利率的上升，而是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正是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所以萧条状态才如此难以治理……要恢复资本边际效率并不那样容易，因为资本边际效率在目前系由无法控制的（uncontrollable）和不服从的（disobedient）工商业界的心理状态所决定。通俗地说，在个人行为自己做主（individualistic）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信心的恢复远非控制所能奏效”（328—339页）。
　　由此凯恩斯得出了他的政府干预市场的基本思想：“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条件下，除非投资者的心理状态使自己毫无理由做出这样巨大逆转，要想避免就业量的剧烈波动是不可能的。我的结论是：安排现行体制下投资的责任绝不能被置于私人手中。”（331—332页）凯恩斯还具体解释道：“鉴于资本边际效率日益为甚的下降，我支持旨在由社会控制投资量的政策；而与此同时，我也支持各种提高消费倾向的政策。”（337页）
　　凯恩斯在《通论》中所提出的这种政府干预市场的主张，多年来受到以米塞斯、哈耶克和罗斯巴德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批判。譬如，奥地利学派的当代传人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在一九八二年为他的《美国大萧条》第四版所撰写的序言中就指出：“政府所做的一切都适得其反；所以我们的结论必然是：政府应该无为而治，即政府应该尽快从对货币和经济的干预中解脱出来，而让自由和自由市场经济自行运行。”这应该说代表了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的一贯主张。
　　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可能都还没有注意到，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后，哈耶克本人也对他自己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进行了调整和改进，并且在很多地方与凯恩斯《通论》的理论思路有很多相同之处——尽管结论几乎完全相反。
　　在《通论》出版三年后，哈耶克在一九三九年出版了他的《利润、利息和投资》。在这本小册子中，像凯恩斯一样，哈耶克也抛弃了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概念，但是，与凯恩斯把魏克赛尔的“资本的自然利率”替换为“资本边际效率”有些差别，哈耶克较倾向于用“利润率”（有时哈耶克也使用“边际利润率”）与“货币利息”的关系来讨论信贷、投资与商业周期问题。哈耶克明确指出，尽管他仍然从储蓄与投资均衡的角度来探讨资本的稀缺问题，但他发现，“从许多方面来看，利润率是比利息率更有效和更具根本性的一个概念”（4页）。现在看来，哈耶克这时所使用的“利润率”或“边际利润率”，与凯恩斯所用的“资本边际效率”，大致是指一回事，且分析思路也大致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