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丹 廖丹之困

　　骗取医保，反得援助？　　2012年7月，41岁的北京男人廖丹发了一条微博，成为热门人物：　　“五年前我爱人得了尿毒症，她非北京户口不能享受北京市民医保，只能自费透析。积蓄花完，我俩都靠打零工生活入不敷出，实在被逼的没办法我才瞒着爱人刻了假章，逃了17万医药费，至少让她先不死。今年2月被发现后刑拘，儿子12岁不能照顾他妈，几次病危还好有邻居帮忙。昨天庭审后法官让我先回家照顾妻儿。”
　　庭审时，检方指控，2007年11月至2011年9月间，廖丹在北京医院使用伪造的收费单，为妻子杜金领进行透析治疗，骗取医院的医疗费17.2万余元。检方认为，廖丹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建议法庭在3年到10年间对其量刑。
　　当时廖丹掩面哭泣，称“被逼的没有办法，只为妻子能先不死”。
　　廖丹被取保候审时，媒体蜂拥而至，报道这个普通男人的窘境。
　　廖丹早已下岗，杜金领20多岁从河北来北京闯荡，当过焊工，卖过盒饭，当过美容师，直到生病前，没有单位给她上过医保，她也没有医保的概念。病厄突至，不堪重负，男人开个摩的，女人编织小包，一点收入加上低保，勉强生存。
　　廖丹曾去街道办，希望给妻子办医保报销，但因为“爱人不是北京户口”，无法享受北京市民医保待遇。想过让妻子回河北老家报销医疗费，但“太麻烦了，妻子的身体也经不起来回折腾”。他们决定自费透析，每月花费竟高达5000元。廖丹铤而走险，瞒着妻子私刻公章骗保。第一次交假的收费单时，手都忍不住哆嗦。
　　人们被这份苦难爱情所感动，赞廖丹是“有情有义真汉子”，没有在危难之际抛弃妻子，并纷纷自发捐款。截至7月16日，3900余网友捐款33万余元，政协委员陈利浩一次性捐款17.2万。这让廖丹无法置信而又感激涕零。
　　7月16日廖丹赴法院退还全部赃款，请求获得法院轻判。
　　接受采访时，他警醒那些无助的患者“别学我，像我一样犯法，应想尽办法合法求助”， 也希望“政府救助体制能更完善一些，别让更多人像我一样，走了弯路，走了绝路”。
　　被现实搁浅的农民工
　　经济发展带来的幸福感，如何惠及背井离乡的农民工？起码，有病能医。
　　没有社会爱心的救助，廖丹将被刑拘，病妻携子陷入绝境。家破人亡也未可知。社会底层那些还未被关注的廖丹们，又将寄望于谁？
　　撇开“假公章救妻”的温暖一面，它直接考问户籍限制带来的农民工医保困境，以及社会的大病救助机制。
　　早在2010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经下发《关于做好2010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明确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民工等流动就业者，可以选择参加城镇居民医保。对自愿选择参加城镇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民工，各地不得以户籍等原因设置参保障碍。
　　杜金领仍然被北京医保拒之门外，原因是在京没有“固定单位”。北京市人保局医疗保险处的工作人员介绍，享受城镇居民医保，必须有北京户口，或者在京有固定工作，“杜金领这种非北京籍无固定单位的情况，应该回户口所在地办理医保。”
　　杜金领没有选择回河北易县办新农合医保。儿子在京读书，加上转院手续复杂，也不知道县城医院能否做肾透析��她彻底被现实搁浅。
　　她并非单独的个体，只是冰山的一角——庞大的外来人员、农民工，被城市居民医保拒绝，蜗居在不起眼的角落。据人社部《2011年度统计公报》，“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5278万人”，“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641万人”，不足五分之一。
　　五分之四的城市农民工，基本都是小病扛一扛，扛不住了买药找黑诊所，一人得大病，全家回老家。在国务院医改顾问、国家重大攻关项目《中国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研究》首席科学家梁鸿看来，改善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就医生态，让“裸跑族”共享城市公共卫生服务改革的成果，这将是今后一个阶段中，城乡医改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未来公共财政将在社会救助上，重点针对贫困人口、弱势农民工；同时鼓励社会慈善，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救助保障制度体系：以政府保障为主，民间救助作重要补充。
　　杜金领生病之后，才开始关注北京市关于外地务工人员的医保政策。从2001年北京市下发《城市特困人员医疗救助暂行办法》，到2011年年底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乡特困人员重大疾病医疗救助有关问题的通知》，救助比例由个人医疗费用的50%提高到70%，全年累计救助总额由3万元提高到8万元封顶。这个提升消息，廖丹一家也是刚刚听说，不过“前几个月交到街道的报销单，还在等电话通知。”
　　新农合医院，喜忧各半
　　与杜金领不同，也有一部分农民工，在农村原籍参加了新农合医保。
　　这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蓬勃发展了十年：筹资以政府补助为主；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自愿参加；以县为单位统筹基金管理；以大病报销为主；同步推进农村医疗救助制度。
　　这十年来，政府不断提高新农合筹资水平，发展快速。目前，新农合基金的80%是由政府投入，财政资金已成为新农合基金的主要来源。2012年，各级政府对新农合的人均补助标准将提高到240元，个人一年缴纳50元，新农合筹资标准达到290元。
　　新农合医保在农村很受欢迎。据卫生部统计，参合农民住院个人需要承担的部分占年纯收入的比例，从2003年的107%下降到2011年的30%左右。很多患重病农民得到及时救治，避免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悲剧。
　　陕西镇安县结子乡典史村39岁的村民白吉霞，是全省第一批享受合作医疗的农民。当时，她将信将疑地交了10元钱，参加新医保。不久她查出宫颈癌，手术和住院费用7700多元，她报销了5059元，“是这个新政策救了我。”
　　2011年陕西榆林市拿出一亿多元配套资金，用于南部六县新农合补贴，经过市级统筹，进一步提升新农合补偿比例和范围：乡镇卫生院的报销比例由原来75%提升到90%，县级医院由65%提升到最高80%；封顶线由每户每年3万元提高到每人每年5万元；当年自付费用3万元以上的大病患者，还能进行二次救助。卫生局介绍说，现在局里更注重大病，建立大病医疗救助制度，大病救助每年的封顶线连同合疗报销可以达到20万元。
　　此举惠及民生。绥德县义和镇农民郝青梅患乳腺癌六年，负债累累，卖房求生。恰逢新农合市级统筹、二次救助政策，才有了希望。郝青梅说，“今年一共花了28万，能给我报个17万多��要不然我肯定放弃治疗了。”
　　在陕西凤县，医改打破城乡身份界限，使城乡居民医保实现了一体化，城里人报多少，农民也能报多少，医保不足部分则由县财政全额补助。
　　医改创新，离不开政府雄厚的财力支持，爱民护民之心。如陕西省卫生厅厅长刘少明所言：“在基层看病可以直接报销90%，在县这个层次看病可以报销到80%，报销比例提高了，老百姓能够切身地感受到医改就是好！”
　　不过，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每每发生紧急情况，一般选择就近就医，远水解不了近火。各地关于大病救助补偿的制度，因为地域差别、经济发展情况等等，差距很大。追求保障的均等化，始终是一个制度性难题。
　　杜金领的户籍目前在河北省保定市易县解村。
　　“刻章救妻”的事情传开后，易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人员表示，杜金领的户籍仍在易县，可参加“新农合”，每年缴费50元，获得大病报销。每年累计补偿封顶线为7万元。参保后如果继续在北京居住和治疗，需要登记备案。
　　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大病救助制度，只有部分地方进行试点。
　　卫生部农村卫生管理司副司长聂春雷说：“如何建立长期稳定的筹资机制，是当前新农合制度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之一。”
　　现在这种“一刀切”的筹资标准，并不适应经济能力参差不齐的地方财政。
　　按照国际惯例，医保筹资应与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挂钩，不同人群承担与其收入水平相适应的参保缴费，但享受同等的保障待遇，以充分体现制度的公平性。
　　廖丹“私刻公章救妻”在网络的发酵，促进着我国医保体制进一步健全完善。比如，关注在城乡流动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医保，促进报销比例城乡一体化，取消户籍制度对医保的限制，建立大病救助制度以及落实��早解决一个问题，就会让更多的廖丹看到希望和公正，体会到国家之温暖和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