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延安文学事件中的大历史与小故事_1942年历史事件

　　摘要：王实味的命运在1942延安文学事件中有着深长的意味。王实味并不是1942延安“新启蒙文学”的肇始者，他批判的锋芒也没有格外锐利，但他却成为1942年以来第一个为中国文学献出生命的作家。在抗战时期的延安，王实味遭此命运有其特定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他的性格特点，二是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三是他系统的、与延安文学思想对抗的文学思想，同时，国民党的宣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延安文学事件：王实味；大历史：小故事
　　中图分类号：12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8－0076－05
　　目前学术界对王实味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比较著名的有黄昌勇的《王实味传》及宋金寿的《毛泽东与王实味的定案》等，但这些成果，基本是讲述事件的经过，很少涉及对王实味命运的深入考察。王实味的命运在1942延安文学事件中有着深长意味。王实味并不是1942延安“新启蒙文学”的肇始者，他批判的锋芒也不是惊世骇俗，但他却成为1942延安文学事件中的牺牲者。为什么在当代文学生成期间，王实味为什么会遭此命运?这背后有怎样的故事?本文尝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一
　　关于王实味命运的故事是在延安文艺整风的大历史中发生的。1942延安整风初期，很多人，尤其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对其意图是不清楚的，就如当时的《解放日报》编辑黎辛所说：“事实上，当时一般干部，甚至是一些高级干部对整风的意图、要求和做法也是不理解的。”应该说，整风运动一开始的目的是在于清除有苏联背景的王明等人的力量与影响。当时《解放日报》的“社论”有这样的暗示：“干部名流”、“大师”等要在群众面前“脱裤子”、“割尾巴”。同时，这篇“社论”还说：……“我们自动地主张脱裤子。因为我们有充分的自信，知道自己是基本健全的，只有局部的个别缺点，而且这些缺点是会很快清除的……”也许正是这样的暗示，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从1942年3月9日发表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开始，涉及整风主题。3月11日发表了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3月12日发表了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3月13日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后半部分发表于3月23日)，这些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此外，王实味还在墙报《矢与的》上发表了三篇文章，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与《零感两则》，在第3期上发表了《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王实味写道：“……，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善于深文罗织?……”(《零感两则·软骨头与硬骨头》)，…比猪还蠢’的领导……王实味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这几篇文章写于中央研究院的三·一八动员会辩论和民主选举事件之后。1942年3月18日，王实味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动员大会上，提出了“民主选举”与“墙报文章匿名”的意见，受到大多数人赞成，并使检委会的成员全部由民主选举产生。王实昧因此成了一部分人心目中的民主英雄。但包括王实味在内的许多人没想到的是，为了清除王明等人所代表的“主观主义”与“党八股”，毛泽东会对文化界和知识分子进行彻底整顿。整顿的原则是实用化与集中化，而集中化又是整风的一个主要目标，使党内生活与社会生活高度统一，使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领导层能实现对全党有效的组织和指挥。在延安整风普遍展开之时，王实味的系列杂文及其在中央研究院整风动员大会上体现其杂文精神的表现，注定了其被批判的命运。
　　中央研究院的“民主”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42年4月3日作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决定指出：整风是“改正干部及党员思想”，……，个别单位“没有在干部中预先研究清楚，……，以致以发生某些不适当的现象”，……研究、讨论与检查的目标是为着“改造工作，团结工作，团结全党。一切与此目标相违反的言论及行动，都是不正确的”。1945年5月21日，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整风的性质就是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作战”。无疑，这些都是针对中央研究院整风出现的问题，同时，也是表明：整风已不是针对领导，而是对小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改造”。中央研究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初期的整风进行“纠偏”。中央研究院的“纠偏”工作分为六步，第一步至第五步就是使“带有群众自发性的偏向基本纠正”，第六步就是“开展对王实味的斗争”。
　　为了更好地批判王实味，中央研究院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比如叫刘雪苇揭发王实味在非正式场合的言行，随后在批判大会上，刘雪苇便奉命在中央研究院全院大会上发言，揭发王实味散布的托派观点。在批判大会召开之前，康生已对王实味定性，说王实味是“托派分子”、“国民党蓝衣社特务”，对不同的意见进行批评。1942年5月27日至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关于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对王实味进行集中批判。在十多天的大会中，批判不断升级：由纠正一般偏向引导到对王实味的斗争，由一般的思想斗争转变为对托派的思想斗争，由对托派的思想斗争转变到对托派分子的斗争，最后由对托派分子的斗争上升到对其组织处理。在座谈会中，范文澜、罗迈(李维汉)、李言，以及陈伯达、艾青、丁玲等人对王实味进行严厉批判，李又常、潘芳、刘雪苇等人对王实味的日常生活表现和私下言论进行检举揭发。艾青说：“王实昧的文章充满阴森气，当我读到它的时候，就像走进城隍庙一样。……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这个称号，……”丁玲提出对王实味“要打落水狗”，认为王实味是“善于‘纵横捭阖’阴谋诡计破坏革命的流氓”。同时，对自己签发《野百合花》做出自我批评：“……是我最大的耻辱和罪恶。我永远不忘记这错误，我要时时记住作为自己的警惕。”罗迈说王实味的态度活是在“耍死狗”。说对于王实味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他愿不愿意从反党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要看他自己，等等。参加座谈会的人数少则100多人，多则1OOO多人，“座谈会”已经变成了一种群众运动。尤其是当毛泽东指示“准许插言”后，更是如此，当有人提出与“组织”想法不符的意见时，就会受到严厉批评、反对甚至围攻。当一个人说王实味虽然在思想上肯定是托派，但不能肯定他在组织上有什么问题时，立即有六七个人反驳，说王实味绝不只是思想政治问题，而且是组织问题。这样，对王实味的批判，由“思想”到“政治”最后到“组织”，一步步引向康生早已定好的结论。除批判大会之外，1942年4月初到6月底这段时间的《解放日报》，有15个版面刊发了关于王实味的评论和报道，基本上是批判之词，文风非常粗暴，全是政治讨伐与人身攻击。有的还是整版文章，比如6月17日张如心的《彻底粉碎王实味的托派理论及其反党活动》艾青的《现实不容歪曲》等。中央研究院的座谈会结束后，延安文艺界继续批判王实味，一致通过了谴责他的决议，并向“文抗”理事会提出开除王实味会籍的要求，随即便通过。此外，康生在7月与10月间，采用各种手段，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把潘芳、宗铮夫妇，成全、王里夫妇，与王实味一起打成“反党五人集团”，其中潘芳在批判王实味的座谈会上还表现得很积极。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开除王实味党籍。10月底，王实味问题正式定性：托派、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五人反党集团”成员。1943年4月1日，王实味被中央社会部正式逮捕。1947年3月，王实味被押送着撤离延安，7月1日，在山西兴县被秘密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