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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故事 我的生活故事(中)

发布时间:2019-04-08 04:28:52 影响了:

  三  当一个人感到有一种力量推动他去翱翔时,他是决不应该去爬行的。  ——海伦·凯勒  我早就有发出声音的强烈冲动。我经常一只手放在喉咙上,一只手放在嘴唇上,发出谁也听不懂的声音。凡是能发出声音的东西,我都喜欢。猫叫、狗吠时,我总爱用手去摸它们的嘴。有人唱歌时,我爱用手去摸他们的喉咙;有人弹钢琴时,我爱用手去摸钢琴。我常常整天坐在母亲的膝上,不停地用两手去摸她的脸,因为她的嘴唇一动一动的很好玩。虽然我早已忘了说话是怎么回事,但也学着人家的样子活动自己的嘴唇。家里人说我哭和笑的声音都很自然。有时,我嘴里还能发出声音,拼出一两个单词,但这不是在和别人说话,而是不由自主地锻炼自己的发音器官。不过那时我仍记得“水”(water)这个字的意思,因而嘴里经常发“wa——wa”的声音。慢慢地这个字的意思也快忘掉了,就在这时莎莉文小姐来到了我家教我念书。我学会了用手指拼写这个字以后,也就不再发这个音了。
  我早就知道,我周围的人交流思想的方法与我不同。我只靠手来拼写字母与别人交流思想,总是有一种受到限制或被束缚的感觉。这种感觉使我越来越忍受不了,极力想摆脱这种束缚。我常常急得象小鸟使劲扑打翅膀那样,一个劲地鼓动嘴唇,想用嘴说话。
  1890年,兰姆森夫人来看我。她告诉我,挪威有一个又盲又聋的小女孩,名叫拉尼尔德·卡拉,已经学会了说话。她还没有给我讲完,我学说话的欲望就象火那样在胸中燃烧起来了。我暗自下定决心:要学会说话。我闹着要莎莉文小姐带我去找霍勒斯·曼学校的校长萨拉·富勒小姐,求她给出主意想办法。这位秀丽而又温和的小姐说要亲自教我。于是从1890年3月26日起,我跟她学说话。
  富勒小姐教我说话的方法是:她发音的时候,让我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脸上,从而使我感觉到她的舌头和嘴唇是怎样动的。我迫不及待地模仿每一个动作,不到一小时便学会了用嘴说M、P、A、S、T、I这六个字母。富勒小姐总共给我上了十一堂课。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我第一次说出“天气很热”这一连贯的句子时,我是何等又惊又喜。这几个字虽然说得结结巴巴,但这毕竟是人用嘴说的话呵。我觉得挣脱了束缚,心里有一种新的力量,渴望通过这说得还不够流利的话,掌握所有知识并获得信仰。
  耳聋的孩子如果迫切想用嘴说那些他从来没有听过的字,想走出那死一般的寂静世界,摆脱那没有爱的温暖、没有虫鸣鸟叫、没有美妙音乐的生活,他就怎么也不会忘记,当他说出第一个字时,那象电流一样通遍全身的惊喜若狂的感觉。如今我能用长有翅膀的言语说话了,由此而得到的方便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现在我可以一边思考,一边说话,而从前用手指说话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的。
  但千万不要以为,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真的能说话了。我只是学会了一些说话的基本要领。我说的话,富勒小姐和莎莉文小姐听得懂,其他人只能听懂其中很小一部分。而我不是学会了基本要领以后,就可以不用别人帮助而自然地学会说话,我是在莎莉文小姐卓有成效的引导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才慢慢能够和别人自由说话的
  大凡教聋人说话的人都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只有他们才会知道我要克服的是什么样的困难。我完全是靠手指的触觉来领会莎莉文小姐喉咙的颤动、嘴的运动和面部表情,而这往往是不准确的。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迫使自己反复练那些发不好音的词和句子,有时一练就是几小时,直到我感觉到发出的音对味儿了为止。我的任务是练习、练习、再练习。失败和疲劳常常使我打退堂鼓,但一想到再坚持一会儿就能把音发准,就能让我所敬爱的人看到我的进步,我就有了勇气。我急切想看到他们为我的成功而露出的笑容。
  “小妹妹就要能听懂我的话了。”这成了鼓舞我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强信念。我常常欣喜若狂地反复念叨:“我现在不是哑巴了。”一想到我将能够自由自在地同母亲谈话,能够理解她用嘴唇作出的反应,就充满了战胜困难的信心。
  能用嘴说话以后,我便迫不及待地赶快回家。这一最最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踏上了归途。一路上,我和莎莉文小姐不停嘴地说话,我不是为了说话而说话,而是为了抓紧一切时机尽量提高我的说话能力。不知不觉火车已经进了站,家里人都站在站台上迎接我们。一下火车,母亲一下把我搂在怀里,全身颤抖着,兴奋得说不出一句话,只顾倾听我发出的每一个字音。小妹妹米尔德里德抓住我的手,又亲又吻,高兴得一个劲儿地蹦跳。父亲站在旁边一言不发,但慈祥的脸上却露出极其愉悦的神色。直到现在,我一想到此情此景,就不禁热泪盈眶,真好象是以赛亚的预言在我身上得到了应验:“山岭齐声歌唱,树木拍手欢呼!”
  1896年10月我到了坎布里奇女子学校上学,为进入拉德克利夫大学做好准备。
  我在童年时曾去参观过韦尔斯利女子大学。我对大家说:“将来我是要进大学的——但我要进哈佛大学。”朋友们都很吃惊,问我为何不愿进韦尔斯利女子大学。我回答说,因为这里只有女学生。我想进大学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后来发展成一种要认真努力实现的愿望。 在坎布里奇女子学校时,莎莉文小姐每天和我一起上课,以极大的耐心,把老师所讲的拼写到我的手上。在预习时,她帮我从字典上查出生字;有一些注解以及要读的书,没有凸印本的,她都一遍又一遍地读给我“听”。这些事情的单调和枯燥是难以想象的。学校里只有德语老师和校长吉尔曼,是学着用手指语给我讲课。
  在这里,也许我应该说明一下,那些不了解我们的人似乎对我们盲聋人所使用的手语字母困惑不解。人们给我读书或同我谈话时,采用聋人所使用的一般方法,用一只手在我手上拼写出单词和句子。我把手轻轻地放在说话者的手上,一方面不妨碍其手指的运动,另一方面又能很容易地感觉到他手指的运动。我的感觉和人们看书一样,感觉到的是一个个字,而不是单个字母。当然,熟练的拼写和写字一样,也成了我一种不知不觉的动作。
  当我进入坎布里奇学校二年级时,内心充满了希望。但最初几个星期却遇到了预想不到的困难。吉尔曼先生同意我这一年主要是学数学。这一年的课程还有物理、代数、几何、天文、希腊文和拉丁文。但不幸的是,在课程开始时,我所需要的许多书籍都未能及时得到凸印版本,同时缺乏某些课程所必需的重要的学习器具。我所在的这个班人数很多,老师也不能专门为我讲课。莎莉文小姐不得不为我读所有的书并翻译老师的讲解。她这双灵巧的手已经胜任不了所担负的任务,这是十一年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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