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两湖地区居民文化性格的形成及其特征]居民身份证图片

　　摘 要：文化性格是一定文化区域内居民长期形成的、共同的、普遍的、相对稳定的，同时又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价值观念、心理倾向和精神追求，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行为习惯方式。近代两湖地区居民的文化性格基于悠久的楚文化传统涵化，同时，在社会动荡背景中的明清移民影响下和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出现了一些变异，其文化性格主要表现为既爱国爱乡又崇尚革新、既包容开放又经世致用、既机智狡巧又刚悍劲直、既尚武好勇又多元并存，而这些文化性格的形成则是地理生存环境、楚文化传统、宗法血缘传承、明清移民、经济社会发展、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影响等因素合力的结果。
　　关键词：近代；两湖地区；居民文化性格
　　中图分类号：K9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8-0150-08
　　关于性格的形成，著名心理学家巴甫洛夫认为：性格是天生与后生的合金，性格受于祖代的遗传，并在现实生活中又不断改变、完善。这表明，性格形成的主要因素可分为两大板块：一是由生物性或遗传性等自然因素形成的性格特征，即先天性格，或者说是性格中由先天因素形成的部分；二是在后天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性格特征，我们称之为文化性格。文化性格是从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性格”概念中演化而来的一个边缘比较模糊的概念。近人梁启超以“人格”指称集团或区域的文化性格，从心理层面阐释“文化性格”之意义。梁氏曰：“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非深入心理之奥以洞察其动态，则真相未由见也。而每一史迹之构成心理，恒以彼之‘人格者’为其聚光点，故研究彼‘人格者’之素性及其临时之冲动断制，而全史迹之筋脉乃活现。” ①20世纪40年代，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提出了“社会性格”的概念，并将之定义为：“团体的每一个分子都共有的一些人格结构，是一个团体大多数人性格结构的基本核心。”② 其后，有人提出“现代性人格”“社区性格”“国民性”“民族性格”等与“社会性格”等相通或相容的概念。我们认为，文化性格是指一定的文化区域内居民长期形成的、共同的、普遍的、相对稳定的，同时又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价值观念、心理倾向、物质和精神追求，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行为习惯方式。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是文化性格的内部因素，它通过相应的社会行为习惯方式表现出来。
　　同一文化区域居民的区域文化性格秉承传统文化基因和居住环境的稳定性，具有持久性和延续性，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定的文化区域会由于社会结构、移民、外来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变动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所以，区域文化性格既有其“地域”的持久性, 又有其“历史”的传承性与流变性。
　　文化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性，不同区域文化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性格特征。特定的区域文化性格一定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即文化区域中形成的。由于文化区域划分的层次或级差不同，根据其文化特征所划分的文化区域，有大小、粗细之别。因此，文化地理学者们在划分文化区域时，用文化大区、文化区（可称为第一层次，宏观文化区，如世界11大文化区，中国南、北两大文化区等），文化亚区、文化副区（可称为第二层次，中观文化区域，如齐鲁文化区及齐文化亚区、鲁文化亚区，岭南文化区及广府、潮汕、客家文化亚区）、文化核区（如某一城市文化区及其亚区）等概念。从理论上讲，在区域文化性格的识别中，越是过高层次的抽象，其涵盖性越差，越不准确；反之，越是具体的分析，则越能达成准确的识别[注：阎耀军：《文化区域与区域文化性格的识别》，《天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2期。]。
　　为了便于区域文化性格比较和相对具体的识别，本文以两湖地区（包括荆楚文化亚区和湘楚文化亚区）这一中观文化区域为例，抛砖引玉，以识别与剖析近代两湖地区居民的文化性格的形成及其特征。
　　一、近代两湖地区居民文化性格的形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定的地理环境产生特定的人类体质，而人类的文化性格正是以特定的人类体质为载体的。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人们在接受环境影响的同时，也在改造环境的过程中塑造自己的文化性格。不同区域因地形、地貌、气候、水文、山川风土不同，其区域内居民的文化性格便会有差异。
　　两湖地区地处内陆东西交接、南北过渡的中间地带，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交通位置便利，易为各地士民、绅商或其他移民、流民聚集，形成多元并存、兼容并包的文化性格。比如，鄂西、鄂西北山区因山高林密、地势险峻而相对封闭，与外界文化交流较少，加上受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而形成了朴野率直的文化性格。两湖平原水网交织，物产丰饶，经济发达，社会分工繁杂和生产方式多元化，加上移民因素和商品经济的影响，其居民养成了机变智巧、包容并蓄的性格特征。湖南省东、西、南三面环山，境内有五分之四为山区，北面又有长江天堑和洞庭湖阻隔，所以在近代以前与外域交通和联络相对困难，呈现半封闭状态。大凡交通不便，对外接触较少的山区居民，性格相对刚直强悍。“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盖地理使之然也。”[注：钱基博：《湖南近百年学风》导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页。]曾国藩招募湘军，多用湘乡、宝庆等地的山僻之民，就是看重山乡之民犷悍朴实、好勇率直的性格特征。“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猾；城市多游惰之士，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常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注：（清）曾国藩：《湖北兵勇不可用摺》，载《曾文正公奏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然而，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认为：“要把一个区域和四周区分开来，除了需要突出的山脉或河谷、特定的语言和某些技艺外，还必须有一种基于某种宗教教义、社会观念、政治模式（有时是三者的结合）的强烈信仰。因此，区域化必须以景象作为基础，每一个社区都有它的特具景象，一种和它的邻区稍稍不同的标记。”[注：汤茂林、金其铭：《文化景观研究的历史和发展趋向》，《人文地理》1998年第2期。]而自先秦以来的楚文化传统所传承而来的性格胎记正是两湖地区文化的特具景象之一。法国艺术家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云：“一个民族永远保留着他乡土的痕迹……并认为那是一个底层的原始花岗石，以后的时代虽然会把以后的岩层铺上去，但是它的本来面目依旧存在。”[注：［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3页。]人们最初的文化环境对文化性格的影响是最深刻的，如同在调配颜色时先着的底色，以后再加进其他什么颜色, 都无法完全消除底色的影响，就好像是一种文化胎记。一种先入为主的区域文化性格一旦形成，不管经历多少文化色彩的叠加和重塑，其文化性格的底色都是难以彻底抹消的。因为，在文化性格的嬗变中，价值观念、信仰是最深层、最稳定的因素，一旦形成传统和定势，便很难改变。近代楚文化是从先秦楚文化和中世楚文化传承而来的，其区域内居民的文化性格具有历史延续性和稳定性。近代两湖地区居民的恋乡爱国、尚勇好斗、机智灵巧、兼容并包、多元并存等文化性格，都能在先秦楚文化中找到历史影子。以尚武好斗、刚勇劲悍的性格为例，史家扬雄云：“包楚与荆，风剽以悍，气锐以刚，有道后服，无道先强。”[注：（西汉）扬雄：《十二州箴》，载（清）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1年版。]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兼并。楚人崇尚武力，刚毅强悍，作战英勇，连年征伐，视死如归，如《楚辞?国殇》载：“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豰兮短兵接……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身首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在两湖地区的楚墓中，随葬兵器司空见惯。以江陵雨台山楚墓为例，出土兵器不仅种类多，数量大，而且制作精良。在已被考古发掘的588座楚墓中，有216座出土有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