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略论明朝万历年问的“进献助工”】

　　万历二十四年三月，乾清、坤宁二宫被大火烧毁。当年六月，万历皇帝开始派出矿监税使，前往各地采矿收税，筹措银两，“以助大工”，重建二宫。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股“进献助工”热。上自宗室亲王、内阁学士，下至低级军官、监生生员，纷纷向皇帝进献白银、年俸，乃至祖宗遗产、海外金银，形成一场闹剧，并且融入矿监税使的更大闹剧之中，折射出当时的采矿收税，实为一场掠夺民间财富的灾难。
　　[关键词]明代万历；矿监税使；白银；吕宋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108－06
　　方兴(1980－)，男，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后工作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北京　100048)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明代多元化社会的形成与国家应对”(项目编号：10BZS020)的阶段性成果。
　　“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696)开始，向全国各地派遣宦官，开矿榷税，实为加速明朝灭亡的重大因素。本文拟提取这一过程中发生的几个插曲，以揭示这一事件的本质特征。
　　一、二宫重建与矿监税使的派出
　　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六月十九日(1696年7月14日)，京卫府军前卫千户仲春上疏，奏请开采矿山，“以济大工”。
　　此时距离张居正去世仅十二年。经历了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的“援朝鲜”、“平巴拜”，以及其他种种的花费，明朝财政已经捉襟见肘。户部太仓每年额收税银三百万两，但每每因天灾人祸，难以完额；而“九边”一年的军费，就往往超过这个数字。所以，边军年年缺饷，户部时时告穷。用万历皇帝的话说，“官民两竭”。雪上加霜的是，万历二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入夜之后，皇后寝宫坤宁宫发生火灾，火势延及皇帝寝宫乾清宫。那天晚上，万历皇帝住在乾清官西侧的养心殿。火灾发生后，皇帝站在火光中，一面祈祷，一面眼看着乾清、坤宁二宫被大火化为灰烬。
　　乾清、坤宁二宫同时被烧毁，前些年曾经发生过一次，时间是隆庆二年(1568)。十分凑巧的是，两次都发生在三月的乙亥日。当时被认为是“上天示惩”。在内阁的动员下，万历皇帝不得不下“罪己诏”，表示“拊躬自责”“痛加悔惩”。但是，皇宫受灾，皇帝、皇后固然受到惊吓，损失却要由老百姓承担。重建二宫，在明朝属于“大工”，即重大的工程建筑，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火灾之后不久，负责二宫重建的工部提出了浩大的“大工”经费预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仲春提出了开采矿山、“以助大工”的主张。
　　其实在仲春之前，已经不断有人提出开矿。其中有官员，他们希望通过开矿来解决朝廷用度；有商人，他们希望通过开矿发家致富，同时给朝廷纳税，官民两便。万历皇帝也跃跃欲试。但是，这些建议均被当时的内阁首辅张居正、申时行以“祖宗”时候的教训挡了回去。因为在明朝，官府开矿费用高、收效低，从来都是得不偿失；私人开矿则容易发生社会治安问题。正统时期，浙江矿徒在叶宗留的领导下，就由小规模的闹事演绎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万历十六年前后，山西五台山一带出现了一个有三千多人的颇具规模的采矿团伙，领头的名叫张守清。张守清在前后两任山西巡抚默许下向朝廷请求缴纳矿税，以取得合法采矿权，甚至还和山西晋王府的两个宗室联姻，和皇家攀上亲戚。但是，这个具有一定规模并且找到了保护伞的民间采矿组织，不久就被明朝政府取缔，张守清在略作抵抗之后，解散了矿工，向官军投降。
　　这个事件显示了当时主持国家事务的文官们不允许私人组织开矿的决心，而采矿的有利可图却给万历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重建二宫需要大量经费，户部筹措面临困难。仲春在这个时候提出采矿的主张，正中万历皇帝下怀，当即命户部、锦衣卫各派官一员，押同这位“原奏官”仲春，一同前往开矿。此时执政的内阁大学士张位既苦于财政的拮据，也受到家乡民众在西南地区开矿卓有成效的感染，治国理念和张居正、申时行不同，“以为利出于天地之自然，可益国、无病民”，因而赞成了皇帝的决定。这样，从万历二十四年六月开始，从京师到各地，从中下级军官到商人胥吏，纷纷向政府报告各地矿源，请求派人督导开矿。一场轰轰烈烈的采矿运动，在四百年前的中国大地上拉开序幕。
　　但是，这场采矿运动并没有像西方后来所发生的事情那样，将中国引上“产业革命”的道路，却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给当时的明朝和中国带来重大的灾难。所有与此相关的行为，借口则是“助大工”，即助二宫重建，目的都是为着白银。所以，在派矿监往各地开矿后不久，又派宦官充当税使，直接向民间收税。在这个过程中，兴起了一股向皇帝“进献”白银的浪潮，理由也是“助大工”。这股浪潮融入矿监税使的浪潮之中，正可以展示万历年间采矿收税的实质。
　　二、官员、宗室及各色人等的进献
　　万历二十四年五月，户部在提出重建二宫经费预算之后不久，向皇帝诉苦：“本部协济大工银两，难于措置。”于是提出恢复征收早已停止的“赃罚银两”，也就是对因贪赃枉法而论处的官员处以罚金，以弥补“大工”经费的不足。接着，又命各省清理缺官未补而结余的官俸以及其他闲余银两，“协济大工”。兵部也响应号召，挪移了十万两本来用于购买草料的银两，“以助大工”。仅从这几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当时明朝的财政状况。以万历年间城市经济的繁荣，一个统治着近亿人口的政府，重建两座宫殿竟然如此困难。这些都发生在府军前卫仲春提出开矿济工的主张之前。也难怪万历皇帝一见到仲春关于开矿协工的奏疏，立即给予批示。
　　就在兵部提出挪用草料银两的三天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等人上疏，表示“捐俸助工”。万历皇帝对他们的这一举动给予表彰，认为此举“具见忠君体国之义”。虽然万历皇帝表示，“俸以养廉、禄以酬功，乃国家常典”，但还是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按理来说，大学士的行为应该带动整个官僚集团捐俸助工，但是，他们的表率，并没有得到官员们太多的响应。从万历二十四年六月开始，到三十年止，见诸记载的类似行为仅有以下数例：二十七年三月，南京太常寺卿游应乾、光禄寺卿陈洙、应天府府尹熊惟学，各捐俸一年以助大工。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南京工部尚书郝杰、大理寺右少卿刘怀恕捐俸助工。万历三十年五月，不久前召进内阁的大学士朱赓捐俸一年助大工。北京的六部、都察院，平日专门对皇帝、对内阁提出批评意见的言官们，均没有见到行动。这应该是因为明朝的官俸实在太少，捐俸助工，于事无大补。但是这不能说明明朝的官员们都在过穷日子，只是因为通过贪污或受贿得来的财富，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暴露出来。万历皇帝对官员们捐俸助工的兴趣也不高，除了对大学士的捐俸略加表彰，其余一概“报闻”。更泄气的是崇信伯费甲金，捐禄助工，“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