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_论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对德育教学的启示

　　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是美国道德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cnce Kohlberg)在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理论基础上提出并建立的。科尔伯格将心理学的研究与哲学观点联系起来，整个研究过程遵循着“心理学理论一教育实践一哲学反思”的逻辑顺序，建立起一套有独特见解的德育理论体系，并提出了道德类型的三个假设。
　　第一个假设，道德判断从他律到自律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假设又包括两条特殊的具体假设。首先，个体的道德类型与年龄有关，个体的年龄越大，越会做出自律的道德判断；其次，道德类型与道德阶段有关，道德判断从他律类型向自律类型的发展过程，与道德判断的个体自然成长过程即道德阶段的向上发展过程是一致的。
　　第二个假设，个体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社会关系，对道德的判断和自律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在合作与相互尊重的环境中，有利于形成道德自律，反之，在限制或单方面尊重的环境中，则易于导向道德他律。
　　第三个假设，从道德类型与道德行为的关系上看，获得自律道德的个体比他律道德的个体更能够做到言行一致，自觉地遵守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在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中，道德的实施主要依靠自律。但是要形成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必须要有强有力的他律发挥作用。
　　依据科尔伯格道德类型的三个假设，我们认为它对德育课教学有着以下六个方面的启示作用。
　　(一)改进德育课的教学方法
　　第一，采取因人而异的德育教学方法。第二，采取逐步引导式的德育教学方法。第三，采取讨论的方法，这一点至关重要。科尔伯格提出的道德两难讨论策略，通过引导学生对道德两难问题进行讨论，引起学生道德认知冲突，激发学生进行积极的道德思考，从而促进学生道德判断水平的提高。我们可以大胆借鉴这种道德两难讨论法，将课堂上的“独白”转变为“对话”。由教师针对课程中的道德价值观点，选择道德两难故事，交予学生充分讨论，让学生在讨论过程中，与比其自身道德发展水平高的个体相接触，产生认知冲突。教师在这一过程中起引导作用，并进行适当的道德干预。这样，个体就能在教师的外力作用下，自主地进行道德认知建构，更有利于学生道德水平的提高。另外，使用科尔伯格的道德两难讨论法，对我国德育教师的整体素质有较高要求。教师不仅要有提问的策略，控制和指导班组讨论的能力，还要对科尔伯格理论有精深的理解。这就提醒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加强德育工作者的理论培训，改变我国德育教师理论基础薄弱的状况。
　　(二)丰富德育教育内容
　　在改进德育教学方法的同时，德育教育内容的丰富也不容忽视。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德育教育内容也应与时俱进，加强德育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实效性刻不容缓。
　　我们在编写德育教材时，应当全面地考虑到对学生的道德认知、情感、行为、动机、品质、判断等各方面的培养，以便全方位地促进个体道德水平的发展，以保证个体道德素质的全面发展。在德育课的教学中引入与社会生活和时事相关联的案例，让学生置身于设置的背景中，并从中做出道德推理、判断，从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情感。
　　(三)注重“肯定”教育
　　科尔伯格关于个体道德发展的动机及动力的阐述启示我们，在对学生的教育中，我们要重点进行“肯定”教育。因为每一个学生都渴望自己年轻有为、学业有成、能够与他人和谐相处，并最终获得他人与社会的接受和认可。因此在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时，我们应多进行“肯定”教育。另一方面，在面对犯了错误的学生，我们也应先充分肯定学生的优点及取得的成绩，使其在心理及精神上得到满足与安慰，从而能够从心理上接受我们的教育。在此基础上。再指出学生的不足或需要改进的地方。这样就能够引起他们的深入思考，并最终使其明辨是非。
　　(四)重视“自我反思”教育
　　科尔伯格道德发展理论告诉我们，个体道德行为最终是受个体的道德自律控制的，因此，在学生日常德育教学中，我们应重视对学生进行“自我反思”教育。引导学生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自我评价，并鼓励学生在自我评价之后进行自我强化，即对正确行为进行自我肯定和奖励，而对不当行为进行自责与相应的惩罚。
　　(五)加强实践的作用
　　科尔伯格认为，个体道德的发展，除了认知以外，还需要有“角色承担机会”。也就是说，个体道德是在认知的基础上，继而通过较多参与社会实践，承担更多的角色而发展形成的。因此，在对德育课的教学中，我们应鼓励学生参与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了解社会。这样就可以使学生体验不同的角色，从而促进他们的移情式理解能力及道德敏感性的发展。
　　(六)营造适宜的德育环境
　　环境是人格形成的必要条件，良好的德育氛围是德育成功的必备条件。科尔伯格指出，传统德育课主要以单一知识的传授为主，把榜样告诫和习惯养成活动作为知识传授的补充。事实上，除了学校的正规课程外，隐蔽课程也能对学生的道德发展产生影响，如家庭、学校和社会，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环境因素。由此，加强对媒体的监督和管理显得极为必要。媒体应多报道一些正面的、典型的、有教育意义的例子，充分发挥其对社会文化环境的积极影响。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