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情 [“情”在中国]
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关键词。近年出土的、成书于公元前200余年前的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更是明确记载:“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为什么说“道始于情”呢？这里说的“道”是指可以言说的那个“道”，而不是“道可道，非常道”的那个高于一切，不可言说的“非常道”。“道始于情”的“道”是指可以言说的人道，即社会之道、做人之道。“道始于情”就是说“人道”是从“情”开始的，社会和人的发端首先是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情”；而“情生于性”，“情”是由人的本性中发生出来；人的本性又是由天命所赋予。“天命”按儒家的说法，有种种含义，但大体可以解释为一种超越于万物之上，可以支配万物的力量和必然性。“命自天降”，是说“情”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天”作为一种非人的力量所表现出来的必然性和目的性。
◎“情”为基础
为什么说社会之道、做人之道是从“情”开始的呢？在儒家看来，这种天生的“情”首先表现为父母儿女之间天生的亲情。有了这种爱自己亲人的感情，才会“推己及人”，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建构成社会，因此是社会人生的出发点。《郭店竹简·唐虞之道》谓：“孝之放，爱天下之民。”对父母之爱的扩大，就是爱天下的老百姓。因此，《礼记·中庸》说“情欲未发，是人性初本。”又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也说：“亲亲，仁也。”先秦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是建立在以家族“亲情”扩而大之的孔子“仁学”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家族为中心的宗法社会，亲情是维系家族的基础，也就是维系整个社会的基础。
既然是“情生于性”，“情”和“性”又是什么关系呢？可以说“性”是静止而深藏于内的，如孟子所说的，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之类。这些人的天性深藏于内，由于“物”(外在的东西)的刺激，发挥出来就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情”，也就是说存在于心的“喜悦怒哀悲之气，性也”“凡动性者，物也”“性见于外，情也”，所以说“性静情动”。“性静情动”之论，最形象的表述或为《礼记·正义》引贺的话，他说：“性之与情，犹波之与水，静时是水，动则是波；静时是性，动时是情。”《礼记·乐记》也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性之欲”就是“情”。
◎儒家对“情”的理解
那么，“情”和“欲”又是什么关系呢？儒家的荀子强调“性恶”，他常将“情”和“欲”分开来谈，认为无限制的“欲”是“恶”的根源，但他仍然承认“欲”是自然合理存在的。他说：“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关键在于“节用御欲”“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但也有一些儒家并未把“情”“欲”截然分为两个概念。如《礼记·礼运》曾有“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之说，此处之“欲”是作为“人情”之一种而提出来的，或即指该篇下面所说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肯定“饮食男女”是人性自然的要求，所以告子说：“食色，性也。”儒家不反对“情”和“欲”，但提倡对“情欲”加以节制。《吕氏春秋》指出：“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对于“情欲”的是否节制和是否节制得当被视为“死生存亡之本”，足见其对于节制“情欲”的重视。关于“情欲”讲得最好的是朱熹，他说：“性所以立乎水之静，情所以行乎水之动，欲则水之流而至于滥也。”他认为如果把“情”比作水，“欲”便是水的泛滥，他也认为“性静情动”，而“欲”是对“情”不加节制地过度泛滥。
◎道家对“情”的理解
可见儒家对待“情”和“欲”的基本态度是节制。道家与此不同，庄子虽认为应该“以情欲寡浅为风”，但他的根本原则是，顺应自然，而不是人为的“节制”。他认为“神人”的最大特点就是“致命尽情”，只要率性之真，何必节制？所以说“性情不离，安用礼乐？”而“情”最根本的性质就是自然、率真，所谓“情莫若率”。什么是率真？庄子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真也就是自然，“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总之，能够“达于情而遂于命”的人，就是圣人，而最“可羞之事”乃是“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也就是因为利益而以假乱真，强制自然之情性服从于某种利害的打算。归根结底，庄子的思想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的论述一样，强调自然之“情”乃是“道”的根本，因此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
编辑/王洪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