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是谁写的【母子同心写传奇】
这是红岩烈士王朴和他母亲金永华可歌可泣的事迹。 1921年,王朴出生在重庆江北一个富有的家庭。(图1) 古人云,先有贤母,后有忠信报国之士。作为十分注重家教渊源的国家,在我们的历史上,流传着许多贤母教子的故事。革命烈士王朴,也有着一位贤良而伟大的母亲。为了搜集烈士的相关资料,我多次采访王朴烈士的亲属。王朴的弟弟曾是我的老师,他向我讲述了许多他哥哥王朴和母亲金永华的故事。
王朴的母亲金永华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自幼聪慧过人,好学上进,辛亥革命后,新式学堂兴起,此时金家却家道中落,无力供她继续读书。金永华只能以伴读的身份,到成都益州女子学堂继续读书。(图2)
此时成都的新文化思想空前活跃,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进步著作在广大青年中广为流传,几年的伴读生活,经过新学的教育和新思想的洗礼,这位女学生竟然成为益州女子学堂出类拔萃的才聪明伶俐的金永华嫁到王家后,帮助王家打理生意,王家的生意日益扩大。1926年,王朴的父母亲带他到日本经商,王朴在日本开始上小学,虽然客居异乡经营生意,但金永华却一刻也没放松对王朴进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除了中国优秀的古典诗文,还经常给王朴讲《岳母刺字》、《苏武牧羊》,以及林则徐禁烟和黄花岗72烈士英勇斗争的故事,经过民主思想洗礼的金永华知道,虽然旅居日本,但自己的根却在中国,与日本发达的工商业相比,特别是在日本霸权主义倾向日益显露的情况下,积贫积弱的中国要繁荣振兴,任重道远。母亲非常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后,能成为一个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有所作为的人。如果说母亲的教育,使王朴从小就养成了朴实的崇尚正义的信仰,而真正投身于大时代下的民主运动,则是这种信仰的升华和完善。
几年的经营,王朴的父母在日本赚了七万大洋。回国后,他们在江北县收购田产,成为当地首富。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王朴完全可以随着父母的人生轨迹做一方富豪,或者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但是1941年,在复旦高中发生的一件事情,扭转了王朴的人生轨迹。
有着救国救民、振兴中华崇高理想的王朴,读高中时,因为公开揭露校长贪污受贿等恶劣行径而被学校无理开除。这件事让王朴开始认真思考个人的前途,并开始寻找真正的救国道路。几经周折,有着留洋经历、已考上大学的王朴,心甘情愿地回到了农村。
被开除的王朴邀约几个同学,到自己家里开始了自学活动。自学为他们带来了思想和行动上的自由,他们买来《资本论》、《联共(布)党史》、《马克思传》和鲁迅、莎士比亚著作等进步书刊资料,在一起读书、讨论。要求改变社会现实的使命感和共产主义理论,及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救国的主张,在这里产生了深刻的对接。王朴开始了共产主义的探索。王朴烈士的弟弟王荣说:“哥哥非常喜欢读《资本论》,爱不释手,读了好多遍,并把书中的内容和自己读书的一些体会说给母亲听,哥哥认真读书的劲头在我心中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944年,王朴考入重庆北碚复旦大学读书,由于熟读过《资本论》,而且能够运用书中的一些观点、立场,结合社会现实谈出自己的看法,所以,王朴在学校里的进步读书会小有名气,很多同学因为喜欢听他讲《资本论》而被吸收到进步读书会,所以,进步读书会为南方局在学校建立据点,打下了坚实的学生基础。
有了明确的方向指引,就有行动付诸实践。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特别是在南方局青年组的具体引导下,王朴向母亲要了一些钱,并拿出自己节余的生活费,开始参与筹办一份反映和引导青年学生正义呼声的报纸。他秘密来往于各个学校之间,与学校里的秘密进步团体建立起单线联系,互通学习资料及情况,并秘密组织各种稿件。
1944年12月22日,一张四开的铅印小报《中国学生导报》正式创刊。这份报纸名义上是学生自发创办的,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在南方局青年组的秘密领导之下,它以反映国统区的学校文化生活和学生的民主呼声以及团结进步力量为主要内容,被认为是国统区有效打破国民党独裁统治和文化专制的《新华日报》的学生版。王朴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杰出的组织协调能力,得到党组织的高度信任。
1944年,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南方局,针对日本对西南发起的攻势,要求开展大后方的农村工作,建立据点,为开展抗日游击做准备工作。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立即决定,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组织动员革命青年到农村去,扎根群众之中,使自己公开社会合法化,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未来民主政权而努力奋斗。
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王朴成为党组织最优秀的人选之一。王朴被派回江北老家,为党建立秘密据点。党组织主要基于三方面的考虑:
第一,王朴在参加各种进步活动中表现杰出。
第二,重庆江北有着广阔的农村,非常适合建立统战工作和联络工作的秘密据点。
第三,地下党想通过王朴动员他母亲在江北静观乡为我党创办一所学校,为地下党领导干部提供一个公开合法的身份,也为地下党组织培养一些后备干部。
对于党交给自己的这项任务,王朴表示坚决服从。这一年,王朴才23岁。要创办这么一所有秘密任务的学校,母亲会同意吗?毕竟父母创下的家业来之不易。
1945年7月,回到老家的王朴,与母亲做了一次长谈,他提出了创办学校的想法,当然,王朴当时没有说出创办这所学校的真正意图。王朴以他自己在外面几年的读书经历,分析了现在学校教育的种种弊端,进而向母亲提出,想要办一所从理念、教学内容上都有所创新的学校。母亲金永华问他,怎么一个新法?王朴说,一是要培养关注国家前途命运、对社会有实用性的人才。二是要培养学生有革命的意识,在国家、民族需要时,能够勇敢地站出去。母亲金永华非常赞赏王朴提出的这些办学理念和方法,爽快地答应拿出30两黄金,收购了江北复兴乡李家祠堂,创办起莲华小学。南方局青年组派了30多名同志到这个地方工作。抗战胜利后,为了使这所学校合法化,王朴又动员母亲再次投资,买下迁回天津的志达中学,金永华亲自担任董事长,王朴任校长。以这两所学校为掩护,1946年3月,地下党在学校建立起江北农村工作组。同时,正式批准王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后来,王朴担任了中共江北区委委员、江北县工委书记。1947年,重庆北区工作委员会成立,王朴负责宣传和统战工作,成为地下党重庆基层主要负责人。
王朴和母亲没有让党组织失望,学校不仅成为革命工作的据点,也成为进步青年成长的摇篮。解放前的几年间,这两所学校共培养出30名共产党员,如同莲华和志达这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校名一样,他们出污泥而不染,身处白色恐怖,却始终胸怀高远的志向,坚守光明的信仰,谱写了自己的人生篇章。
为了保证经费开支的安全,王朴还按照地下党组织的要求,在重庆开办了一个南华贸易公司,作为储备和管理地下党活动经费的据点。
当时共产党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急需为地下活动筹集大量的经费。王朴和他的母亲金永华,做出了一个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令人肃然起敬的举动:为革命变卖家中田产,倾囊相助,支持革命。对金永华来说,这意味着自己将从一个有产者变成无产者。当时王朴家中,还有一个残疾的妹妹和一个弟弟需要抚养,同时很多亲朋好友也需要经常周济,母亲金永华处于义和利的艰难抉择之中。王朴的弟弟王荣回忆,那段时间,母亲的书房经常彻夜长明,哥哥和母亲整夜进行谈话。具有坚定革命理想信念的儿子在做善良母亲的工作,最终,向往光明的这对革命母子产生了共识。母亲觉得儿子是在认认真真地办教育,儿子是一个对社会讲求责任的人,她认为儿子所从事的革命活动体现了一种追求和执着。当儿子需要她做出经费支持时,这位母亲认为,这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乃至于毁家纾难都是她应该做的。解放后,金永华老人回忆说,从创办莲华小学到迎来重庆解放,正是通过儿子对我长期的说服、教育工作,使我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王朴不仅是我的儿子,而且是我在解放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老师。
金永华做出了决定,她还要做家人的工作。一天,金永华把自己所有子女召集到书房,对他们谈了这样一个观点:我同你们父亲在国外做生意确实赚了不少钱,回国后购买田产也挣了不少钱,这个钱应该用在有意义的地方,钱用于社会大众才有意义。如果留给儿孙让其只知道花钱,那是耻辱,这钱一定要用得其所。我想变卖家中田产,用于办学校,让更多的人能够读书受教育,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母亲这种开明豁达、光明磊落、爱国爱民族的热情,与儿子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产生了深刻的对接,使她做出了伟大的行动。因此,在地下党需要更多的经费开展活动时,儿子向母亲坦诚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讲明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母亲并没有被白色恐怖下儿子共产党员的身份所吓倒,她出于对儿子的信任、对共产党人的同情和理解,同意变卖家中部分田产,把钱借给地下党。
变卖家产支持儿子的工作,表现了一位母亲的博大胸怀,不惜从地方首富变成无产者而全力支持救国救民的事业,表现了一位新女性的爱国情怀。然而,这一切都是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秘密进行的地下工作,一个小小的疏忽,会让王朴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
当地下党得知王朴已做通母亲的工作,川东民委书记王慕斋派黄颂文和齐亮来到金永华家中,经过谈判、磋商,最后达成三点协议:
第一,金永华变卖自己在江北八县的部分田产,将钱款存入银行,借给地下党使用。
第二,莲华小学由地下党组织接管。
第三,王朴的弟弟妹妹送到地下党领导的育才中学继续读书。
就这样,王朴的母亲将自己在江北八县1680多石田产变卖了1480多石,折合黄金2000两借给地下党,地下党组织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经费。
王朴一家几乎一夜之间从富豪变为无产者。但与此同时,金永华也从一位同情、理解革命的群众,变为和儿子站在一起的革命者。我们的传统文化从来就不缺乏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价值观念,当这种价值观和白色恐怖下随时可能献出生命的危险举动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升华为一种追求真理、追求正义的崇高信仰。
有了这笔经费,川东地下党组织迅速在市区筹建了一个贸易公司。这样,连同以前创办的莲华小学、志达中学和《中国学生导报》,王朴为地下党办起了4个秘密据点,用以传播革命思想,提供经费,掩护和支持革命。
1948年4月,国民党特务从逮捕的一位游击队员的包里,搜出一张南华贸易公司的支票。特务经过调查,发现公司经理是王朴,而且王朴有明显的“通匪”嫌疑。王朴被捕后,特务提出两条道路让他选择:第一,悔过自新。第二,长期监禁。
王朴义正辞严地回答:我宁愿选择后一条。在狱中,王朴编写了如何做一个支部书记的学习材料供大家学习讨论,并与江竹筠组织难友们学习《论共产党员修养》和《新民主主义论》,把监狱当成继续与敌人斗争的战场。
1948年10月28日,王朴被国民党公开枪杀在大坪刑场。母亲金永华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知道了这一消息,一个人在办公室静静地看着报纸上的内容,心如刀绞,她反复想,儿子开公司、办学校,让穷人的孩子上学,宣传和平民主,他所做的一切有什么错?想着儿子做的一切,禁不住眼泪唰唰地流下来。金永华老人一个人在办公室坐了许久,当她推门走出来时,看见院坝中站了许多师生。老人强忍悲痛,含着泪水对大家说,王朴不仅是我的儿子,也是我的老师,你们放心,这两所学校我一定要把它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比以前更好。
王朴牺牲前曾从监狱里给母亲和妻子带过口信,不曾想那些话竟成了遗言。
一天,金永华带着儿媳诸群,来到大坪刑场对面的一个坡地上,此时,她仿佛看见儿子高呼口号,慷慨就义,视死如归的壮烈场景,她认为儿子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是一个值得母亲骄傲的人。她对王朴的妻子诸群说,小群,不要难过,从王朴被捕的那天,我就知道他有可能回不来了。他从狱中带出了几句话,组织上已经给我讲了好几天了,我今天一字一字地讲给你听,你要记住,这是你丈夫对你最后的交代:莫要为我牺牲泪轻弹,党还有很多任务要交给你去做,你能化悲痛为力量就是为我报了大仇。在今后漫长的革命道路上,你还年轻,记住,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给咱们的儿子起个名字,叫“继志”,让他长大成人,长成一身硬骨头,千万莫成软骨头,让他长大了真正懂得“继志”的含义。(图3)
《红岩》革命烈士博物馆档案中,记载了王朴的这几句话。
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人最后的交代,我们常说信仰,信仰究竟是什么?从王朴烈士最后的遗言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信仰沉甸甸的份量。
1950年,西南军政委员会首长刘伯承、邓小平在听取重庆市关于渣滓洞白公馆遇难烈士以及革命烈士家属善后抚恤工作的汇报会上提出,重庆的解放工作搞得如此出色,地下党组织之所以能够生存,取决于我们党的统战工作。过去,我们说过的话、答应过的事情,今天要逐一兑现。于是,市政府的同志带着2000两黄金银行存票到江北静观乡归还当年这笔借款。金永华老人只收下了代表着儿子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烈士荣誉证书,拒绝收取2000两黄金的银行存票。她说,这钱我不能收。政府工作组的同志对她说,这是我们按照协议归还的钱,这钱本来就是你的。金永华老人想了一下,说出了一句“三个应该和不应该”。她说,我的儿子参加革命这是应该的,现在要我享受党和政府的照顾是不应该的。我当年把家中田产变卖,把黄金借给地下党是应该的,现在要接受政府的归还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的遗志是应该的,把烈士的光环戴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在场的同志无不为之动容。儿子用生命诠释了信仰的伟大,而母亲用这简短的“三个应该和不应该”为我们做出了最朴实无华而又深刻的诠释,这位母亲是在延续着信仰的力量。
解放后,金永华老人一直从事社会福利工作,84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92岁高龄无疾而终。王朴烈士的儿子王继志,大学毕业后,在南京一家科研单位工作,成为一位有贡献的科技专家。他每次来重庆,都要到烈士墓扫墓。在同他数年的交往中,我深深地记住了他说的这样一席话:父亲当年变卖家产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却是那样丰厚。在金钱与理想的天平上何以为重?在义和利之间应该怎样选择?这样丰厚的财产,使我们儿孙会变得非常富有。(图4)
金永华去世后,子女根据母亲的遗愿,将她保存的儿子王朴所有书信、物品,无条件地献给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我们当年举办了一个展览,很多中央领导为这个展览题词作画,其中有一幅是这样写的:光荣的儿子,伟大的母亲!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可以告慰英烈的是,为纪念并继承王朴烈士的遗志,重庆市人民政府多年前将志达小学改名王朴中学。金永华的家乡静观乡,现已发展成为中国知名的花卉苗木之乡,鲜花四季常开,王朴烈士的遗愿已变成了现实。(图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