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过分依赖于习惯生成

　　近日翻阅《读写月报》，感觉2007年第4期叶秋生老师《漫谈羡余与赘余》一文颇有意思，叶老师讨论了“语意重复”中的“羡余和赘余”现象，并提出了羡余和赘余划界的两点看法。文章见解独到，语例丰富，给人颇多启发。
　　叶老师认为，区分羡余与赘余，“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语言使用的习惯，一是语言表达的效果”。一个成分若被人们广泛使用，成了习惯语就应该承认它的合法性；去掉它影响了语言的表达，削弱了原句的语意或使句子不符合语言表达的习惯，感觉别扭，这样的成分就是“羡余”，反之，则为“赘余”。应该说，叶老师的看法是极有见地的。尤其是参照“语言表达效果”来判定“羡余”与“赘余”，突破了单纯看语意是否重复的习惯理解，富有创见性。但叶老师似乎过于强调“习惯语”的俗成作用，从而模糊了“羡余和赘余”的界限，让人无所适从。
　　不错，习惯语是不容我们分析的，正如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在《语法修辞讲话》中举的一个例子：“在我没来北京以前，我以为一定很冷。”句中的“没”字是个习惯说法，我们根本不必去发问：“‘没来’谈什么‘以前’、‘以后’？”但是习惯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有的语言现象可能在此时是习惯的，但到彼时可能就不习惯了。比如“大哥大”，在移动通讯发展的初级阶段，作为高科技的产品，它是高贵的，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理所当然成了人们对移动电话的习惯称呼；但移动通讯高度发展的今天，移动电话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大家的日常生活必备品，“大哥大”也就失去了往日的荣耀，自然习惯地降身为“手机”、“手提”。
　　但是过于强调语言现象的“习惯语”说法，不利于我们深入探讨语言科学。事物认识的初始阶段，我们常常会将之归结为习惯，事实上这往往是人们认知水平局限性的无奈选择，或者是人们自身惰性的权宜之计。比如，“晒太阳”、“救火”、“打扫卫生”等词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被称为习惯语，因为纯意义的语法解释不了。今天，恐怕再也没有哪位语言学者简单地将之认为习惯语了，因为语言研究发展到今天，这类问题早已不成为问题。设若大家都一直死守着“习惯语”的说法，语言学也绝对不会有今天的发展高度和繁荣局面。
　　过于强调语言现象的“习惯语”说法，也不利于语言的规范化。语言的规范化，是语言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国民素质，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作为语言学者和广大语文工作者，有权力也有责任担负起语言规范化的光荣使命。一味地强调习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岂不乱成一锅粥？语言的交际和文化传播功能必将大打折扣，最终受损害的还是语言本身。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语言的规范化做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为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窃以为，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对“空穴来风”、 “感同身受”等词语的处理并不妥，将这些成语的义项做出变更或增添，未免操之过急。
　　当然，我们强调语言的规范化，并非否认语言的习惯性。其实，习惯性从某种角度反映了人们的思维、文化、心理和精神个性，这又从另一方面促进了语言的规范化。所以，规范与习惯又是相反相成的。与习惯语一样，规范化也有个时间和范围问题，是一个动态过程。因为同任何事物一样，语言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语言的发展变化，必然会有对规范的偏离和突破，这也是语言发展的必然现象。我们要做的，就是妥善处理好规范与变异的关系。只讲规范，墨守成规，抑制变异，扼杀创新，语言就会失去活力；惟重变异，丢弃规范，漠视稳定，只求创新，语言就会糟蹋枯萎。所以，我们说的规范是发展、动态、与时俱进的，而不是单纯的“匡谬正俗”，诚如冯志伟先生所言：我们不能把语言规范看成是僵死的、凝固的、静止的系统，把他们作为条条框框到处去套活生生的语言。对于一些介于规范和变异中间状态的语言现象，比如叶老师文中提及的“唯一一个”、“一人独自”等，我们不必急于去定性，可暂且让语言系统自身去千淘万漉，吹净狂沙最终得到“真金”。
　　羡余与赘余，规范、变异与习惯，是语言教学与研究中令我们头疼的问题，有着无尽的牵扯关联，涉及到语法、语义、语用、修辞、逻辑、文化等诸多因素，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本文只是笔者一点不成熟的粗陋看法，特此就教于叶老师和众方家。
　　陈荣华，教师，现居江西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