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如何应对网络舆论危机 危机事件的舆论国际化趋势及应对模式转换

　　摘要：2011年以来的危机事件彰显了一个重要特征：危机事件的参与者正在成为危机事件舆论国际化的积极推动主体，他们以新媒体为手段推动舆论的国际化进程，影响事件结局，一些极端事件如“僧尼自焚”甚至是专门为制造国际舆论而“上演”的。随着中国融入国际交往体系程度的加深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危机事件的舆论国际化趋势将越来越明显，国际舆论对国内舆论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为此，我们对危机事件的舆论管理应转变战略，变掌控模式为引导模式。
　　关键词：危机事件；舆论引导；国际舆论；微博；web2.0
　　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舆论形态，信息突破时空限制，各类舆论场的互通性大大增强。影响国际舆论的主体从国家对外传播媒体这一单一主体扩大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在这种技术背景下，2011年以来的几起危机事件彰显了一个重要特征：危机事件参与者有意识地利用新媒体推动舆论国际化，影响事件结局。
　　所谓危机事件，这里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构成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对一个身处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国家而言，任何国内问题都是国际问题，危机事件舆论国际化的影响不容漠视。特别是当下我国正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期与危机多发期，加之一些地方的危机处置和舆论管理尚有不足，西方大肆炒作中国社会转型期问题，致使中国常处于被动境地，中国亟须加强危机事件的国际舆论引导，重构国际舆论新秩序。
　　一、危机事件的舆论国际化趋势
　　危机事件涉及政府、媒体、社会组织、公众等多个传播主体。在web1.0时代，政府决定着危机事件是否对外传播和怎样传播，是影响危机事件舆论国际化的关键变量。而2011年以来的几起危机事件则显示：作为普通公众的危机事件参与者正在成为推动事件舆论国际化的重要主体。在这里，我们将主要以2011年以来发生的乌坎事件和“僧尼自焚”系列案以及王立军事件为样本，分析危机事件参与者推动事件舆论国际化的现象。
　　(一)借国际舆论干预事件发展
　　乌坎事件中，当地年轻村民利用手机和网络，在Twitter、Facebook等自媒体平台上播报事件进程，呼吁港澳媒体和国外媒体前来采访。由于地理位置接近，港澳媒体十分关注乌坎事件的进展，并带动了境外其他媒体共同关注，使乌坎事件迅速成为国际舆论的重要话题并逼迫国内媒体从集体缺席到主动回应。据人民网舆论监测数据显示，从9月21日乌坎村民上访起，乌坎事件就一直是网络舆论话题，而传统媒体直到11月23日后才有相关报道。这一现象显示政府在议程设置上已经丧失了传统时代的绝对权力，公众议程强有力地影响了媒介议程。
　　乌坎事件最后和平解决和村民的部分诉求得到满足，跟国际舆论的关注不无关系，这也是乌坎村民推动舆论国际化的目的。这一事件显示了当前危机事件参与者已具备一定的国际舆论意识，他们的利益诉求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以国际舆论来推动国内舆论，达到利益诉求目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新媒体技术提供的渠道支持，力图促使事件舆论国际化，并借国际舆论来达到个人或组织目的的现象将会越来越普遍。
　　(二)有意识地引导媒体的议程
　　危机事件的参与者不仅重视国际舆论的作用，引导媒体报道的意识和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在乌坎事件中，由于境外媒体的介入，乌坎事件迅速升级为“敏感事件”。在境外媒体政治化该事件的过程中，乌坎村民及时把握了这一危险趋势，喊出了“拥护中央”、“维护权益”的口号，促使事件脱敏。此外，乌坎村民发出的“媒体通告”也显现了现代公众极高的媒体素养，证明他们已不再是受媒体议程任意摆布的“受众”：
　　致媒体朋友们
　　鸟坎村很高兴可以见到这么多的媒体人员，对于我村事件，还请正面报导，避开“起义”、“起事”等字眼，我们不是起义，我们拥护共产党，我们爱国家。谢谢各位的关注!
　　(三)网下网上呼应互动性增强
　　危机事件的参与者推动舆论国际化的目的很明确，利用舆论影响事件的现实结局，满足某种利益诉求。舆论不仅是一种目的，也是一种手段。如在与地方政府的对峙中，乌坎村民在互联网上贴出《“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计划组织村民于11月21日游行上访，并请中外记者报道》的帖子，利用网络的组织、动员、宣传功能，有力地影响了事件的进程。
　　与乌坎事件这类一般性危机事件相比，涉及民族、宗教因素的危机事件的网上网下互动性更强，这类事件多是由国外组织策动，再向国内渗透实施，其组织性更强，制造舆论和影响舆论的能力更强。如在“3.14”事件、“7.5”事件、“僧尼自焚”系列案中，其组织策划者都积极地在国外进行了广泛的声势制造和舆论动员，网上网下互动频繁。新媒体在给现代社会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给危机事件参与者提供了组织动员、通讯联络的功能。
　　(四)冲突向虚拟空间延伸扩散
　　“3.14”事件中暴乱分子利用QQ群等工具组织串联，以及新疆“7.5”事件后一年多时间的断网，反复证明网络已成为了个别势力有效的组织工具和宣传工具。而“自焚”的媒介化表演也提醒我们，冲突事件不只存在于物理空间，也在向虚拟空间蔓延。若以对社会的直接伤害而论，爆炸、暴乱等形式带来的伤害更大，而就对国际舆论的影响而言，自焚类个别性事件的效果并不比其他形式差，而且更难预防。
　　在系列僧侣自焚事件中，格尔登寺僧人组织“狂人之群”成员在2011年3月2日曾提前进行了“3.16”自焚拍照、买油等工作分工，并提前将自焚僧人照片传到“西哇扎仓”。自焚事件发生仅2小时，“挪威西藏之声”、“美国之音”等媒体就以网络渠道获取的信息为素材播发了大量的消息。再如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消息通过网络传播开来后，迅速吸引了境外众多媒体记者云集成都、北京两地刺探消息。其后的“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等谣言在微博和论坛的疯传，都是以虚拟空间作为各方博弈的重要战场。
　　二、舆论国际化传统应对模式遭遇困难
　　危机事件具有发生的突发性、发展的不可预测性、舆论后果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舆论国际化的趋势下，我们的危机事件舆论管理效果越来越差，舆论管理模式亟待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