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上的父子关系] 公证处断绝父子关系

　　“传统只有得到继承才存在。”2009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推出的舞台写实主义大戏《窝头会馆》就是绝好的证明。整个演出既像是一台全速运转的舞台机器,按照它既定的节奏向目标推进,又像是一个肝胆相照充满协作精神的战场,导演在运筹帷幄,编剧在呕心沥血,演员在冲锋陷阵。由于忠实于人物,传达出生动的姿态。一个自然主义式的题材居然使我们全神贯注。我们心甘情愿、束手无策,任凭这台机器把我们带到1948年的北平,带到南城的一个名叫“窝头会馆”的破落小院里。
　　
　　现实主义的观看方式
　　
　　窝头会馆的房主苑国钟一出场,就碰上东西厢房两家女房客日复一日的口角。住在东厢房的金穆蓉系前清的格格,落了难,嫁了江湖中医周玉浦,信了耶稣,却依旧对己对人有无限不满;西厢房的田翠兰出身不好,曾为暗门子,系从了良的妓女,刀子嘴豆腐心,信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两个女人吵得万念俱灰的时候,都搬出了自己的神仙来当救兵。一个瞪着对方划十字,低声“哈利路亚”,一个高声以对“阿弥陀佛”,苑国钟冷不丁戏谑一句:“关帝爷圣明”!这一个动作单元令人叫绝,它以最大的精确性,最大的浓缩性和最大程度的简约反映出旧中国普通百姓的精神结构。以点染的笔墨还原出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角落。
　　《窝头会馆》的故事放在了1948年这个时间段,就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刘恒想通过舞台还原出北京底层老百姓的那种生存状态。但他“想写的最关键的还是一个政权在过度腐败的情况下,坍塌前的那一瞬,它投射在老百姓身上的那种阴影。”刘恒认为那个时候的人们,“对于当时的政府是绝望的,大家想在绝望中寻找到一条出路。旧有的政权马上就要坍塌了,人们怀着极大的期待盼望着新时代的来临。新中国在这个戏里就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她所代表的是一个理想。理想的社会状态、理想的财富分配的状态、理想的当政者与人民之间关系的那种状态。这是人类追求自我完善的一个过程。”[1]与以往小说创作所呈现出的新写实主义的“零度写作”不同,通过这部舞台写作,第一次担当剧作家的刘恒不仅要记叙历史、表现生活,而且要加以评说。这样一来《窝头会馆》就不只是这段历史的复制和追忆,编、导、演齐心协力把观众置于一个时代的乱象里。对历史的批判并没有因为适度的距离而丧失它潜藏的现实针对性。
　　为人物寻找真实背景和现实根据是舞台写实主义的第一要义。为掌握北京近代的历史脉络,刘恒查看了当时大量的社会资料,借阅了不下百本有关方面的书籍,从现实和历史本身去寻找人物性格和冲突的真实性。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应该具备两种能力,一个是还原现实的能力,一个是超越现实的能力。从一开始文学创作,写实就是刘恒的特质。在他的作品中,环境、情节、人物、主题,无一缺席。刘恒习惯把人物性格考虑得非常清楚,尽管他对人物还难以马上有一个确切的形象考虑,但总是要拼命地去捕捉这种东西。有了这个特点,写着写着,人物就活了,以后不是人物跟他的思路走,而是他跟人物自身的逻辑走了。在完成《窝头会馆》的剧本之前,刘恒为自己笔下的所有人物都写了人物小传。关于苑国钟,是这么写的:“50岁。精明,厚道,通达,幽默,勤快,胆小,心细。做事爱犯嘀咕,大小事都走心。爱说话,喝了酒尤其爱说话,喝高了就胡说了。父亲为会馆的管家兼看门人兼瓦匠,病老还乡,由15岁的儿子接替。他从小学会了接人待物的圆通,怀了吃瓦片的梦想。”人物性格和生活背景确定之后,作为编剧,其面临的主要困难就在于如何选择戏剧性事件,如何在舞台上虚构出一系列因果关系来。于是刘恒想出了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关于窝头会馆的前世今生。《窝头会馆》在剧本结构上确定了开场、发展、结局的三幕格局。最先是破题,然后系结,行动,包括波折,最后是解结。
　　何冰扮演的“窝头会馆”的户主苑国钟,是这出戏里的主人公。在刘恒的笔下,这是个生动乐观的小人物,是个拿贫嘴保护自己的小买卖人小市民。老婆生下孩子就离开人世,他含辛茹苦把从小就得痨病的儿子送进了大学。儿子因病休学,身体每况愈下。把儿子视为命根子的他心急如焚,却一直被动地处于跟儿子的隔膜与冲突中。圆滑凶悍的保长肖启山想借苑国钟私下为患病儿子张罗媳妇充喜事由,把自己家中的疯丫头硬塞出阁。苑国钟自嘲,“人家是太阳,他也就是碗里的鸡蛋黄”。其实不然,在他挺身窜出来为儿子苑江淼挡住保长儿子肖鹏达枪口,到意外中弹的前后,他的舞台行动倒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小市民天空的太阳”。危机迫在眉睫,苑国钟像个老母鸡,张开双臂护着体弱的儿子,对着肖鹏达露出讨好的笑容:“达子!好孩子,今儿你要是非要打死一个人,不打死一个人你过不去这个坎儿,那你务必得打死我,我不能让你打死我儿子。我儿子活下来不容易。人得讲良心。我儿子打生下来到现在,那是无比的仁义!街上碰见要饭的,我心疼钱不打算施舍,我儿子生拽着我不让我走,非得让我把给他买甜饽饽的钱给人家扔下。立本儿他两口子,交着住户的租子干着铺面的买卖,凭什么?我想多要钱,我儿子不让。(指着周玉浦)你们进了药材没地儿搁,在后夹道搭一棚子,我一个子儿不敢跟你们要,我儿子不让!还有您,古爷!我真要是赶您走您还真觉得我有什么不好意思么?我儿子不让!”这个有着一套小市民生存哲学的底层人物在被生活吞噬的刹那间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舞台上的何冰寻找着刘恒赋予这个人物的最高行动,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在最后一幕实现了这个小人物的觉悟,演出了这个小人物的大气魄。怪不得刘恒事后感言:“你多么充满激情地去刻画去描写,可能都没有演员在舞台上对人物的短暂呈现来得感人来得生动。”
　　幽默、分寸和灵魂的热度是刘恒文学创作的支柱。自成为作家以来刘恒从不掩饰对鲁迅的追随和热爱。甚至是在《窝头会馆》这一部相当成熟的舞台剧创作中,一些场景都带有鲁迅小说的痕迹,如为儿子治病的偏方,沾着热血的窝头等等。这些借鉴的高低在此暂且不表,倒是舞台上所呈现的紧张而独特的父子关系让人想起了鲁迅那篇著名的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先生说他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单拿这一句出来,衡量苑国钟的宝贝儿子铁道学院的大学生苑江淼的心理内容和舞台行动倒是相当贴切适用。这个单纯浪漫的左翼大学生对他父亲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的态度。不过在戏的高潮,作家刘恒还是让他的人物在顺着性格发展走向情节高潮的巅峰之际,显示出鲁迅先生文中对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深切期许。那就是――“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2]刘恒给自己也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舞台上的父子关系所呈现出的身份伦理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张力?
　　
　　《窝头会馆》的前世今生和舞台上的父子关系
　　
　　大约20年前的1988年,刘恒在当了父亲之后,记下了这样一段肺腑之言:“看到世上那些百无聊赖的人;那些以损人利己为乐的人;那些为蝇头小利而卖身求荣、而拍马屁、而落井下石、而口是心非、而断了脊梁骨的人……我无话可说。无子的时候我无话可说。现在我有了儿子,我觉得我可以痛痛快快说一句了:我不希望我儿子是这样的人!”[3] 对于做人,刘恒是有要求、有底线的,他说:“英雄主义有突击的力量,却又狭窄,屡屡让人拿去做了装潢,终于像昔日的花朵一样凋敝了。自由主义舒缓,却又过于散荡,惯于顶着美丽的借口,围着一己的脚尖打转儿,看上去或想起来也实在让人气短。如果人离了主义便不能活,这两个主义我一个也不要,做个悲剧里的小人物,当一名自作聪明的实用主义者,早晚有一天聪明反被聪明误拉倒算了!”在这篇缅怀自己16岁青春计划的短文里,刘恒写道 :“赴死的冲动已经无影无踪了,暂时也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值得懒洋洋的我去赴死,除了我儿子。”[4]如今看来,刘恒是把自己的人生感触托给了窝头会馆的房主苑国钟。
　　《窝头会馆》设置了两个当事人和讲述者,一个是窝头会馆的前房主,迂腐而风趣的清末“举人”古月宗,一个是现在的房主,贫嘴却厚道的苑国钟。这两个人物的舞台纠葛说来说去都绕不开窝头会馆那段尘封的往事。那段往事按古月宗的话说就是:“有些个事情,说不清楚听清楚了麻烦,说清楚了没听清楚那就更麻烦了不?”。古月宗在肖鹏达情绪失控拿着枪对着自己脑门生死未卜之时,口中依然惦记着那段旧事。“苑大头你告儿我!民国16年冬天,你买房那钱到底是哪儿得来的?你告我实话,我老老实实挨一枪,躺棺材里我再也不出来了。你扒开肋巴骨,把心掏出来给街坊们傍一眼!我可怜你那儿子,他眼巴巴瞧着你呢……你倒是说话呀!”然而往事就是故事,故事如同文章,总离不开关键词,《窝头会馆》的关键词就是一个“钱”字。
　　窝头会馆的房主苑国钟按时在1948年的处暑、霜降、大雪三个节气出现在会馆的小院当中跟住户们催房租。时局不好,苑国钟要完成他的贯穿动作就一次比一次不易。自从民国16年他从前房主“前清”举人古月宗手里花320块现大洋买了这个窝头会馆以来,他所梦想的吃瓦片的生活并没有让他享清福。他依然得扛着家伙出去卖茉莉花、咸菜还有私酒。儿子苑江淼因痨病休学在家,他收上来的租钱不够给儿子看病吃药。儿子是他的命,他一天到晚供着他,变着法儿让他高兴。他知道这个时候儿子嫌他,因为他追着街坊要钱。苑国钟嘴不饶人,心却不狠,前房主古月宗房契上说好了购得新房就搬走却也赖在会馆白住21年了。祛不了儿子的病,就想结门亲给儿子冲喜。满脑子新思想的苑江淼对此自然不谅解,然而他们父子之间关系紧张内心隔阂的根本原因却也是那段窝头会馆的陈年往事。一个原本在窝头会馆看大门的父亲怎么会一夜之间有一大笔钱买了这所房子?住在会馆的教书先生呢?那320块现大洋从那里来的?因为钱的来历不明造成了父子关系的困境。造成了受进步思潮影响的苑江淼对父与子“亲隐”原则的否弃。剧中苑江淼的戏份不多,他不多的言行却无疑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导火索。周玉浦在师范读书的女儿周子萍跟苑江淼从小青梅竹马,现在更是学生自治联合会志同道合的战友。休学在家的苑江淼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抓紧一切时间为他们共同的理想工作。第二幕周子萍第一次出场,带回了新的任务和学生自治会同学们给苑江淼治病筹集的捐款。苑江淼不要,他说:“你把钱拿回去。那么多同学欠伙食费,稀粥都喝不饱,我怎么能要他们的钱?拿回去,还给人家,要么送给最需要的人。”站在一旁的苑国钟此时正盯着姑娘手里的钱,下意识地几乎是贪婪地朝她凑过去,急迫地把钱抢夺似地抓了过来。我们看见出现在舞台上的事件是关于“钱”的一连串的悬置和危机,一系列正在迫近的和已经猛烈展开的冲突都是以收钱、要钱、退钱、抢钱为中心的,舞台上的平衡状态不断地受到程度不同的扰乱。而舞台上的父子关系所面临的危境正是在父子双方的情绪压力中一层一层地推向峰顶。
　　赫尔岑说过:“戏剧是对生活中问题的最高形式的解决。一切使某个特定时代的人们感到压抑和忧虑的问题,都被表现在舞台上,并以惊人的事件与行动的逻辑讨论着。”[5]在演出说明书“编剧的话”中刘恒写道:“朋友老问我,这个戏的主题是什么?我被问窘了,就说主题是一个字――钱!这是直白的说法,文绉绉的说法应该是困境。”苑国钟的房子被保长算计了,儿子跟赤党走,在病中印传单的事情也暴露了。苑国钟从懊恼到愤怒从害怕到惊恐,真觉得难得无路可走了。用他的话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在城里混,一辈子就惦记两样儿好东西,头一个是儿子,二一个是房子。我祛不了我儿子的病,我白活,我守着一处房子,到了儿一块瓦片没落着,我还是白活。”
　　平心而论,《窝头会馆》的头两幕虽说小高潮不断,但还有铺陈的繁琐,父子矛盾纠结的过程有些刻意。可是到了最后一幕,真相大白的时刻,惊心动魄的戏剧场面随着人物内心挣扎的全面展开,高潮不断。关于最后一幕的问题霍洛道夫以为,“最后一幕,首先是一种思想上的问题,然后才是一种技术上的问题。按照一般的情况,正是在最后一幕里才会解决戏剧冲突;因此,剧作家的思想立场正是在这里表现得最积极和肯定。”[6]
　　苑国钟在保护儿子与失去理智的肖鹏达的对峙中,预感到自己生命的终结,他不停地述说他儿子的仁义,瓦解肖鹏达的意志,并高声道出多年来憋在心中的那段往事:“民国16年,他们抓韩先生把我一块儿抓了走……”“达子,我估摸你万不能打死我儿子,可你备不住得铤死我,我有一肚子话想趁着活着都说出来,你得容我赶紧着了……儿子!你听好喽……”民国16年被错以为是“赤党”跟着韩先生一起抓进去又放出来的苑国钟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忘记狱中韩先生的叮嘱。他偷偷把韩先生藏在院里的xxx的经费挖出来,按照说好的地址送到南河沿16号交给一个姓朱的先生。可是16号让人家给抄了家。他还是一得空不管刮风下雨就到16号对过树底下蹲着,半年下来一个子儿都不敢花。
　　中弹后生命垂危的苑国钟难掩悲伤,却依然如往日一般贫嘴调侃乐观。他跟老相好翠兰开玩笑说,“好人!那神仙亏待不了你”,并嘱咐她捎带替自己照顾一下病儿子;他对古月宗说:“古爷,您白忙活了,棺材归我了。” 他对翠兰的男人王立本说,“立本儿兄弟……对不住喽。”他对儿子说:“爸爸的话还没说完呢,枪子儿就追上来了……。”他对跑外面叫了洋车要拉他上医院的穷哥们儿牛大粪说:“……火车拉鼻了…不坐洋车……我儿子是修铁道的……我儿子……他想去新中国……”一个看似没有尊严的父亲在《窝头会馆》的最后一幕里,经历了自身善恶的搏斗,搭上了个人与整个时代关系的脉搏。他没有尊严地活过,但他选择了有尊严的死去。
　　“我不知道小人物这个名词最初是什么样的用意,它可能只是指社会地位卑微、不掌握社会财富的人,但是他们作为人类的基因,跟别人没有区别。历史还真是小人物写的,是这些蚂蚁、沙粒写的。大人物的命运往往掌握在小人物的手里,无数的小人物组成一个整体,是非常强大的力量。”[7]《窝头会馆》的父子关系、平民视角和底层写实主义容易使人想到高尔基的《小市民》。他们所共同的是“捕捉到了生活的形象,抓住它那日复一日的抑郁而贫困的节奏。”是对社会状况和罪恶的揭露。舞台上的人物生活不体面,谈吐不高雅,甚至干一些蝇营狗苟的勾当。在《小市民》中,高尔基对年轻一代寄予了厚望和深情。工人尼尔就是从现实的泥坑中走出的新人的形象。刘恒的《窝头会馆》同样是在生活的泥坑里反映底层的艰辛,见证了一个不理想的社会里一个不理想的人群。与《小市民》不同的是,《窝头会馆》既有对新人的肯定,更多的是通过父子冲突的设定来完成对旧式小人物的缅怀和同情,向沉重地向往新中国的普通百姓致敬。
　　记得霍洛道夫说过这样一段话:“剧作家引导我们从第一幕走向最后一幕的道路,就是一条对生活进行认识的道路。这是一条从现象的外表到现象的本质的道路。”[8]
　　
　　注释:
　　[1] 《没有真诚,艺术就没有价值: 编剧刘恒专访》,《新剧本》2009年第6期。
　　[2]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新青年》1919年11月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坟》。
　　[3] 刘恒《立誓做个严父》,《乱弹集》,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
　　[4] 刘恒《青春计划》,《乱弹集》,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
　　[5] 《赫尔岑文集》俄文版第2卷第51页。转引自《20世纪西方戏剧思潮》268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
　　[6] 霍洛道夫《戏剧结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7月。
　　[7] 《每个人都要在困境中承担责任》,《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10月。
　　[8] 霍洛道夫《戏剧结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7月。
　　
　　高音: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张慧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