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农奴”悲惨世界】悲惨世界

　　 　　1959年，在平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武装叛乱之前，西藏依然存在着令人恐惧的农奴制度。农奴主将农奴视为私有财产，肆意鞭打辱骂，甚至把他们剥皮做鼓，剁下手脚做法事，晒干头骨点天灯……1963年，八一厂拍摄了故事片《农奴》，把农奴悲惨的生活搬上银幕，震撼了无数观众，成为反映旧西藏最有影响力的影片。
　　
　　剧本有四个名字
　　
　　《农奴》电影剧本的作者是黄宗江。在同时代文化人当中，黄宗江是极富传奇色彩的一位杂家。他读过燕京大学，痴迷演剧，当过水兵，写过剧本、散文，还做过文化使者。担任八一厂编剧之前，黄宗江就因创作《柳堡的故事》、《海魂》而扬名影坛。1959年，平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武装叛乱后，黄宗江便开始酝酿《农奴》剧本。他先后四次去西藏体验生活，最长时间可达半年，采访了许多翻身农奴。西藏的生活使黄宗江感触很多，总有一种创作冲动，但是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有一天，黄宗江看了一个叫《强巴的生活》的活报剧。戏虽然有点粗糙，却非常朴素亲切。台上在演戏，台下许多观众都哭倒子。黄宗江从这个戏里找到了创作灵感，他决心把酝酿了许久的剧本写出来。
　　回到北京后，黄宗江开始构思剧本，又苦于找不到令人震撼的线索。一天，他看到报纸上的一条报道一个农奴被农奴主砍伤了，解放军立刻用飞机送他来北京抢救。直觉告诉黄宗江这是个好素材，他立即去医院采访。农奴的话不多，但有一句说的很动情“我现在的手是人的手，现在的脚是人的脚了!”原来农奴入院后，护士细心地把他的手脚洗得干干净净，这是他生平的第一次。黄宗江震撼了，“农奴连自己的手脚在农奴制下都不是自己的，只有解放了，农奴的手脚才成了自己的。”《农奴》就是表达这种变化，旧社会使农奴成了哑巴，新社会让农奴开口说话，要“于无声处响惊雷!”基本线索定下来，黄宗江前后共写了五稿，光是剧本名字就有《装哑巴传》、《强巴的遭遇》、《铁匠与哑巴传》等三、四个。最后，才定名为《农奴》。
　　
　　导演的三次拍板
　　
　　八一厂厂长陈播看完剧本，觉得《农奴》是个能够出彩的选题。他找到因拍摄《回民支队》而名扬影坛的年轻导演李俊说：“你拍过《康藏公路》，对西藏比较熟悉。我们决定这个片子由你来拍，争取成为国庆15周年献礼片。”李俊把剧本扫了一眼，感觉不错，就应允下来。
　　1963年2月，《农奴》摄制组正式成立，厂里从物质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可以使用当时最先进的东德艾柯发彩色胶片。但是摄影韦林玉提出采用黑白胶片，他认为：“黑白胶片最能够展示出凝重的基调，而且黑白片也有一种历史沉重感。”摄制组的一些同志觉得：有进口彩色胶片不用，偏偏采用黑白胶片，正如有成桌宴席你不吃，偏偏吃那街头大排挡，有出风头之嫌。李俊经过深思，决心采用韦林玉的意见。1953年，他到西藏拍摄纪录片《康藏公路》时，对那里的社会生活深有感触。那时，农奴的生活往往给人一种黑色的感觉，农奴主的楼房一般是三到四层，顶层是农奴主的卧室，二层是仓库，最底层才是牲口和农奴的住处，黑暗潮湿，光线昏暗，农奴的心情也十分压抑沉重，况且，主人公强巴深受农奴主的欺压，长时间不开口说话，进行“无言的反抗”。在“哑巴”的世界里，黑白更符合强巴的情绪。而且黑白胶片可以实现一种反差感，农奴主和农奴是两种人、两种生活、两种概念、两种命运，是一种天上地下的差别。后来证明采用黑白胶片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影片实现了一种黑白审美的突破。当时的两部黑白片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个是北影的《小兵张嘎》，再一个就是《农奴》。
　　摄制组成立后，外景地的选择费了一番周折。一开始，许多人提出在避暑山庄拍摄，这样既方便，又节省经费。去西藏则危险太大，在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拍电影，高寒缺氧，交通不便，供应困难，而且此前也没有在西藏拍故事片的先例。李俊不做声，私下派曾在西藏跌打滚爬过的美工寇洪烈到避暑山庄考察了一番。寇洪烈觉得“避暑山庄与西藏差距太大，西藏的高穹流云、庙宇建筑、风土人情在避暑山庄根本无法实现。”李俊下定了决心：“将来影片必须符合历史真实。要实现真实，生活细节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外景地定在西藏，而不是其他地方，就会使观众感到环境的真实可信，这点极其重要。”
　　在演员的选择上，李俊费了更大的功夫和心思。当时，有的人建议李俊选择藏族演员，这样可以使影片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但也有人说，一般藏族演员专业训练少，初上银幕就担当重任，似乎过于冒险。面对不同的意见，李俊心中自有一盘棋。他一直想让农奴们以主人公的身份在银幕上诉说自己的悲惨命运，这不仅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而且农奴演《农奴》更能保持原汁原味的西藏风格。演员出身的黄宗江也主张：“可以选用一些藏族演员，农奴出身的演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进行本色表演应该不成问题。”最后，李俊决定全部启用藏族演员。
　　李俊的三次拍板，保证了影片独特个性，也无意中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两个第一：《农奴》是新中国第一次在西藏拍摄的故事片，也是第一部完全由藏族演员出演的电影。
　　
　　剧组里有两个旺堆
　　
　　1963年4月，全体人员会师拉萨，摄制组开始物色演员。对于确定扮演男主角强巴的演员，剧组非常谨慎。毕竟这个人物是否能够站立起来，关系到影片的成败。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大家把目光落在西藏话剧团。团里有一批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不久的学员，他们的毕业演出剧目《文成公主》曾在上海引起轰动。周总理还邀请他们到北京演出，他鼓励演员们：“你们是高原话剧的种子，要在高原上生根开花。”得知这些情况，摄制组非常兴奋，马上调看藏族演员的演出。
　　
　　大家发现刚刚三十出头的旺堆再合适不过了，他除了没有装过哑巴以外，几乎和强巴的经历完全一样。强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过去旺堆也是为了躲避农奴主的压榨不断逃难；强巴出家当过喇嘛，旺堆也在色拉寺、哲蚌寺当过喇嘛；强巴是解放军扶他上马，共产党让他开口说话，旺堆也是新社会送他到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翻身做主人。旺堆的一切都非常吻合强巴的角色，但是有一点李俊导演仍然放心不下，那就是强巴是个装了半辈子哑巴的人，在影片中只有一句台词，这就需要旺堆善于用眼睛来说话。而用眼睛来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对一个成熟的表演艺术家来说有极大的难度，何况旺堆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话剧演员。
　　为了最后确定旺堆的主角身份，摄制组让他表演了一个叫《我的遭遇》的小品。演出时，大家还特意请子一些藏族群众来当观众，以营造真实氛围。旺堆刚上台时还有一点局促，不一会儿便进入了角色，把自己的悲惨遭遇和剧中人物命运融合为一体。旺堆声情并茂，像奔流出谷一般滔滔不绝地讲了下去，观众都偷偷地擦起泪水。李俊尽管没有听懂旺堆的藏语，但是旺堆那双眼睛却传 递了一切，他被深深感染了。小品演完后，旺堆的感情还是不能平静下来，长久地沉默着，一言不发。李俊就是在旺堆的沉默里看到了影片中的强巴“旺堆的眼睛会说话，他就是我们物色的那个演员。”
　　
　　确定童年强巴的演员倒有些偶然。一天，剧组听说拉萨市业余歌舞团正在排演儿童节目，连忙赶过去看能不能物色到一位小演员。大家发现一个瘦弱的小男孩表演非常投入，尤其是眼神独特，像饱经辛酸似的。节目一结束，李俊忙走到后台找到他，用手摸着小孩的头问，“孩子啊，叫什么名字?”
　　孩子回答：“我叫旺堆。”
　　李俊心里嘀咕：巧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旺堆，这里又一个小旺堆。他接着问：“小旺堆，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啊?”小孩却鼻子一酸，落下泪来。李俊等人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大家都沉默下来。经介绍才知道小旺堆是个孤儿，生下来没吃过母亲的一口奶，更不知道父亲的模样。他父母跟强巴的父母一样，也是被农奴主折磨而死。幸好有位好心的农奴老奶奶抚养了小旺堆。在小旺堆刚刚会走路的时候，老奶奶也去世了。从此，小旺堆就被农奴主卖来卖去，直到西藏民主改革，他才进了孤儿院。听了小旺堆的遭遇，大家眼睛湿湿的，心里更不是滋味。李俊导演赶紧给孩子说明情况：“我们是来西藏拍电影的，反映西藏农奴翻身的故事。我们想找一个像你一样受过磨难的小演员。小旺堆，你敢不敢演电影啊?”
　　小旺堆眼睛一眨：“敢!不过电影怎么拍啊?”一句话，逗的大家笑翻了天。
　　不久，小旺堆就被定下来扮演童年强巴。事实证明，大家没有走眼。小旺堆能把自己的遭遇和童年强巴的不幸联系在一起，表演真实自然。在拍摄“小强巴偷吃供果”一场戏的时候，小旺堆一天都没有吃东西。导演问：“小旺堆，怎么不吃东西?”小旺堆说：“叔叔，我怕忘了过去挨饿的滋味。饿着肚子就会演的像了，吃饱了就演不好了。”后来，小旺堆被送到上海戏剧学院学习表演，圆了孩子的演员梦。
　　
　　夏衍各打五十大板
　　
　　影片正式开拍前，导演分镜头剧本寄回八一厂审查。编剧黄宗江看后非常不满意，觉得分镜头剧本对文学剧本改动太大。他立即给李俊写了一封信，探讨分镜头剧本修改问题。黄宗江是一个急性子，信还没有寄到李俊手中，他就约上副厂长王牧一起飞往拉萨。到西藏后，编剧和导演争得面红耳赤，双方互不服气。李俊扔下一句话：“分镜头剧本不是我自己的东西，这是整个摄制组讨论的结果。你能说服摄制组，我就改。”
　　最后，王牧出了一招，把分镜头剧本和文学剧本交给权威人士定夺。实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双方觉得只能如此。两个剧本上交给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审定。夏衍看的非常认真，蝇头小楷密密麻麻批了不少文字。末了，夏衍说了一句话“分镜头剧本比文学剧本提高了一步，再润色一下可以按照分镜头剧本拍摄。”夏衍这个有点各打五十大板又有倾向性的建议，平息了这场剧本之争。
　　不久，《农奴》第一个镜头在拉萨西部的聂当开拍。当时，国家处于自然灾害时期，物质紧缺，伙食也很差。有时碰上招待所的高压锅出问题，摄制组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有一天，大家觉得米饭半生不熟，馒头也黏糊糊的，像吃棉花套子一样，一问才知道伙房的高压锅坏了，而且连续半个月也没有修好。大家都倒起胃口，东西吃不进去，还经常呕吐。等到高压锅修好，大家欢呼雀跃，胃口大增。摄制组有人开玩笑说：“这是改善生活的好办法。”
　　影片拍摄期间，摄制组体验的不仅仅是艰辛与劳累，他们也分享了西藏的风土和人情。大家听说拉萨郊区有喇嘛在举行“天葬”，都赶去参观。“天葬”又称“鸟葬”或“空葬”，是西藏独特的一种葬丧仪式，一般由有经验的佛事人员主持。举行“天葬”要找一块屋子大小的巨石，称为“天葬台”。喇嘛把死者背到石头上，除掉死者衣服，洗净之后，老鹰就在空中盘旋了。喇嘛用刀子把尸体割成一片一片的，大小适合老鹰吃。骨头则放到石坑里，用石头砸碎。“天葬”非常讲究技巧，喇嘛往往先喂老鹰吃骨头，最后才让它们吃碎肉。如有未尽之处，喇嘛再加糌粑做一些最后加工处理，直到石台上干净无遗，预示着死者的灵魂已归天或转世了，“天葬”仪式才结束。
　　
　　邓小平说：“拍的不错，给你一颗烟抽。”
　　
　　1963年9月，摄制组在西藏拍摄完主要外景后返回北京。有关部门审片后，认为强巴带着女友兰尕策马狂奔到悬崖旁那场戏需要补拍。摄制组把演员从西藏调来，找到北京郊区一个骑兵团，借用部队军马拍摄。有趣的是，因为藏族演员穿着藏袍，军马认生，演老爷的那个演员多次被摔下来，鞋子磨烂了，牙也摔掉几颗。摄制组只好给旺堆他们一个礼拜时间和军马熟悉，每天穿着藏袍去喂马。这个历经磨难的补拍镜头却成为影片最大的败笔，深沉的电影叙事中横生出一段惊险片来，观众看后觉得极不自然。
　　1964年国庆前夕，《农奴》作为建国15周年献礼片在全国上映。影片在全国轰动一时，好评如潮，有的观众竟连续看了四场。中国影协主席蔡楚生对旺堆的表演大加赞赏，他说：“哎呀，强巴的表演真深刻，深的没有底了。”
　　国庆节那天，《农奴》摄制组被邀请到天安门观礼。长安街上一辆卡车还扎起《农奴》花车，上面有强巴的塑像，彩车过时响起阵阵掌声。周总理接见了旺堆，他说：“你演的不错，你们以后每年都要来一趟北京，要带来更好的作品。”后来，总理还把影片带到万隆亚非会议上去放映。当年，旺堆和黄宗江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参加印尼雅加达亚非电影节，陈毅外长亲自选定《农奴》为电影节的招待影片。
　　一天，李俊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副厂长王牧追上说：“中央首长要调看《农奴》，你去汇报一下吧。”李俊肚子里咕咕直叫，他说：“我还没吃饭呢。”王牧打趣道：“到了首长那里还会少了你的饭吃?”李俊匆匆赶到中南海，邓小平、杨尚昆等中央领导都已经在沙发上坐定。邓小平指了指身后的一个座位说：“你就是李俊吗?坐到这里吧。”邓小平抽着烟认真地看完了影片，他对李俊说：“拍的不错嘛。你抽烟吗，给你一颗烟抽。今晚我们还有重要会议就不留你吃饭了。”杨尚昆也说拍的不错。李俊只记得邓小平给他的那颗烟特别长，有一大半是过滤嘴。回家的路上，李俊一点也没觉得饿，抽着那支烟就回来了。
　　时光已经过去了近20年，1981年《农奴》又捧得马尼拉国际电影节金鹰大奖。
　　责任编辑／翟建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