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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寻.西觅:东寻西觅

发布时间:2018-12-26 04:39:41 影响了:

  国际化既紧迫又撩人,既是现实的诉求又是当下的愿景,既是个别的文本又是普遍的语境,它早已渗透在各个领域,滋长在人人心里,戏剧也不例外、国际化需要交流,交流需要通道,通道需要工具,那么首当其冲的国际化的戏剧该操练什么语言昵?巴别塔是建不成的,语言永远是障碍,是焦虑的根源。
  近期演出的《东寻记》中,囊括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英国越界剧团、法国“边缘剧团”、瑞典埃克森剧团和印度卡拉卡丹巴艺术中心的多位艺术家,剧中有英语、瑞典语和中文。有趣的是,瑞典语没有字幕,英语有中文字幕,而剧中中国男演员结结巴巴的英语引发了观众的笑声。
  “东寻”,是英国导演Michael walling的“东寻”,在这个国际化的团队中,“我们使用不同的语言。前期的很多实验都是围绕语言进行的――其中一些转变成了这出剧中的某些场景”。导演如是说。于是,观众看到,来自中国贫困地区的Sammy和主演《茉莉小姐》的瑞典女演员Haja笨拙地讲着英语,有限的词汇量使他每每误解了对方的意思,而他如此渴望沟通,甚至把至亲的妹妹抛在脑后,妹妹生了女儿他还不知情,襁褓中的婴儿被丈夫抛弃,妹妹因此离开丈夫投奔大城市里生活的他。
  由于Sammy的英语远远不能表达自己的意图,而他的表达亦不是Maja想要了解的。当他无意中唱起了京剧,并且是《霸王别姬》,并且是以男旦的身份表演虞姬,交流似乎在一瞬间完成了。Haja的兴奋难以自抑,因为这才是她要找她要看的中国,她的“东寻”不是国际化的标签星巴克,而是神秘古国的标签京剧,京剧反串。
  不仅如此,Sammy还因索要钱财遭到剧中另一男主角Julian Lucas的拳脚相加。“东寻”到了东方后,“她”和“他”之间似乎是越来越模糊,剧中未登场的自杀女孩在中国爱上了一位越剧女小生,或许导演对中国戏剧的性别表演兴趣浓厚,“东寻”到了性别倒错?
  剧中,瑞典的男演员,《茱莉小姐》中男仆的扮演者,现实中Haja的情人也讲了一段中文,但这段中文是讲给台下观众听的,台上没有交流对象。而印度人“理所当然”地讲英语。
  Sammy的英语是笨拙的,他想要和老外交流的勇气和愿望远大于他的能力。倘若追问一句,他为何这么急迫地想搭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想“国际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在同样由国际化的团队排演的《暴风雨》中,中国演员的英语流畅且声情并茂,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话剧传入中国之初全面接受西方教育的学生演剧时代。此番的《暴风雨》融合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意大利导演领衔、活跃在哥本哈根的子午线剧团、丹麦的芭笛塔剧团和上海杂技团,在莎士比亚的剧作框架下,几个剧团“自行其是”,杂技团的绸吊、魔术和顶技赢得阵阵掌声,芭笛塔剧团儿童剧风格的音乐表演则带来欢声笑语。
  《暴风雨》如同即将结束的世博会,各国的展馆有各国的精彩,世博会是展示精彩的平台。杂技、音乐滑稽表演、莎剧,多层次的演出空间处理,各有各的精彩,莎士比亚和英语则是展示精彩的平台。英语就是这次演出的“巴别塔”,所有演员只能、必须讲英语,共同打造嘉年华式的《暴风雨》。
  到上海“东寻”,在丹麦排练的《暴风雨》也在“西觅”。
  身体语言是否不分国别呢?是否最国际化呢?香港的实验团体进念・二十面体近十年来一直和国内的昆曲演员合作,此次上海国际艺术节带来了《夜奔》。
  昆曲的身段被抽离了,或配合以莎士比亚时代的阉人女高音的歌唱,或与节奏不断加快的铁轨撞击声相合,分解后的锣鼓经杂糅其他音乐,昆曲身段成了一种现代舞。
  中国身段与西方音乐相碰撞的同时,《夜奔》的投影上出现了中英文对照的字幕。有时,中文与英译吻合,有时,中文与英译有些微的差别,但最为醒目的,是中文的发问往往以第三人称“他”,而英语用的则是第一人称“我”。比如,宇幕上出现“他是不是不够积极”、“他会不会有些软弱”,英语中的“他”全是“I”。对观众而言,“他”是夜奔的林冲?“我”是夜奔的林冲?“他”和“我”都是林冲?“他”夜奔了,“我”呢?抑或是“我”夜奔了,“他”呢?
  “他”和“我”,在中英文间分裂了。
  导演荣念曾谈到,他未满二十岁到美国留学,对故国文化的许多了解来自英语的阅读――在“他”中读到了“我”?那么,“我”也成了“他”?
  这是文字游戏,这又是文化体验。国际化往往等同于西方化,国人对西方的态度一百年前是“恨嫉妒羡慕”,也经历过“羡慕嫉妒恨”,“国际”对中国也许刚好颠倒一下顺序。《东寻记》中的Sammy讲英语时,他是“东寻”的西方导演眼中的“他者”;《暴风雨》中的中国演员讲英语时,距离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借助莎士比亚推行英语和殖民主义已经过去了几个世纪,对于中国演员,莎剧是否依然是“他者”?《夜奔》运用昆曲完成了实验,运用昆曲的是“我”还是“他”?如若是“我”,何来实验?“我”或许还是“我”,但“我”已学会用“他者”的目光看“我”。
  谁说语言不是权利?谁说语言的使用不代表权利的运作?频繁在中国舞台上出现的英语或许提醒着:“我”就是“他者”,为此骄傲,为此痛苦,为此笨拙和流畅,为此不知所措,为此自卑和自大,为此不甘寂寞和洋洋自得。如若已然是自觉的他者,那么,他者的自觉又是什么?
  在“他”和“我”的裂缝中东寻西觅,万劫不复。
  或者,绝地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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