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侯论提出了什么观点 [从论据使用看《朋党论》《留侯论》]

　　【摘 要】议论文中用多少事例,用什么样的事例,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述,其实都没有成规,也都可行,关键取决于写作目的,还有作者的自身条件。欧阳修的《朋党论》和苏轼的《留侯论》都是论文名篇,在论据使用上各具特色,有不同的方法论启示意义。
　　【关键词】议论文 论据使用 《朋党论》 《留侯论》 方法论
　　
　　欧阳修的《朋党论》和苏轼的《留侯论》都是论文名篇,在论据使用上各具特色,有不同的方法论启示意义。
　　《朋党论》作于庆历四年(1044年)。“初,吕夷简罢相,夏竦授枢密使,复夺之,代以杜衍,同时进用富弼、韩琦、范仲淹在二府,欧阳修等为谏官。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言进贤退奸之不易。奸,盖斥夏竦也。竦衔之。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顾避。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衍、仲淹及修为党人。修乃作《朋党论》上之”(《续资治通鉴》)。在封建社会,“朋党”是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皇权高度集中而又至高无上,社会的每个成员,尤其是朝廷的官员都应该无条件地像车轮的辐条一样指向轴心――皇帝,对于朝廷的官员而言,任何其他形式的联系都是违背皇权原则的,也都是不被许可而要遭到严谴的,也正因如此,就总有人以“朋党”为政治斗争中攻讦对手的有力武器,还有什么力量比皇权更强大因而更可利用呢?夏竦用的就是这一招,杜衍、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就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承认“朋党”是犯忌,否认则难以解释“素所厚善”的事实。欧阳修选择了承认,他说:“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他的意思是朋党之说自古就是有的,做君王的应该辨清是君子朋党还是小人朋党,君子朋党就应该重用,小人朋党就应该斥退。
　　欧阳修在文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用大量的历史事实来佐证自己的观点。第三节用了五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尧的时代,“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结果是“尧之天下大治”;第二个例子是舜的时代,“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而舜皆用之”,于是“天下亦大治”;第三个例子是正反对比的,商纣王有亿万臣民,各自异心,所以商亡了国,而周武王凭借三千人同心协力,建立起周朝;第四个例子是汉献帝时,指天下的名臣名士为“党人”,把他们都囚禁起来,等到黄巾起义,天下大乱,才想到释放他们,但是晚了,也亡了国;第五个例子是唐朝的,晚唐时出现党争,朝廷把名士杀了,有的甚至投入黄河,唐朝也灭亡了。这五个例子都是用因果句式列述的,目的明确。第四节用的还是第三节中的历史事实,但是对材料的使用不同,第三节主要按照时间顺序列述,从“史”、“事”阐述“朋党”和国家兴亡盛衰的关系,第四节则按照逻辑顺序,从“用”、“析”阐述君王对待“朋党”的态度对于国家的意义。欧阳修把前述材料分成三类:第一类,商纣王时没有朋党,汉献帝时禁绝君子结为朋党,唐昭宗时诛杀清流朋党,都导致国家陷入混乱而亡国。这是反面,说没有朋党不见得好,君王一味排斥朋党并不可取。第二类,舜的时代,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相互称美,舜对他们放心任用,毫不疑忌,后世人们也不讥诮舜,而称他为圣君,是因为他能辨别君子和小人。这是正面,说有朋党不见得不好,君王用“君子之朋”利于国家,自己也为人称颂。第三类,周武王的三千臣子是一个朋党,是最大的,但是周朝正是凭借这三千人而成就大事,拥有天下,是因为君子结为朋党,人再多也是好的。这也是正面的,说有没有朋党不是关键,什么样的朋党才是关键。这一节对前述历史事实进行分析,直接对应“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的中心观点,三层分析都运用转折句式。
　　《留侯论》的立论就非常新颖,以“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论留侯张良可谓独具只眼。苏轼的重要依据是圯上老人赠书,这件事见于《史记・留侯世家》:“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对这件事情,历来众说纷纭,苏轼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是秦时隐居的君子来试探张良(观点表述用反问句式“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出而试之”),依据是“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苏轼还否决了人们一向看重的《太公兵法》,他认为“其意不在书”,圯上老人的真正意思是痛惜张良不珍惜自己的盖世之才,而采取冒险行刺的策略,所以“倨傲鲜腆而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如果他能够忍受下来,说明他还能成就大事。苏轼的观点建立在两个依据上,一是圯上老人对张良的认可――“孺子可教也”,一是苏轼对事实的分析――“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这里面有事实(张良曾经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误中副车,秦始皇大为震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张良于是更名改姓,逃到下邳,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张良隐匿在下邳的时候),也有人情事理,事实是人情事理带出来的,人情事理是从事实中分析出来的。必须承认,苏轼对历史事实的使用分析有很强的主观色彩,正是这种对材料的某些部分的侧重注意和个性色彩的事理推断使观点和材料建立起联系。
　　苏轼称道张良的“大勇”还出人意表地以刘邦和项羽的一成一败为依据阐述。高祖的成功和项羽的失败原因有很多,在《留侯论》中苏轼认为,就是“能忍”与“不能忍”的区别,项羽不能忍,所以“轻用其锋”,刘邦能忍,所以能“养其全锋而待其弊”。苏轼的看法有很强的个人色彩,从文章写作的角度来说,符合从观点出发使用材料的做法,但是,问题在于,高祖的成功和项羽的失败跟张良有什么关系?即使造成结果的原因是能忍与不能忍的区别,这跟张良又有什么关系?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否则这些文字就是多余的。苏轼说:“此子房教之也。”这就是张良的“忍”的意义所在,张良能“忍”,并且教会了刘邦也能“忍”,因此而成就大业。这件事见于《史记・淮阴侯列传》:“汉四年,遂皆降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复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苏轼反问道:“非子房其谁全之?”联系建立了,观点树立了。如果是记叙文,这叫间接描写,更传神有味,在议论文中可以叫间接论证,更显现出苏轼的不世之才。
　　这两篇论文的用例或许正可以相形对照,《朋党论》用的都是实例,而且数量多,先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再按照观点层次分析,因为欧阳修要论证的是“自古有之”的“朋党”是非,叙述和分析论据时以因果形式展开,追求简洁有效;而《留侯论》立论新创,用事少,重推断,用旁例,求联系,正可以展开细说。因此,议论文中用多少事例,用什么样的事例(正的、侧的、反的、实的、虚的),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述,其实都没有成规,也都可行,关键取决于写作目的,还有作者的自身条件。因此,细细揣摩学习像《朋党论》《留侯论》这样的名家名篇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