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史迪威当警卫】史迪威
王楚英1923年出生于湖北黄梅，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反法西斯同盟中缅印战区，为美国史迪威中将当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对这位将军，王老(下文的“我”)记忆颇深 “娃娃上尉”
1942年，史迪威受美国政府派遣，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驻华军事代表，担任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率领数百教官、技术人员帮助训练中国军队使用美国武器，学会正规合格战术。3月3日上午，史迪威来到缅甸，中国驻缅甸军事代表侯腾少将派我开车去接他，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不料史迪威开口就问：“你这个上尉是哪位达官贵人的子弟?”原来，史迪威对国民党的官场有一定了解，我这么年轻就能到此任职，想必出身显贵。
侯腾少将赶紧解释：“王楚英上尉是平民子弟，‘七七事变’后，他参军时才14岁，参加过淞沪会战，是不怕死、会打仗的娃娃排长，得过“云辉”、“忠勇”等勋章……他下巴的伤疤是在江西瑞昌作战时，为救18军军长黄维留下的……现为军委会驻滇参谋团团长林蔚将军的机要参谋……”史迪威这才高兴，主动与我握手，一路上跟我详谈了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日军现状和可能动向、英军的士气和指挥官的素质等，他始终称我“我的孩子”“我的小骑士”。
几天后，林蔚将军给史迪威选派了中校联络参谋和少校警卫队长，没想到史迪威说：“如果不介意的话，请把您的机要参谋，也就是前几天给我开车的‘娃娃上尉’派给我，当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我相信自己的选择。”我这个19岁上尉就这样跟随史迪威深入缅甸战场。
“美国大叔”
在史迪威身边工作了两年多时间，感觉他的带兵之道和治军思想很值得借鉴。史迪威在中国生活了13年，会说汉语和一些方言，能用汉语讲述岳飞精忠报国、勾践卧薪尝胆等历史故事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等文言文，经常跟中国官兵聊家常，亲切地称基层官兵为“我的孩子们”，他写给妻子的家信中也说到“中国士兵太可爱、太可敬了”。下层官兵们都亲切地称他“美国大叔”。
不过史迪威对高层军官比较严格，刚到缅甸时，跟随他多年的副官多恩中校设置司令部，但没有把作战室布置好。史迪威讥讽道：“你们看这座楼像旅馆吗?多恩中校做一个旅馆的经理人倒是蛮称职的。”当看到我把作战室布置好之后，他表扬了我，严厉批评了多恩。
在定战斗决心和作战计划时，他总是召集下属军官充分发表意见，包括我这个“娃娃上尉”，用他的话说：“不论官职大小，人人都有发言权，有义务陈述自己的见解，这正是诸位尽职尽责的表现。”与此同时，他着眼实战，练兵严格到苛刻程度，也让中国远征军的战斗技能和军官的指挥水平提升明显。
后来远征军初战失利，史迪威非常痛心，总结失败原因：一是英国人背信弃义，使中国军队失去侧翼掩护；二是远征军装备和训练不足，空地协同战和机械化战争更是无从谈起。之后他在印度和云南昆明等地建立训练中心，为中国训练了几万名官兵，在反攻阶段，他带领中国远征军取得一个个胜利。
史迪威极富战略眼光地主张修筑从印度通往中国的公路，在国民党最高军事会议上力排众议。蒋介石在庆祝中印公路通车之日，宣布以史迪威将军之名给这条公路命名。
史迪威与国共两党
由于史迪威的专业素养和人格魅力，蒋介石对他最初的印象挺不错，甚至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由史迪威担任缅甸中英联军的总司令。蒋介石在给杜聿明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训话时，要求他们“绝对服从史参谋长的指挥”，对史迪威的一些建议和要求尽量采纳；但关键时刻，蒋介石并不信任史迪威――设在缅甸的参谋团名为史迪威的参谋部，实际上受蒋介石控制，史迪威没有提拔、奖惩军官和执行军法的权力。第200师在“同古会战”中被日军包围，杜聿明向蒋介石请示撤出战斗，史迪威竟不知情，而这却成了蒋介石指责史迪威“失职”的证据。
出于权力欲望和大国傲慢，美军参谋们总是鼓动史迪威与蒋介石争夺指挥权，而史迪威看到“国军”军官水平有限，就在收复缅甸前向美国陆军部请求调数百名军官来华，准备将团长以上军官和特种兵营长都换成美国人，这遭到了蒋介石和中国军队的强烈反对。蒋介石认为这是军队的主权问题，美国人当联络官、顾问可以，但不能当指挥官，这使原本只考虑军事问题的史迪威很不高兴。
依我看来，史迪威跟蒋介石的矛盾根源不一定是官面上说的主权国格问题，最核心的利益问题是美国援华大量物资，包括中国人缅甸远征军的后勤补给，基本由史迪威核算调配。每当史迪威的作战意见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时，就以辞职或者减少援华物资相要挟。致使蒋介石非常不满。
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在淞沪抗战期间损失惨重，而中国落后的社会工业基础和**僵化的官僚政府造成无数阻碍，使得重建一支精锐军队非常艰难。蒋介石手下的中央军嫡系损失后，很难迅速恢复战斗力，反倒是桂系、川军等由于早期没怎么跟日本打，保留下一些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史迪威调配物资，严格地按照部队战斗力强弱为标准，往往将一部分在中国紧缺的武器物资调配给非蒋介石嫡系的军队，蒋介石和他的亲信统兵大将非常不满。
如果单单是在“国军”物资调配方面有分歧，那好歹可以协调，最让蒋介石不能容忍的是，史迪威早年在中国游历时，曾与中国共产党有初步接触，对共产党关心民生、贴近下层民众的思想和工作方式颇有好感(当然，史迪威不会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他应该是从人道主义角度称赞共产党)。指挥中国军队抗日时，史迪威和罗斯福总统都苦恼于“国军”的**低效，提出要积极联合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史迪威积极促成了1944年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洽谈合作，该观察组将访问过程和心得写成报告发回国内，认为美国从抗日的军事目的出发，完全可以与中共合作。
史迪威由此“强烈建议”蒋介石把美国大批援华物资装备中国共产党至少5个师，蒋介石拒绝。史迪威又决定绕开蒋介石，直接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发电报阐述意见。1944年9月18日，罗斯福签发了由马歇尔起草的密电，口吻强硬地谴责蒋介石没有授予史迪威“指挥全权”。史迪威将这封电报泽成中文，然后当着何应钦、宋子文的面交给蒋介石，这让生性敏感的蒋介石大跌面子。
离开与寄语
最终，蒋介石以中美合作为“杀手锏”，强烈要求把史迪威调回美国，尽管罗斯福和马歇尔都很不情愿，却也只能妥协。史迪威虽然带着美好的愿望来到中国，最后却不得不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
但我认为，史迪威作为美国高级将领，是真心希望帮助中国改造军队，打败日本，甚至他还幻想帮助中国改造沉疴积弊的社会现实，使中国成为他理想中的大国，这一点难能可贵。朱德总司令曾称他是“美国的一位伟大的将军，中国人民的一位伟大的朋友”。
1944年10月23日，史迪威离开中国前，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话别，最后把我这个跟随他丽年半的“娃娃兵”找去谈话，聊了他对国民党军队和政权的不满和无奈，夸赞了我在这段时期的进步和表现。这次谈话令我这个“国军颇有前途的新秀”终生难忘，甚至影响了我日后的人生选择，临别之际，这位长者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孩子，你知道中国未来的希望在哪里吗?我告诉你，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注：本文作者受到史迪威和现实的影响，于1954年脱离台湾当局，回到祖国大陆，现任南京市政协委员。
(摘编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