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出国？】为什么出国不能背假包

　　我时常听到人们不解地问我：“你怎么还不出国呢？”　　我也时常听到、碰到这样的情况：不少青年，包括一些很有才华并已取得一些成绩、留在国内将有很大发展前途的青年，争相出国，甚至形成为一股“出国潮”。
　　对这样的现象，我经常陷入思考。回想起来，当初在我风华正茂的时候，我为什么一定要争取回到祖国，回国后，虽然又遇上坎坎坷坷的生活磨难，但我为什么依然不愿离开祖国？
　　（一）
　　我是出生在印尼的。那时，在我的脑海里，印象最深的就是华侨在国外让人家瞧不起。旧中国的腐败贫穷，使我们海外华人失去靠山，没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被人家指着鼻子叫做“东亚病夫”，而抬不起头来。我们一方面感到华人不够团结，一方面更痛心疾首旧中国贫穷懦弱被人欺负的悲惨现实。因此，我们几个住在印尼东岛的青年，如陈福寿等发誓要学会一技之长，为华人争口气，为祖国的强大出一份力量。这大概就是我们最初的追求。
　　我们的专长在羽毛球方面。因我们居住的印尼东岛非常流行羽毛球。我们起早贪黑，拼命勤学苦练，从1947年开始到1950年，我们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这时，新中国已经诞生了。我们常从国外的一些报刊上，看到祖国突飞猛进，对体育很重视的消息报道。所以，我们印尼华侨组织了一个5人的参观团，一方面是回国观光，一方面是参加国内球类比赛。我记得当时中国的羽毛球冠军是上海的李国番，他跟我们进行比赛时，我打了他15比0。我们心情又高兴但又感到难受。高兴的是我能够赢15比0；难受的是我们国家对体育事业这么重视，但是水平这么低。而我们身为炎黄子孙，却不能为祖国振兴出把力。我把自己的感受和陈福寿一说，谁知他也和我想法一致。这样，我就跟陈福寿商量，我们应该回国，把祖国的羽毛球事业搞起来。当印尼政府发觉了我们的想法之后，就进行百般刁难和阻挠。我和陈福寿的羽毛球水平，在印尼是第一流的，只要有我们在，就可以代表他们去夺世界冠军。所以他们很害怕我们回国。当我们申请护照的时候，他们逼着我们这样填表：我离开了印尼以后，不愿意再回到印尼。他们知道我们的亲友都在印尼，想通过这一断绝回路的办法，逼迫我们放弃回国。不这样写他就不批准你回国。但我们早已铁了心，哪怕他这样干，我们也填写了，弄得他们毫无办法，可是仍是不准回国。所以，我们当时想出一个办法，为了迷惑他们的视线，我们就假装到印尼各地去巡回表演。一面登报表演，一面与当地旅行社联系，转托旅行社为我们代办护照。为此我们花了许多钱，最后终于在1954年的5月6日离开了印尼，回到了祖国。
　　（二）
　　刚刚回国的那会儿，我们是很天真的，以为国内什么东西都有。可没想到，回国之后，什么东西都需要花钱添置。我们加入了一个羽毛球集训班，每个月只给我们17元生活费。其中还要交8元伙食费，剩下的9元才是日常生活的零用开支。像我过去虽不是花花公子，但起码生活上还是比较富裕的，像这样9元钱怎么过呀。所以，我将自己随身带的手表及其它值点钱的东西都卖了。但尽管这样，我们的内心还是很充实的。
　　当时，国家对体育非常重视，可是训练条件简陋得可以说是空白。北京没有场地，没有训练器械。但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再困难也要顶住，既然回来了，我们就一定干到底，干出成绩来。这样，中国的羽毛球事业开始慢慢起步了。可是到了1957年，刚有了进步的苗头，反右运动开始了，好不容易筹建的国家羽毛球队被解散了。我被分到福建。到了福建后，我们仍不灰心，又建立了福建队，每日刻苦训练。当时我们还制订了3年规划，要在3年内夺得世界冠军。这个规划公布后，还招来许多风言风语，有人说，连出国比赛的机会都没有，还谈什么拿世界冠军。
　　但贺老总对我们的羽毛球事业非常关心。他说，不管有没有比赛任务，都应首先把自己练好。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一旦有了机会，我们就不会慌了阵脚。我们牢记贺老总的话，认准这一目标，不断地勤学苦练。到了1983年，我们的羽毛球技术已经提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印尼在1958年第一次参加汤杯赛拿了冠军后，又于1961年、1964年连夺两届汤杯冠军，成为打遍世界无敌手的强国。这时，我们就邀请他们到中国访问比赛。我们羽毛球队的侯加昌、方海翔等队员一上场，就把那些不可一世的世界冠军们打得一塌糊涂。刚开始他们不服气，强调这样那样的理由。好，我们全依了他们，他们什么时候感觉良好了我们再奉陪，结果仍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
　　在这种情况下，贺老总问我，世界上羽毛球强国还有哪些？我们讲，关键是印尼，其次是丹麦，印尼我们不在话下，但丹麦我们从没有碰过，他们属于欧洲型，如果再打败了他们，我们的水平就是世界冠军的水平了。贺老总听后，就说，那我们去丹麦一趟怎么样。这样，我们国家的羽毛球队第一次有了出国访问比赛的机会。
　　丹麦是世界羽毛球王国，羽毛球非常普及。赫赫威名的鲍鲁斯是全英羽毛球大赛的7次冠军得主。我们刚到丹麦时，丹麦的广播就发表了评论，通过翻译一听，可把我们气坏了。他们的评论标题就是“中国人会打羽毛球吗？”当时我国驻丹麦的大使告诉我们，丹麦人特别傲气，我们一定要用真本事把他们打败，他才服你。
　　我们参加比赛的8名队员有5男3女。男的是侯加昌、汤仙虎、方海翔、林建生、武俊生，女的是梁小木、陈丽军、陈丽娘。比赛结果我们的队员全部战胜了对手。最精彩的是战胜鲍鲁斯的比赛。侯加昌以15:1、15:4打败的鲍鲁斯；汤仙虎打他是15:0、15:6，打得他根本无招架之力。而且我们随便哪一个运动员上场，都可以战胜他。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鲍鲁斯在这段期间正属于他技艺鼎盛的阶段。这次比赛，可以证明当时我们的水平该有多高。回国后，贺老总特别高兴。
　　但是不幸的是，到了1966年，一场文化大革命几乎断送了这大好的羽毛球事业。
　　（三）
　　我是一个有海外关系的归国华侨，在那个不可理喻的极“左”的时代，我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受到冲击，是被专政的对象。
　　当时我记得专案组提出几个问题要我回答。第一个问题，你们生活在国外比较富裕的家庭，为什么要回国？有什么目的？结果问得我很难回答，我们是满腔热情回来，是为了报效祖国、建设祖国回来的。可专案组的人员发问的言下之意，是让我交待回国是在搞特务活动，是在准备搞颠覆活动。我哪里想得到，这祸根出自我那架在当时非常稀少的进口的菲利浦半导体收音机上。他们以为那是发报机，弄得人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