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爱泼斯坦】 爱泼斯坦事件

　　“缺乏历史观是当代世界各国青年的通病。他们对历史不以为然，更多地看重现实。希望我国青年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现实问题。”这番颇有见地的话，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建设》杂志总编辑爱泼斯坦同志讲的。他为什么要推心置腹地对中国青年讲这些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访问了这位外国血统的中国人。
　　两幅画像
　　爱泼斯坦同志住在北京西郊友谊宾馆的宿舍里。一进屋，我们就发现，这里处处散发着浓厚的“中国味”：家具是中国硬木的，式样虽不新，但古香古色；桌上摆着中国瓷器；墙上挂着中国山水画。最引人注意的是墙上悬挂着的那幅石印的毛主席像。镜框很陈旧，印像纸也已经发黄，但用炭笔写的“毛泽东”三个字却异常醒目。爱泼斯坦同志指着画像对我们说：“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亲笔签名。”
　　讲起对毛主席的印象，爱老回忆说：“1944年，我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我曾和毛主席单独谈过一次。他的渊博知识，他的善听、善问、善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毛主席问我，‘美国的两个劳工组织（产联和劳联）哪一个强大？’我根据自己的记忆说产联大。但毛主席说，我看还是参加劳联的人多。后来我查了有关资料，还是毛主席说的对，劳联的确大于产联。”
　　我们问爱泼斯坦：“您家里挂着毛主席像，这是否表明您的信仰呢？”爱老笑着告诉我们，在他很小的时候，家里就挂起马克思的画像了。爱泼斯坦是犹太人，1915年出生在华沙一个职员家庭。那时的波兰，还是沙俄版图的一部分。只因反对沙皇的残暴统治，父亲入狱，母亲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的父母虽然不是布尔什维克，但他们属于中间偏左派，信仰马克思主义。1918年，爱泼斯坦随父母经日本来到中国，从哈尔滨辗转到了天津，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那时，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大多是殖民主义者，但爱泼斯坦家却是例外。他父母赞成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反对北洋军阀，反对蒋介石。尤其是家里挂着马克思像，当时是极少见的。在这种家庭环境的影响下，爱泼斯坦从小就知道了马克思，十三、四岁就读了《共产党宣言》。几十年来，从马克思到毛泽东，这段历史深深刻印在他的心头。
　　三把尺子
　　爱泼斯坦认为，历史观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知识，它是指从历史的演变中总结出的信念。纵观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他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一直抱有坚定的信心。
　　“‘一二·九，运动时，我接触了许多中国青年，特别是在抗战初期，我结识了周思来、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从中看到了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力量。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我在香港，日本人对我当然是不放心的。我和夫人邱茉莉也被抓进日本集中营，关了三个月。后来我们五个人寻机逃了出来，经澳门、桂林到了重庆，继续从事新闻工作。
　　“1944年，我有幸亲自去延安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四个多月的采访使我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这样一批卓越的政治家，与国民党政府的**形成鲜明的对照。后来，当我离开中国去美国时，我就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诞生。
　　“1951年我再次来到中国，从此就再也没离开过她。你们经历的一切，我都经历了。”
　　谈到这里，我们饶有兴趣地问起他十年内乱中的处境。他笑了，用手比划着说，“1968年至1973年，我被隔离了四年半时间，他们硬逼着我交待所谓‘罪行’。想起那时审查的情景很有意思：
　　——我犯了什么罪？
　　——你自己清楚。
　　——我不清楚。
　　——你来中国干什么，你自己还不清楚吗？
　　这种审查当然毫无结果。那时，我的心情很坦然。我深知中国，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怎么办事我知道。事情一定会弄清楚的，现在不需争辩，我要等待。我看书看报，坐等四年。1973年，我和其他被隔离的外国人，在周总理的干预下被释放了。1978年10月，‘四人帮’终于垮台了。”我们问他：“那年月您也受了皮肉之苦吗？”他笑道：“挨过骂，但没挨过打。”他指指自己的高鼻子，“这当然要感谢它了”。
　　爱老说，几十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装在他的脑子里，在他的历史观中渐渐形成了看待中国问题的三把尺子。一是解放前与解放后对比，不言而喻，这就是大家常谈的今昔对比。二是已经做的事与还没做的事相比。这如同过去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千辛万苦，现在四化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三是建国以来，实际取得的进步与可能取得的进步的对比，从中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总的讲，我们国家的进步非常大。
　　当爱泼斯坦同志讲这三把尺子的时候，我们发现他那深邃的目光中，有细察，也有高瞻；有回味，也有远瞩。这不仅是他看问题的尺子，这分明是爱泼斯坦心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明镜。
　　爱老认为，历史观的形成，有赖于对历史现象作出科学的分析。他说：“历史这个东西，是个客观存在，虽然已经过去，但又有连续性，青年们应该从前天、昨天和今天连续发展中看出历史的方向。我们教育青年，方法要灵活些，教科书也不要千篇一律。要提倡讨论。马克思主义出现后，反动派和目光短浅者曾无数次攻击，说它不灵了，但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是强大的，它只会越辩越明。
　　一个国籍
　　随着交谈的深入，我们讨论了历史观和爱国主义的关系。我们问爱老：“您从半个世纪来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演变中选择了中国，会不会有人说您不爱国呢？目前国内有些想自费留学的青年有一种苦恼，他们既向往深造的机会，又恐别人说自己不爱国。您能谈点看法吗？”
　　爱老没有马上讲他自己，他让我们先想一想白求思、斯诺。他们帮助和支援了中国革命，现在不仅中国人民感谢他们，加拿大和美国的人民也在怀念着他们，因为他们为正义的事业尽了力，献了身。
　　谈起自己，爱老说：“我是犹太人，本无国籍。我虽然1957年才正式加入中国籍，但‘中国革命籍’我早就入了。”他回忆说，1932年，他认识了在燕京大学任教的斯诺，两人成了好朋友。他给斯诺的《东方战线》一书写了评论，后来又看了斯诺从延安带回来的照片以及《西行漫记》的初稿，从中开阔了眼界。1939年，他发表了有关中国的第一部著作《人民之战》。在这之前，他参加了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的伟大行列中。访问延安之后，他又写了有关中国的第二本书《未完成的革命》，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1951年，宋庆龄邀请他和夫人邱茉莉重新回来工作。负责筹建《中国建设》杂志。三十多年来，爱老一直负责这本杂志的编辑工作，向全世界报告着新中国发生的每一个重大的可喜变化，为帮助更多的外国朋友了解中国，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默默地从事着铺路架桥的事业。爱老说：“我走的是一条奇特的路。一般人是由爱国主义走到国际主义，我却是由国际主义走到爱国主义。在我无国籍时，我是国际主义的，当我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中国人后，我就一心一意地为我的国家工作了。”
　　讲到这里，爱老翻开一本《中国青年》杂志，他说：“这里刊登了一个年轻的出逃者的悲剧。我以为他最可悲的地方，不在于他出国后遇到了什么不幸，而在于他不该丢弃自己的责任。他应当有勇气和全国人民一道爬坡。至于出去留学，这是好事，关键是你要站在历史的高度，认准社会的方向，看清正义的事业。马列主义指明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它和青年的特点及命运息息相关。虽然我年近古稀，但仍觉得自己很年轻，因为我就是按这条历史发展道路走过来的。”
　　（题图：肖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