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观】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内容摘要】福斯特充分挖掘和阐释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观。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要通过异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扬弃来阐述自己的生态观，从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初步地指明了道路。福斯特认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完成了构建人与自然和谐与持续性发展关系的论证，而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他们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逻辑前提的批判。
　　【关键词】福斯特　马克思　历史唯物主义　生态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供产党宣言》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2)02—0004-04
　　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美国的福斯特十分重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观。在福斯特看来，一方面，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观无法回避与各种生态观的斗争；另一方面，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构建也正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生成的。因此，福斯特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共产党宣言》为例，既切实地考察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逻辑前提，又充分地挖掘了蕴藏于这些著作中的深刻的生态思想。
　　一、四大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逻辑前提
　　为完成正面论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任务，福斯特首先注重马克思生态观的批判逻辑前提的确立。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建构必须至少完成五大理论逻辑的批判，而其中的第一点就是展开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和土地论的解构。
　　马尔萨斯的理论集中表现在人口理论上。马尔萨斯认为，生产和食物供给只能按算术级增长，而人口则按照几何级的速度增加，因此食物总是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怎样解决这一问题，马尔萨斯提出只有解决穷人人口过剩，让穷人阶级切实地认识到唯一的出路就是减少生育，才能解决最后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与结构。在他们看来，这一论调实质上不仅是一种粗暴和野蛮的学说，而且是一种令人绝望的谬论。福斯特表达了对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赞同，认为他们的批判即便是在今天仍然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悲观主义，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做出了集中的分析。恩格斯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本质之一就在于竭力反对农业家庭养殖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就在于竭力反对人类社会历史的任何进步。当然，马尔萨斯的悲观主义情绪已经被人类后来的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所否定。恩格斯反复论证了科学技术的积极意义。他认为，科学技术具有能够使生产按几何级增加的积极作用，当然，“人们没有理由感到沮丧”。
　　关于马尔萨斯学说的宗教自然观。恩格斯批判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在存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上的调和主义错误，认定马尔萨斯使这两者逐步堕落并在经济学上获得了相应的表现。不仅如此，恩格斯还深入地剖析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作为新宗教神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合谋的企图。恩格斯认为，实质上，私有制才是问题的根源，如果不能将人和土地合二为一，那么两者的对立将会永远存在。
　　关于马尔萨斯人口论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剥削制度，马克思恩格斯也做出了批判。这一点，福斯特同样做出了高度的肯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认定所谓自然法则造成穷人境遇的判断是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赞同欧文的观点，认为人口问题的原因并不在于造物主准备不足，而是在于人类法则的谬误，倘若将之归结为因素，那么这就否定了这一制度的任何改造的可能。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创立的第二大逻辑前提就是对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因为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过程正是对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的批判和扬弃的过程。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乃是为了完成自身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必备的理论准备。对费尔巴哈把存在和本质混同的谬论，马克思做出了深刻的批判。福斯特强调，这是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马克思一方面揭示了费尔巴哈不能容忍存在和本质矛盾的谬误；另一面，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对自然的抽象概念不能发现现实异化的弊缺。福斯特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原话，认为费尔巴哈忽视了鱼的存在被人所改变的事实。因此，消灭存在和本质不一致的根本方法也需要从实践中寻求。　福斯特认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把存在和本质混为一谈的批判为消除人与自然异化关系找到了出路，也为马克思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构建找到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里，无论是人化自然，还是历史的自然，无论是人，还是历史与社会，都得到了真正的统一。福斯特强调，不可否认，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那就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福斯特由此总结认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但是马克思的理论重点绝不在于自然历史的推进，而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可以肯定，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本体论。
　　福斯特认为，对鲁道夫·蒙特等人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构建的第三个逻辑前提。福斯特提出，马克思一贯认为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主张的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的概念，从来充满了非历史、非实践和神秘主义的观念。福斯特强调，人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完善的理论基础和前提。
　　福斯特提出，尽管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是卡尔·格律恩，但是，马克思最主要是通过对鲁道夫·蒙特的题为《社会主义的建筑基石》的论文的批判而完成这一任务的。马克思引用了鲁道夫·蒙特的关于现实与幸福的差距应当弭平的悲观主义的论述。福斯特强调，马克思之所以特别引述鲁道夫·蒙特的为什么人类还不积极消灭把人间人为分割为两个敌对部分的屏障，那是为了寻求从异化的必然王国走进非异化的自由王国。
　　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已经发现鲁道夫·蒙特的理论错误在于忽视了社会历史的特殊性，而完全将社会历史等同于自然史，因而凭借“自由的自然”得出了自然力量就能克服自然异化的错误的结论。福斯特由此肯定鲁道夫·蒙特的理论就是一种哲学的神秘主义。而由这种神秘主义出发，在社会领域必然造成神秘的社会历史观。福斯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能明白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正确关系，不能把握人类劳动实践在连接人类史和自然史的作用，因而得出了人类仅仅是一个所谓对跳蚤等自然物的平等的简单粗陋的错误观念。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类史与自然史的根本差别在于人类的社会性，这是由自然性之外做出的叠加。福斯特强调，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批判，归根结底，在于批判鲁道夫等人对自然的神秘主义的唯灵论的错误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