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一声“向经典致敬”|三星经典一声

　　除非是让我死，　　不，即使是死，我也不会忘记你，　　我的灵魂会把记忆交给悬崖峭壁，　　以化石的方式留传后世。　　……　　她曾自豪地预言一个节日的到来：
　　“那时候，人啊！我将欢欣地起立。
　　我将以自己受难的创痕，
　　向你们证明我兄弟的感情。”
　　——白桦《从秋瑾到林昭》
　　林子大了，各种各样的鸟都在自由地飞翔。近观中国诗坛，也是众鸟齐鸣的繁华景象。诗界无代际界别，从十几岁到耄耋之年，各有各的写法。诗界亦无“主义”之分，从写实到浪漫，从现代到新古典，各有各的路数。每年有1000余种诗集出版，全国有2000多个诗社频频活动。新体诗和旧体诗不再对垒争雄，而是各擅胜场，两翼齐飞。诗语空间广阔，作品铺天盖地，也难怪有些人为“诗已复兴”、“盛唐气象”欢呼鼓掌了。
　　在多年以来辩正反思语境中，我的确对两个论调颇有疑虑：一是“数量取胜论”，二是“诗歌进化论”。以量取胜，很容易令人想起当年的“诗歌***”，“县县要出一个郭沫若”，稻谷亩产几万斤，社员每月写几万首，轰动过，狂热过，但时过境迁，统统被人忘却了。所以，根本问题在诗的质量。“进化论”者，总以为新的优于旧的，今天胜过昨天，少壮越过老年。然而诗歌历史并非线性前行，一年一度、一个时期的诗歌成就，与先后无关，与新旧无涉，只能以提供的情感价值、精神价值与美学价值来论衡，证明。或许是出自职业性的病症，我始终对真诗、好诗、有意义的诗，怀有真心的向往，而不愿看到数量的过剩和意义的匮乏。
　　依我之见，诗美的向往与现实的要求，总是强烈地表现在人们面对的问题之中。对于诗人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对以往的谱系与定见的重复，而是对不断出现的问题的揭示。也因此，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是深入思考人生与艺术中复杂的实际问题。在此过程中，意识可以真实地敞开，深奥的知识命题都会返璞归真。
　　我以为，诗歌现实的要求与诸多矛盾中，一个重要的命题，是如何看待经典，对接传统，盘活创力。
　　这些年，在流行的诗歌史写作或对当下诗人诗作的评论中，“经典”一词已被广泛引用甚至滥用。尚未发表可以“预告经典”，甫一发表可以“认定经典”。事实上，“经典”应是拥有众多读者的作品，是不受时空所限且具有精神价值的作品，是经过一定时间检验被认可的作品，是“中国经验”与“人类经验”可以联结的作品，自然，也是需要人们在见仁见智的持续解读中受益无穷的作品。这样的“经典”，需要有相当的历史、文化、美学的品格。进一步说，堪称经典的诗作，往往具备历史文化的维度，生命体验的维度，灵魂拷打的维度，艺术上达的维度，以及神性思维的维度。从这个意义上，“经典”应是标杆性的作品，是从思想到艺术有冲击力的作品。
　　应当承认，诗人们在不断探索着通往经典的道路。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人们渐渐告别了风行甚久的狂欢与喧哗的“节日情绪”，告别了炒作事件和噱头的“行为艺术”，语默动静，潜心突破，出现了各种各样可读的诗，也出现了多种声音的混搭。不过，我们仍然看不到真正能引领诗歌潮头的巨作，看不到足以影响诗歌史的大诗，离人们的期待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究其原因，我以为诗歌实践中依然存在着属于“老生常谈”的障碍。这里，不妨略举数端：
　　在追求现实性时，过多地依赖意象的罗列和直捷的述说，难以企及“经典”所通常具有的“得意忘形”与“智性高蹈”；在表达“以人为本”时，缺乏人的千姿百态，缺乏复杂又透明的内心震颤，缺乏强大的精神能量在诗行之间的传递；在表现时代感时，找不到自我与“时代”之间所存在的某种隐秘的回应关系，只是表面化地对“标志性事件”加以粗叙，或者只是渲染一点背景与氛围，或是“要想甜，加点盐”；在艺术质地上，一些诗作虽有局部的闪亮点而缺少整体的颠覆性，缺少那种给人以新颖与陌生的冲击力，也因神（内容）为形（形式）役，而鲜见“得意忘言”的高妙；在思想深度上，一些诗人依然凭着思维惯性写作，缺少对历史真相的揭示，对诗性意义的把握，对生命哲学的洞见，缺少感性与知性的合力和张力，“诗骨”仍显得疏阔苍白；在语言表达上，发散有余而收敛不足，企图打破羁绊却又缺少节制，重铺排、重渲染、重华瞻，甚至言之无物，语不及义；在诗歌传播上，出于种种利益驱动的“大奖”“大赛”名目繁多，不计其数的“重在参与”的作品，充斥着市井气息和应景场面；在批评风气上，还存在或违心吹捧或霸王开弓或八面玲珑的种种现象，缺少且耐清寂的细心解读，缺少真话、实话，无助于对诗歌建设切实的推动。
　　在文学艺术诸多创作活动中，经验证明，诗歌创造其实是最为艰难的一项作业。诗人会挨饿，诗歌永远闪光。灵感不辞颠踬顿踣，在步履匆匆或常人迷路的地段厚积薄发，成就着精神的喜马拉雅，“以一当十”地触动读者心弦和时代神经。此一优长，远在小说散文之上。况且，小说散文艺术的最高境界，也往往是诗和哲学。
　　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当今的诗歌已经结合“当代性”的解读而寻找着、也形成着新的生长点。然而，倘若我们获得“当代性”的代价只是认知“当代性”的命名而不能真正落实到向经典致敬的大气度的艺术创造，仍然是件可悲的事情。思想的贫困化、构思的单调化、语言的粗鄙化等等，就发生在我们周围。中国有中国的诗歌问题，有些问题可能也是这个世界通约性的问题。对于诗歌而言，全球化浪潮只能造成“同而不和”，本土化的经典策略，则追求“和而不同”——那才是中国当代诗人所期待的诗歌生态和文化理想。
　　本土化经典策略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回到传统的规范、典律，而是对自己的诗歌境况作出反思，对诗歌现象作出新解，对抒情方式作出改进，从而重建自身诗歌美学历史的连续性。本土化经典策略概而言之，可用十六字归纳，即：汲古润今，汲洋润中，深入当代，自主创新。我们的目标是使当代诗歌再经历一次从语境到观念、范式、表达的“凤凰涅”，可能是既不“古”也不“洋”的，恰恰是集百年之功又有新的深度、力度和高度的充满现代精神的新诗歌。
　　所谓“汲古润今”，就是用古典精萃中那种吞吐八荒、胸臆开张的器度涵养自身，以传统诗道的剑胆琴心、嘤鸣雅会续咏沧桑。纵观新诗历史，凡有旧学修养的白话诗人，无一例外均能于文史之窗下钻仰沉吟，达于目不窥园之境，加上沉潜深厚的文史功底，发乎歌吟，其间的学养真气，必然博雅而绵长；其中的旨趣神采，也常常时推格调而毋忘神韵。今人向文脉取法，当自觉触摸悠久文化之润泽，承领历史烟雨之熏陶。于坚被称为“先锋派诗人”，他在和同样被称作“先锋派批评家”的谢有顺的一次对话中，谈到自己最近重读《论语》，重读《古诗十九首》等等典籍，不仅感到“依旧可以认同”，而且更能够“从里面感受到我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怎么生活、怎么做人”，那些以不变应万变的思想和话语方式，“我觉得都是一种现代方式”，“过去的真理根本就没有失效”（见谢有顺著《先锋就是自由》，山东文艺出版社）。由此可以看出，古典的气骨与智慧，先贤的“吾道一以贯之”的基本价值观和诗歌观，与当今新诗人的关系正在恢复，在倾听自然、感应宇宙、体察人生乃至“富贵于我如浮云”等等方面，古今诗人完全可以穿越时空，相望回响，异曲同工。今天，我们当然仍以新诗为主要着眼点。百年新诗运动之所以厥绩至伟，在于它为新文化进入现代世界提供了精神的与传播的通畅管道，但也恰恰是以与“古典”的脱节为沉重代价。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作正是新文学历史逻辑的修复。具体到诗歌，或许要的恰恰是“不薄旧诗爱新诗”。不薄“旧”，汲古而润今；又爱“新”，在基本的层面上更有新思想的流贯，新语言的丰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