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歌精选 诗歌：秘密和解放

　　读书和写作时，生活发生了什么?是否还有一种超然于公共生活之外的永恒的、秘密的生活，才会给诗人不竭的写作源泉?是否真正的、以文本为己任的诗人们，只能以一隅之私对无处不在的“政治避难”?作为一位诗人，许多年里，在向往隐秘生活的同时，(我)还有过不间断的广场之梦。我既以家庭主妇身份，年复一年地出没于居民楼之间的菜市场，也曾以采风者、观光人的名义，在许多城市的广场流连。在市井人声不绝于耳，车水马龙奔突于眼帘之后，我总幻想一位行吟诗人会突然出现在公园中心，或广场一角，他或衣裳褴褛，或衣冠楚楚地朗诵自己卓越的诗篇，赞美伟大的自然，讴歌心爱的姑娘，缅怀动人的友谊，憧憬未来和远方，痛斥专制和不公……被感动的行人将停下来，成为他的听众；被激荡心灵的狂热者将为他欢呼，甚至把他举起来抛向空中(当然有人记着接住他)，甚至把他举起来抬向小街(当然是去喝酒庆祝，而不是对他群殴)。
　　我知道我的“广场”情结并不是我的原创。在两千五百年前希腊雅典，除了祭神的卫城，另一个重要场所就是作为城邦生活活动中心的广场了。在那里，悠闲的雅典公民们来这里谈天、辩论、演说，进行祭神仪式，看人们打官司。
　　在那里最可爱的场景，是人们经常会聚在一起，听《荷马史诗》的朗诵。在那里，不仅是朗诵，古希腊伟大的悲剧诗人都曾在那里参加比赛。他们不仅接受欢呼，也接受嘘声，接受挑战和崇敬。
　　在那里，广场就是雅典城邦生活的中心区，所有的城邦公民都要参与城邦事务。希腊盛世时的执政官伯利克里说，不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有人称其为心情平和的人，在雅典则被称为废物。亚里士多德说得更为极端：“城邦之外非神即兽。”
　　雅典城邦衰败后，民主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消失了两千多年，直到最近一两百年才开始逐渐兴盛。广场也早已演变为教堂、议会、选区，电视报纸杂志论坛网络，现实的或虚拟的广场上，信仰、民主、正义、权力、物欲、理性、疯狂在持续角逐……
　　翻看一篇译文，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于1998年在一本著作中，提到美国学术界近年来的主流论调是：美国的民主在衰退，虽然从17世纪起，知识分子们就一直在叫唤着：公共生活正在死亡。
　　他们的公共生活都在衰退、死亡了，而我们的全盛尚未开始，尚未来到。这究竟是一份光荣还是一份羞耻?我不知道。即使我们有了三十年的市场经济生活，而从以往几千年封建时代延迟到今天的文化基因，到一百年前灿如昙花、短暂惊艳过的民国时代，重现的传统记忆和现实的回声都如此强烈地笼罩着诗人的宿命。
　　是坚持做一个“心情平和的人”，还是热心投身于公共生活?我先是为自己的方式感到惭愧，又尽其所能地原谅自己，最后我认定自己不幸的同时，又给予了自己希望般的幸运：中国民主的进程将我们的命运置身于从一个服从型社会向共识型社会转型的旅途中，不管你有无兴趣，你都别无选择地无法像其他人看待风景，或看待一场偶然事故那样对待你置身其中的社会，你一定或多或少地卷入其中，并与之一起萌芽，一起经历曲折磨难，一起承受偏狭崎岖。
　　作为诗人，我们是对生活抱有最多和最大乐观幻觉的一族。在公共生活时代，我们怎样开始和延续生活?怎样重新思考生活的定义?我们自身裹带着的是什么样的国民性——鲜花和牛粪、珍珠和垃圾?我们对社会的期望和忧虑，如何像词语一样在心灵中挥之不去?有一种在公共生活时代正确的生活方式吗?如果有，那我们的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又如何划分?最重要的，在以公共生活为生活形态标志的公民社会，诗人道德高度和力量的提升，是否还如同从前，往往只止于私下的担忧、沙龙和论坛的宏谈阔论?
　　作为诗人，我对“公共生活”还有另一种大胆的理解。我可以说，一个诗人经典的个体生活，自我形象即是“公共”，一个经典的抒情的“他者”也可以是“公共”。当我们讴歌自我和自我以外的生命，书写他人的街道、城市，我们就是在用词语进入一条公共生活的通道。当我们把自己的心灵置入他人的心灵，并与之分担幸福和痛苦，我们就已经是一位公共分子。所以，诗人拿笔写作的时候，他是私人的，同时也是集体，是社会和国家。帕慕克说：“诗人同时言说一个民族的自豪、喜悦、愤怒、脆弱和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