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图秀秀拼图画布尺寸【捷克来的“拼图画布”】

　　采访人：孟湄（M） 受访人：菲利普（F）　　在去菲利普的咖啡馆Irresistible Café的路上，我忍不住怀疑是不是自己选错了采访对象：这人在商业气这么重的锣鼓巷里做事，怎能不受世道浮华的污染和侵扰？拐进帽儿胡同，一脚踏进那个小四合院咖啡馆，就看见一只慵懒的、四仰八叉睡大觉的家猫，和院子里沿着石头台阶在阴凉下静静读书的两三客人，我就埋怨自己结论下得太快。菲利普，这个“捷克—法国”人，无疑是典型的另类人物—做另类事，过另类生活。
　　Q & A
　　Q I您来自哪里？能用一句话说一下您自己的家乡吗？
　　A I用一句话可能不够公平，因为我是从三种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我从那里面学到了人的多样性，这三种土壤来自法国、捷克、前苏联中亚地区。
　　Q I您对北京／中国印象的关键词？
　　A I一团混乱但不失创造性，极端快速，极大耐心，朝气蓬勃，对外界充满好奇。
　　Q I您最喜欢北京／中国，和最不喜欢的是什么？
　　A I我喜欢那种不紧不慢的幽默，想主意的意识，古典的生活哲学，四川人的精神，云南的美食，自行车文化。
　　我不喜欢那些没有人性与亲切感的现代城市，也不喜欢这里的教育制度。
　　Q I在北京／中国最喜欢的一个去处？
　　A I我喜欢青海，喜欢北京的东城。
　　Q I如果在北京／中国有可能做一件事，您会做什么？
　　A I开一家国际书店和办一所文学翻译学校。
　　M: 你说你有3种母语，会4、5门语言，我特别想知道你的内心是如何跟从语言的，因为除了那3000多个常用词或者26个字母，语言包含并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很可能是我们一生的支持。
　　F: 我管自己走过的路叫个体性（identity）的建构和解构，它是我每天都在经历的事情，我是说在文化心理和情感上。其实在当今世界，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文化上是混血的。像我这一类的人，我用patchwork (拼图花布) 或者是mosaic (镶嵌画)来形容。patchwork对我比较合适，就是那种美国风格的床罩，用很多花布料一个方块一个方块拼成的。它是一种很纯粹的美国文化的象征，最早它是穷人为了循环使用布料而想出来的一种生活办法。早期去北美的那些移民，生活区中没有那么多商店，于是他们就回收衣服、床单等所有的杂物再循环使用，所以patchwork这个词完全来自美国的历史和美国的文化。我用这个词形容自己，是因为我觉得在对自己的个体性进行的建构中，我在做自己的patchwork，意思是把各种不同的元素聚集到一起，然后用一种非常简单的眼光去看它们，我跟自己说，好吧，就这样吧。我吸收了许多很不同的东西，它们都是原生的，各有特点，然后我用它们来形成我的个体性，成就独一无二的我。但在这个过程中，我所做的不仅是集合和选择，同时我也在创造一种新的东西；不是1加1等于2，而是1加1等于3或4或5。因为那些元素在这个场合中是这样的，到了另外一个场合它就增加了其他的东西，然后变成不同的东西了。这么说也许太哲学了，可是对我来说就是这么一个视觉的图像。我就是这么建构解构和重新建构自己的，这是我每天所走的道路。
　　M: 为什么你会成为“拼图花布”？
　　F: 我母亲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今天已经不存在了，早解体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这一背景就给我的个体性带来一种复杂的东西。我的父亲是个法国佬，他是法国西南部的图卢兹人，我也生在图卢兹。我在前苏联的中亚地区长大。所以我的母语有3种：捷克语，法语和俄语。我母亲是翻译，讲捷克语和法语；父亲是法语教师，在一个中学教法语，也讲西班牙语。他们俩在捷克相遇。我的语言学习分短期的和长期的。短期的比如，我在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带我去旅行，给我安排咱们今天所称的那种语言夏令营；我6、7岁的时候他们送我去美国上过3个月的学，又去爱尔兰上了6个月。我长期的语言学习是来自我的成长环境。父母亲是大学里教语言的老师（法国政府派出的具有外交身份的教师），我小时候上的是塔什干的学校，那时候还属于苏联。那个城市多数人都来自少数民族，从语言上讲，第一语言是俄罗斯语；由于70％的本地人是乌兹别克人，所以乌兹别克语是第二官方语言。人们可以选择上俄语学校或者乌兹别克语学校。直到高中毕业，我上的都是俄语学校，每个星期学两三个小时乌兹别克语。在学校外，在街上，所有人都讲俄语；但是如果你去市场买菜，去乡下，那里的人就讲乌兹别克语了。有些人根本就听不懂俄语。这样我有3种语言也就是说3种文化伴随我长大。我母亲的家在前捷克斯洛伐克中部的莫拉维亚, 那个时候在斯洛伐克地区，人们已经不讲捷克语而是斯洛伐克语。在中亚那个地方，文化非常地混杂。所以我对文化的个性非常敏感。我从小的经历就告诉我在什么地方的人要说什么样的语言，我会观察说不同语言的人做事情的方式有如何的不同，在想同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的想法又会因语言或者文化有怎样的区别。我的童年所处的七八十年代，是冷战的最后时期，但可谓是真正的冷战。所以说我其实是在冷战的两大阵营之间来来回回，即西方和东方阵营之间。况且那个时期，东方阵营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捷克斯洛伐克是被苏联侵略过的。而那时候西欧已经很富裕了，商店里商品丰富，建筑开始富有风格，即便你从塔什干去捷克，也好像是到了巴黎，商店里的玩具、衣服，还有各种产品，都很不一样。
　　M: 在日常生活中，你是如何在不同的语言文化间转换的？
　　F: 我家人在饭桌上说法语，但是如果假期的时候姥姥来看我们，比如圣诞节的时候，那就说捷克语。还有比如在家里每天都在讲法语，但一上街就说俄语。过去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是苏联式的。对于我们的外交人员身份，邻居们都知道，但我们和苏联的中产阶级一起排队买东西。我们没有像有些在莫斯科的法国人那样享有外交人员特权，在整个中亚地区我们是唯一一家外国人家庭，再没有别的法国家庭。尽管身份特殊，但是我们没有特权。我们住在一栋5层楼房里，没有电梯，和所有中产阶级一样排队买菜购物，我们和别人一样承受着物质的乏匮。我去的是俄语学校，我戴列宁像章和乌兹别克领巾。在我班30多个孩子当中，差不多有20多个来自不同的民族或者说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