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低低说“发展” 发展才是硬道理是谁说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特殊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使得中国执政者习惯于靠口号治国，接二连三地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口号。然而，我们仔细观察，在晚近二十年间林林总总的口号中，恐怕没有一个口号如邓公当年“发展是硬道理”这句口号般叫得响、影响大。也因此，二十年回头看，不少人既把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归功于这一口号，也自然要把中国大地上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种种冲突、阴暗和不堪归罪于这一口号。
　　面对新的歧路和选择，抛开这一口号的事功背景，现在真到了我们需要用学理层面的资源好好“研究”一下这一口号的时候了。
　　一
　　“发展是硬道理”，这一口号中的核心词无疑是“发展”。然而，关于什么是“发展”，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却鲜有人正本清源过。
　　按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1998）在其名作《经济发展》一书中的说法，在发展经济学的早期定义里，“发展始终是意味着一个原本或多或少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国民经济，具有能够产生和支持每年5%至7%或更高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的能力”。也就是说，1970年代之前，“发展”即等于“经济增长”，几乎完全被视为一种经济现象。学者与决策者也都相信，只要经济总量迅速增长，就能通过“利益扩散”惠及广大社会成员，并且为经济的不断增长和社会福利更为广泛的分配创造必要的条件。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世界银行等一些国际机构联合一些发展问题专家，为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制定了一项旨在使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的战略，这项贯穿于1960年代的战略后来被冠以“第一个发展10年（1960～1970）”名称。战略的实施卓有成效：参与国均取得了骄人的经济增长成绩。
　　但是，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如预期的那样改善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反而恶化了贫困、不平等和失业等严重社会问题。1973年，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承认：“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有了10年空前的增长，可是他们人口中最贫困部分只得到了较小的好处，几乎8亿人—占总数20亿的40%—依靠每天大约30美分的收入来维持生活。他们在就业、平等和实际收入方面很少或根本没有改进，甚至实际上还有所下降；他们的境况是营养不良、文盲和肮脏，正处于绝对意义上的贫困。”
　　基于此，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和政策制订者呼吁“重新定义发展”。从1960年代末开始，“国民生产总值被赶下台”，“发展”已经从“减少和消除贫困、不平等和失业等方面重新加以解释”。当时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达德利·西斯尔（Dudley Seers,1969）这样简洁地解释发展：“对一个国家所提出的问题是：贫困问题已经并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失业发生了哪些变化？不平等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果所有这三个方面都从过去的高水平下降，对于这个国家来说，这无疑是‘发展’了。如果这些中心问题的一个或两个方面的状况继续恶化，特别是在三个方面都越来越糟的话，把它叫作‘发展’是不可思议的。”
　　对“发展”的重新定义很快带来了发展战略的变化。世界银行和发展问题专家推动了“基本需求战略”以指导“第二个发展十年（1970～1980）”计划。这一战略的要义是满足人们吃穿住行方面的基本需求，尽快消除绝对贫困，重点放在教育、保健、营养、就业、收入分配、土地改革等方面，核心是达到社会公平。
　　进入1980年代后，以丹尼斯·古雷特（Dennis Goulet）等为首的经济学家，把“发展”的内涵再度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他们发现，发展现象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加上收入、就业和不平等等问题。“不发展（Undevelopment）”还是一种精神状态。按古雷特（1984）自己的说法，“不发展是骇人听闻的！……与不发达相联系的普通情绪，是在疾病与死亡面前一种个人和社会的软弱无力感，是当一个人摸索着认识变革时的慌乱感和无知感，是对控制事态进程起决定作用的个人屈辱感，是在饥饿和严重自然灾害面前的绝望感。”因此，这些经济学者认为，“到了我们将政治与经济理论结合起来的时候了”，“发展必须被视为一个既包括经济增长、缩小不平等和根除贫困，又包括社会结构、国民观念和国家制度等这些主要变化的多元过程”。（托达罗语）
　　于是，在20世纪最后10年中，在汇结世界级名校的美国常青藤联盟所使用的最主流发展经济学教材中，终于写下了这样的字眼（Economic Development,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London,1997）：“‘发展’的内在含义起码要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或核心价值作为思想基础和实际指导方针。这些核心价值是：基本生活需求，满足基本需要的能力；自尊，要作为一个人；选择的自由，扩大个人与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选择的范围。”
　　二
　　我们再回到“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吧。
　　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发展是硬道理”中的“发展”，符合当下世界主流思想界关于“发展”的认识，那么，所有人都会认同这个口号。因为“满足基本需求，满足自尊，满足选择的自由”，几乎代表了现代社会中所有人共同的价值和理想追求。如果这能成为“硬道理”，不仅意味着中国每个人生活富足，还意味着中国社会和谐、政治昌明，这还会有谁反对吗？
　　那么，为什么在当下中国，有人会把三十多年中积累下来的种种阴暗面尤其是人文精神的丧失与“发展是硬道理”联系在一起了呢？
　　原因正在于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人对“发展”的理解仍然局限于发展经济学在1970年代之前的水平：把“发展”扭曲理解为“经济增长”，于是，“发展是硬道理”这一观念在经过权力、知识与资本共谋下的反复灌输和强化认同后，某种程度上也蜕变成了“经济主义”。
　　而正如法国著名学者阿尔贝·雅卡尔在其《我控诉霸道的经济》一书中所批评的：“同所有的原教旨主义一样，经济主义的原教旨主义也有极大的传宗布教之热情。它采用团会的组织形式，宣称经济增长是唯一可行的通往未来之途，自诩宣扬的经济教条是世间唯一的真理，并不遗余力地到处传播，强加于人。大多数宗教这么干过。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为了散播他们的福音，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各各他的十字架阴魂不散，时常化作悬在异教徒头顶上一把利剑；而穆斯林们为了传播古兰经，有时也把象征伊斯兰的新月变为弯刀，威胁不忠的教徒。”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硬道理”的支撑下，“发展”—实际上是经济增长—在中国成了可以摧毁一切的“利维坦”：“经济增长”不再是一个手段，而是一个目标，一个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推进的目标。在权力者争相上位的游戏中，“经济发展”成了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筹码；在决策者那里，以“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名义肆意破坏环境、搞野蛮拆迁甚至容忍腐败、黄赌毒等等，非但不是什么缺点，反而能够证明地方领导人的改革意志，反对者就自然成了“保守派”。在这种大氛围下，拥有财富的多少也日渐成为评价个人价值的唯一面向。“唯有追求财富，才可能在时间之流留下足迹”，“如果你要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只能参与这种游戏。这是一个大联盟。如果你不加入，就定义上来说，你是次等人。”（John Kay, 2003）
　　也因此，我们的确得承认我们在物质上富足了，但经济增长的好处并没有平等惠及绝大多数人，社会鸿沟在持续扩大；与此同时，我们还失去了更可宝贵的信仰、精神和文化，心灵日趋荒漠化。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我们又有多少人有自尊和自由可言？这也正印证了不久前的一项调查：竟然有超过70%以上的人口认为属于这个社会中的弱势人群！
　　三
　　中国人有一种古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今天终于有人提出，要重新理解影响我们思想三十多年的“发展是硬道理”。这至少说明风向标已经在变。
　　实际上，至早可从2003年算起，风向标已经开始变化。那一年，蔓延中国大地的一种莫名其妙的被称为“非典”的病毒在得到控制之后，执政者尽管按惯性仍然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但已经对“发展”这个旧瓶子悄悄装进了“新酒”：加进了追求“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等社会目标，尽管强调GDP增长仍然没有被剔除出“发展”这个“瓶子”。新近十年中，在认识上尤其在政策制订上虽然仍然有反复，但我们终于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除了那条波澜不惊、秩序井然，可是几乎让我们所有人都日益丧失幸福感的老路之外，还有一条虽然陡峭险峻但却可能带我们回归绿色和谐与心灵充盈的家园的新路。
　　所以，我对我们的时代始终心存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