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研究在中国：理论、方法与实践”研讨会综述 全球史理论与方法

　　【关键词】全球史，多元文明，大历史　　【中图分类号】K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6-0071-02　　2012年7月4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史研究在中国：理论、方法与实践”研讨会在京隆重举行，来自社科院、清华、北大等多所高校、科研机构、出版社的30余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梁占军教授致开幕词。梁教授回顾了全球史研究中心自2004年成立以来在教学、研究、发行刊物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希望与会专家就全球史研究中心今后的发展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此次研讨会共提交学术论文17篇，分别围绕“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大历史研究”两个主题展开讨论。
　　一、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
　　“文明”是一个常见而重要的历史概念。不同学者分别从方法论和具体案例的角度对不同文明间的互动与共生进行了研究。刘文明教授从“文明”的概念和文明史的编纂史入手，对多元文明史编纂方法的演变进行了回顾和探讨。他认为，从基佐的《欧洲文明史》(1828年)算起，文明史作为一种历史书写形式已有将近200年的历史。即使在国别文明史和单一文明史当中，也包含着多元文明史的成分。不过，此种文明史充满了西方优越论和西方中心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探讨了不同文明在空间上的接触，提出了“挑战—应战”模式。然而，汤因比把文明接触主要理解为文明的解体原因而非发展的动力，并不重视文明接触的过程。针对这一观点，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一书中不仅将西方的兴起置于全球背景下来思考，而且把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作为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从而挑战了强调欧洲内在因素的欧洲中心论观点。刘文明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基佐还是汤因比，他们的文明史之所以会体现出西方中心论的倾向，主要在于他们将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看做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西方文明是施动者，而非西方文明是受动者，因此文明史中的文明构成了一种不平等的主客关系。在这种文明史中，即使有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也是一种不平等的互动。因此，要克服多元文明史书写中的不平等关系，首先应该将参与互动的各种文明都看作行为主体，强调文明互动的“主体间性”。
　　董欣洁副研究员对文明互动的动力和规律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她认为，从研究实践来看，全球史重视跨文化贸易和物种传播等物质文明的互动，这种做法与西方学术界把实践精神化的传统路径有所区别，与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实践维度更加接近，但远未达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现有的全球史研究止步于描述各种文明互动的历史现象，而没有充分地以互动为基础来探索人类社会的内部规律，因此也就无法构建出一个系统、科学的世界史理论阐述体系。张旭鹏博士对全球史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强调文明互动的同时也应考虑到文化遭遇和文化冲突。
　　有学者从文明共生、物种传播、人与环境和文化交流等角度对文明互动进行了个案研究。夏继果教授对8-11世纪西班牙科尔多瓦地区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互动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这三个多世纪里，穆斯林和基督徒通过不断的调整和适应，基本上维持着一种和谐共处的关系，随着后倭马亚王朝的日益强大，科尔多瓦日益繁荣，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改宗伊斯兰教，而坚守基督教信仰的基督徒的生活状况也得到了改善。
　　王永平教授研究了“拂菻狗”从拜占庭传人中国的过程及其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影响，认为远距离的物种传播主要是通过问接转手或接力性传递的方式实现的。施诚教授研究了近代早期欧洲殖民者对美洲、乃至全球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他认为，克罗斯比的《哥伦布的交流》《生态帝国主义》和戴尔蒙德的《枪炮、细菌与钢铁》等著作丰富了世界历史研究的方法，扩大了世界历史研究的视野，但是他们过于强调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对欧洲殖民扩张给世界环境带来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有粉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之嫌。
　　陈晓华副教授梳理了清代中前期宫廷和学者的西学观的演变过程。面对西学的传人和中西文明的碰撞，清廷对待西学的态度随着其统治的日益稳固而逐渐僵化，康熙朝较为宽松的“西学中源”观到编修《四库全书》时最终演变为“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方针。这一方面是由于清廷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传教士传播西学的最终目的是传教。中西互动的中方不能得西方精髓，停留在表面，而西方带有目的互动，也不能完全获得中国人的人心。魏孝稷博士对古典时期中国和希腊族群认同的形成和文化转变进行了对比。
　　二、大历史研究
　　大历史是本次会议的另一个主题。大卫·克里斯蒂安是大历史的首倡者，他的《时间地图》一书集中体现了大历史的特色，即试图把宇宙学、天文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成果纳入史学研究，融自然史和人类史于一体。孙岳副教授介绍了大历史问世的背景及其在国内外的发展情况。他认为，大历史视野宏大，在当今人类知识细碎化的形势下，“大历史”对人类知识的跨学科整合显得弥足珍贵，但也存在着概念多而阐发应用少、科学有余而人文不足等问题。
　　黄留珠教授考察了中国古代史学后指出，自司马迁以来，70％以上的官方史著都存在着类似《史记·天官书》的记载。此外，中国还存在着大量的全面覆盖了从天象、地理、生物、灾祥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志书和类书。尽管古人的“天”“人”概念与自然史、人类史的观念不尽相同，但这种把天象与人事共同记录的传统与大历史的理念是相通的。
　　于希贤教授研究了公元2-57年的灾变。这一时期，国内外地震、火山、陨石雨、水旱蝗灾等自然灾害不断，导致了大规模的瘟疫流行和社会动荡(包括王莽政权的覆亡)，学术风格和文艺思潮的巨大变化，也推动了佛教的传人和道教的产生。于希贤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不仅是人类本身的历史，也是地球自然演化史的最新、最近阶段和最高阶段。人类社会的变迁不仅要从人类社会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意识形态上找原因，还应当继承中国古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想，放开视野，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
　　叶文虎教授认为工业文明时代建立的经济活动法背离了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原初目的，阻碍了环境一社会系统中物质循环的通畅。为此，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求一条能够消除危机产生根源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文明转折的序幕已经悄然拉开。国内外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中华文化以其注重整体性的方法论和伦理观，将成为引领全人类走出工业文明泥沼、步人生态文明的智慧之源。
　　王鑫海博士从风水学的角度探讨了历史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他认为中国拥有两条生命线：瑷珲—腾冲线与海岸线。瑷珲—腾冲线以西的国土面积超过全国之半，人口密度很低，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历史上，瑷珲—腾冲线是一条战争拉锯线。这两条生命线的稳定，使中国享有了背靠蒙古高原和世界屋脊，面对太平洋的全球最佳风水，但由于清政府长期施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封杀了海上生机，丧失了大好的发展机会。认识这两条生命线的重要性，从历史教训反思现行的人口政策与户籍制度，改革经济体制，是影响未来中国、亚洲、世界百年乃至千年历史走向的大事。
　　刘珊珊博士在会议上介绍了她和EstherQuaedackers利用大历史理念进行的建筑史研究。他们认为西方的建筑材料主要采用石材而中国的建筑主要采用木材不仅是文化差异的结果，也是出于能源保护、环境差异等因素的考虑。易华博士以马的驯化和传播为中心，展示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考古学、分子遗传学和痕迹分析表明马是5000年前在欧亚草原西部被驯化的，然后相继传播到了西亚、埃及、南亚、欧洲和东亚。家马既是游牧文化的象征，也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标志。东亚确凿无疑的大批家马见于殷墟，表明商代中国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
　　会议中，《世界历史》编辑部主任张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郭沂纹、清华大学教授张绪山、中国社会科学报编审舒建军、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姜梵、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梅雪芹、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心柴英、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郭方对于各位发言人的发言给予了精彩的评议。
　　各位专家见仁见智、畅所欲言，真可谓一道学术盛宴，促进了学术交流，推动了史学发展，跨学科的协作相互借鉴必将成为史学发展的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