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约束【气候变化约束下资源型企业最佳规模边界的确定】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及其约束成为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资源型企业首当其冲。由于环境问题的升温和气候变化条件的约束，资源型企业不能一味追求企业的大规模生产，而应该顺应时代的潮流将气候变化约束和环境变量纳入到其最佳规模边界的确定之中，由此来决定生产规模的大小。正是基于此背景，对资源型企业最佳规模边界问题进行了理论回顾、衡量标准选择和边界的动态变化诠释，以期为实践提供指导。
　　关键词：气候变化；环境变量；资源型企业；最佳规模边界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207-03
　　20世纪初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理论界一直以规模的大小来衡量企业的发展和成长，大规模批量化生产也成为当时的主流。福特制危机之后，人们开始发现规模并不是决定企业成长的一切，由此产生了企业能力理论、企业知识理论等等。到了20世纪90年代，气候变化问题凸显再次对企业运营方向提出了挑战。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1992年世界上第一个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诞生。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签署了《京都议定书》，确定了三个灵活合作机制以实现减排。自此有关气候变化及其影响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直在升温，尤其是对后京都时代不同国家到底承担何种减排任务的争论不断。气候变化问题对经济的影响和企业运行的冲击也在日益凸显。节能减排成为企业运行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的背景下，企业尤其是资源型企业的转型或节能减排势在必行。然而无论是转型或者通过技术流程的优化、信息化等实现节能减排都表明，环境变量已经成为企业运行的内生变量，企业如果不能有效处理好环境问题与经济效益问题的关系，将很难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一旦环境变量成为企业运行的内生变量，企业运行的最佳规模边界也将随之变动。企业应该确定一个怎样的规模，才能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和赢利，又能使环境达标？正是在这两难困境中，本文通过对企业规模边界理论的回顾，在遵循企业最佳规模衡量的一般性标准的基础上，力图将环境变量纳入研究的框架中，即将环境因子纳入到衡量资源型企业最佳规模的衡量体系之中。
　　一、不同经济学学派对企业规模效益及其边界的阐述
　　1.亚当·斯密基于劳动分工视角的古典解释
　　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亚当·斯密是规模经济理论的创始人。斯密在其《国富论》一书中开篇就以制针工厂的分工为例，来说明劳动分工同专业化生产共同对生产效率提高的意义：分工不仅节约了劳动者之间变换不同工作而花费的时间，而且由于长时间专注于一个工作细节会提高工人的劳动熟练程度提高并增加工人的劳动技巧。分工能够提高效率，为了得到更大的效率，企业就会进一步扩大规模，而规模越大，分工的效率就会进一步提高，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事实上，分工与效率的提高，不仅使生产规模扩大，而且也为马克思所说的局部工人和专有工具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机器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斯密定理是古典经济学对企业规模的一种解说。但其缺陷就在于无法解释垄断的发展趋势与竞争市场结构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一个斯密悖论。该问题由后来的经济学家施蒂格勒提出的产业周期理论进一步解释和说明。
　　2.马歇尔的规模报酬三阶段论及马歇尔冲突的产生
　　马歇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在其著作中详细分析了制造业中的大规模生产问题，指出了大企业在技术、人才招聘、采购与销售等流程以及管理方面所具有的优势等等。这些优势构筑了大企业的规模经济，具体而言，包括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两种。前者主要是对企业内部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效率提高形成的规模经济；后者则是企业间的分工和布局、联合等过程形成的规模经济。在分析完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之后，马歇尔进一步区分了规模经济报酬变化的三个阶段，即规模经济报酬的变化规律。
　　规模经济报酬变化的三个阶段包括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规模报酬不变阶段、规模保持递减阶段，而马歇尔提出规模经济报酬三阶段的数量依据就在于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之间的比较，正是二者之间的比较最终决定了企业的最佳规模和最佳规模收益。
　　正是在分析规模报酬变动规律之时，马歇尔还发现了竞争与垄断之间的冲突，即大规模可能引发垄断，而垄断又进一步阻碍竞争，这就是“马歇尔冲突”。不仅如此，大规模的企业进入垄断阶段之后，从规模效益角度看也开始步入规模不经济阶段，即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该问题就是前述斯密定理中隐含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里被讨论和提出。当然，马歇尔冲突被后来的经济学者如罗宾逊和张伯伦等人进行了补充和解说，提出了垄断竞争理论。
　　3.马克思提出用空间拓展弥补时间损失的规模效益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11章协作一章中，对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起点的协作和手工工场进行了详细分析。列举了协作生产的诸多优势，而正是在协作中产生了一种社会生产力，这种社会生产力是单个劳动者劳动时也所不具备的，这种社会生产力从现象上成为资本的生产力，也成为资本实现资本增殖的重要组织方式。不仅如此，很多人在一起共同劳动，还能够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节约生产成本，团队生产还能够激发工人的竞争心和进取心，扩大劳动的规模并相对缩小了生产的范围。正是在协作的基础上引入了分工，进一步扩大了上述优势，由此推动了资本主义企业的演进，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迈进。
　　马克思不仅通过技术、组织与分工的互动来说明资本主义企业的演进过程，同时在后续分析中也指出了企业规模的最小界限，即最低资本量的约束，所有的企业在成立之初必须拥有最低的资本量，否则企业就不能利用分工与协作来实现资本对劳动的指挥以及资本家脱离劳动的可能。
　　很明显，马克思的分工与协作扩大了劳动的规模，但相对来说缩小了生产的范围。而且，由于引入分工与协作，之前成为资本增殖界限的时间因素被打破，空间或地域上的分工协作成为一种新的资本增殖方式。企业的效益和利润增长率不再受时间限制，而是通过空间上的拓展得以弥补。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被后马克思主义现代经济学家大卫·哈维所继承和发展，并在其新著《新帝国主义》一书中提出了空间修补时间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