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维稳观念是解决维稳问题的关键_推动维稳工作由向转变

　　摘　要：当前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时期，诱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日益增多和凸显，而维稳工作则往往误读为强化行政的管控，对公众参与、基层自治、基础秩序溃散等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敏感性。要真正实现维稳工作的“标本兼治”，应转变维稳观念，要重视基础秩序重构的过程，建立阶段性的分级缓冲处理社会矛盾体系。维稳的过程是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
　　关键词：维稳观念；转变；解决问题；关键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233-03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稳定”、“改革”、“发展”是“三位一体”互相关联的主线：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转型，出现了许多我们躲不开、绕不过的社会矛盾，有等不得、拖不起的突出问题，面对日益凸显新问题和新矛盾，如果我们仍沿用传统的维稳方式去应对，将很难适应，甚至有悖于维稳的初衷。
　　一、对“维稳”的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易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多次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做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这是因为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式的改革，它相对于深思熟虑的改革。所以社会秩序和制度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产生了一些问题和矛盾，及时解决了一些，遗留下来一些。现在改革面临“深水区”，深层矛盾逐渐显现，加上解决问题的体制和机制不很通畅和健全，使很多群众合理的诉求没有得到及时公正地解决，造成群众心中有怨气，特别是长期得不到解决。被迫采取一些过激行为，选择“敏感时期”越级上访，甚至出现了“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以“闹”的程度来决定问题解决的程度，使法律、政策的底线受到挑战。
　　由于新老矛盾的积累和叠加，成为影响社会稳定诱因，如官员的腐败，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征地折迁，食品安全等问题，造成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一些地方政府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没有有效社会管理方式去应对，所以只能是被动的、救火式的、补救式的和“花钱买平安”。维稳政绩考核一票否决，这就造成了对地方政府压力很大，出现对稳定压倒一切 “片面化、简单化”的理解，即片面地理解“稳定”即是“不出事”，“摆平”、“搞定”也是稳定，“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摆平”，单纯地压制“社会不稳定因素”，采取简单粗暴的行政方式。
　　由于对维稳片面化的理解，一味的维稳，不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百姓的利益诉求，只会陷入越维越不稳尴尬局面，并付出维稳的高昂成本。
　　维稳一定要安抚情绪，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公平公正处理，疏导畅通各个法律程序等，政府要多指引、倾听、尊重民意。
　　实际上维稳从来不是目的，只是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手段，而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归结起来很简单，就是温总理所说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二、政府在维稳方面显示出来的“强势政府”，而忽视服务政府，导致维稳工作事倍功半，甚至走向反面
　　当前维稳工作的压力来自于发展过程的问题与维稳本身问题的叠加。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矛盾，这些矛盾不必然引起社会不稳定，而只是对这矛盾的态度不正确，认识不足，处理不当才会引起社会不稳定。正是由于这类问题上存在着太多的“拿不准”、“不确定性”，才使政府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焦虑，使基层工作部门对复杂维稳事件采取或躲避、或就事论事、或过度反应的态度。因没有缓冲地带，政府被迫扮演了“强势政府”的角色。在维稳这个不可动摇的大事面前，维稳的主体始终是地方政府部门，“被维稳”的总是百姓。这种定位，一开始就把政府部门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无论如何，政府部门总是对的，而错的总是老百姓。在这样的维稳下，某些政府部门即便胡作非为，即便违法乱纪，群众百姓也拿他没有办法。这种所谓稳定，又能维持多久。
　　现实中，有些社会管理者的权力十分膨胀；“强权”思维十分强悍；许多政府部门的“权力”意识总是强于人民群众的权利要求，导致社会管理者不当行权事件发生成为常态。进而使人们常说的政府越位、缺位、错位甚至胡乱作为等现象有经常化态势。目前社会管理明显滞后，与中国政府的许多职能划分不清，有限政府理念不够明确，服务型政府建设缓慢密切相关，也是社会自治很难得以有效改造的障碍和难题。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强调，必须防止以“大局”“稳定”为借口排斥司法监督的倾向，摒弃“让行政机关胜诉是支持，让行政机关败诉是添乱”的错误认识，不姑息迁就违法行政行为。
　　在当前中国政府公信力减弱，并有逐年延续乃至恶化趋势。在当前出现的社会群体性冲突中有个特别现象，就是广大群众普遍不信任政府，即使政府讲真话、做好事，也不信任，有陷入“塔西陀”陷阱的危险。公信力的缺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解决起来非一朝一夕之功。
　　我们把社会管理等同于社会控制，把群众正当合法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其实，稳定有赖于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是一个不断实现、再实现的过程。在新形势下，要维护稳定，政府必须敢于面对矛盾，及时回应公众质疑，切实回应民众的利益诉求，解决实际问题。要以包容心态对待“异质思维”，让有情绪的人、受委屈的人有地方，有机会去表达。
　　三、现有稳定思维追求着“刚性稳定”，结果是治标不治本，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
　　2009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把维稳当做第一责任，已成为地方政府和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样的前提下，对一些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估计过重，以致形成了“僵硬的稳定思维”。现在只要一提稳定，就是社会的刚性稳定，为达到这样的目的，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警力、物力、财力来“维稳”。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这种现象说明了有些地方政府在为民服务上不负责、不认真，也说明这些职能部门不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而是在增加不和谐因素，不是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应对社会风险，而是在漠视群众利益，增加社会矛盾和风险。一个好的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能够正视和解决矛盾的社会。区分社会管理制度的优劣，不在于社会上有无矛盾，而在于管理社会的制度能否容纳矛盾并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矛盾。我们不认为有绝对稳定、绝对和谐的社会，纠纷的存在是一个社会成功实现其目的的标志。正常的利益表达，是群众百姓的自由，而不是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更没有所谓的“维稳”概念。不应用维稳概念来压致民众的利益诉求，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概念比“维稳”概念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