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性主义修辞研究对我国的启示]半生缘女性主义

　　摘　要：本文在梳理美国二十一世纪女性主义修辞研究的现状与趋势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女性主义修辞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在探讨女性主义修辞研究可行性基础上,对国内的女性主义修辞研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女性主义修辞研究；走向；建议
　　女性主义修辞研究对西方修辞学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西方学术界认为 “将是在很长时间内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1](P. 258)。国内学术界对女性主义修辞研究的认识几乎是空白点，除了寥寥几篇专文评述外（宋美华1988；曹京渊和王淑芹2002；邓志勇和王懋康2008；何金梅2008），女性主义修辞研究基本是在女性主义文学和社会语言学中偶有提及而已。客观地说，我国女性主义修辞研究尚未受到学界足够重视，充其量处于起步阶段。基于此，笔者结合美国女性主义修辞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索尼娅·福斯教授组织的女性主义修辞研究专题，在论述美国女性主义修辞研究的内容、思路与方法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开展女性主义修辞研究的思路。
　　一、美国女性主义的内涵
　　英语中的“女性主义”源自法语，本属中性词，指性别概念。随着妇女运动的兴起，开始用作贬义词，讽刺女权人士，带有“自作主张”、“挑衅”、“张张扬扬”之意。从传统上看，女性主义即男性和女性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各方面享有相同权利的信仰，但如今女性主义的意义已经扩大，不仅限于女性为了摆脱压迫、追求男女平等权益而进行的抗争，而是将矛头指向全人类由于性别、种族、阶级、地域、信仰、地位等各种因素产生的所有歧视与压迫，泛指“为了消除任何被主流文化边缘化的群体所受到的各种形式的压迫而进行的抗争，包括但不局限于肤色差异、躯体残障、年龄差异、社会经济地位、男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的涵义从生理意义扩至社会意义，包括各种形式、各个群体之间的歧视。女性主义内涵的扩大使当今西方的女性主义研究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也为当代西方修辞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二、美国女性主义修辞研究的思路
　　美国女性主义修辞研究伴随着女性主义理论与言语交际理论的结合而产生，其标志是著名女性主义修辞学家坎贝尔1973年发表的文章《妇女解放的修辞：自相矛盾》，女性作为交际角色受到修辞学界的关注。七十年代的女性修辞研究属于启蒙阶段，目的主要是引起人们对女性修辞问题的关注，以坎贝尔代表的女性学者从分析语言层面女性遭受的歧视与压迫开始，对传统的修辞学思想进行批评，呼吁建立新的话语框架替代原有的女性评价体系，将女性从原有的附属地位解脱出来，并将女性独立对待，建立基于其性别、年龄、身份、种族、地位及信仰等特征的话语类型。八十年代，女性主义修辞学者吸收了美国黑人研究、奇卡诺女性研究、交际传播研究、语言学研究、心理分析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研究内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重新审视女性在修辞学历史上的作用；二是重新书写西方修辞学理论，将女性主义问题及研究成果体现其中；三是在修辞批评中增添女性主义视角。九十年代以来，女性主义修辞研究的内容进一步深化，研究思路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审视女性在西方修辞学历史上的地位；二是研究女性主义修辞特点、女性主义修辞策略和女性主义修辞理论与实践；三是研究研究扩大至与女性相关的文化、种族、阶级、教育以及女性的认知方式等问题；四是女性主义研究与修辞与作文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当代西方女性主义修辞研究的内容及成果主要包括：第一，继续挖掘被遗忘的传统修辞学理论与实践中的女性主义修辞资源，代表成果包括瑞奇和罗纳尔多的《可行的方法：女性主义修辞文集》（2001）和福斯姐妹的《女性主义修辞理论读本》（2004）。第二，对女性主义修辞进行专题研究，进一步深化女性主义修辞研究，代表成果有达纳沃斯的《1900年以前的女性主义修辞理论》（2002）、白柯斯特的《定位话语中的社会性别：女性主义方法论》（2003）、佩吉的《女性主义叙事的文学与语言学方法》（2006）、谢尔和罗森的《运动的修辞女神：女性主义修辞研究方法与方法论》（2010）、罗伊斯特和吉亚什的《女性主义修辞实践》（2012）等。第三，在女性主义修辞研究基础上建构新的修辞学理论，如莱特克里夫的《修辞倾听》（2006）、席尔布的《修辞拒绝：挑战受众预期》(2008)等；第四，大量的女性主义修辞泛化研究，涉及残障研究、酷儿研究、族群研究、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如莫里斯的《女性主义残障研究》（2011）等。
　　三、美国女性主义修辞研究的方法
　　研究方法是当代西方女性修辞研究备受非议的论题之一，虽然有个别学者论及女性主义修辞研究的范式，但本文认为，由于女性主义修辞研究的历史较短，而且“由于女性主义修辞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女性主义修辞学者处于学术领域的边缘”[2]（P.34），至今尚未形成广为认可的研究方法，更不存在固定的研究范式。
　　作为人文科学的分支，西方女性主义修辞研究的方法强调运用某个理论做出有意义的阐释。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哲学家和理论家哈丁专门撰文论述女性主义研究的方法，“所谓方法，只不过是搜集信息的工具或技巧”[3]（P.313），主要包括调查、访谈、试验、话语分析和观察。虽然这些方法并不是女性主义修辞研究所独享，但已经成为女性主义修辞学者采集信息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女性主义学者的本体论或认识论基础，因此也同样称为女性主义方法论”[3]（P.314）。与哈丁观点略有不同，罗伊斯特和吉亚什认为[2]（P.34），女性主义修辞研究的方法论即方法背后的假设和理论原则，换句话说，就是选什么材料、材料如何搜集、材料如何阐释，相对于研究的参与对象，研究者持何立场，发挥何种作用等等。
　　纵观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不难发现，女性主义修辞研究的发展受益于非实证主义的理论范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女性主义修辞研究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即如何针对原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如何设计一套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3]（P.313）。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西方女性主义修辞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角度对女性主义修辞研究的方法与方法论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如谢尔和罗森的《运动的修辞女神：女性主义修辞研究方法与方法论》（2010），但大多属于个案研究，整体进展不大。 当然，正如其他不少学科一样，虽然已经经历相当长的研究历史，但仍然没有普遍接受的研究框架，在女性主义修辞研究的起步阶段，没有范式也许就是最好的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