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舆论爆发下城市减排差异与大气污染联防联控_吕长明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第37卷第1期经济地理Vol.37，No.1雾霾舆论爆发下城市减排差异与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吕长明，李跃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中国北京100875）

摘要：以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包含个人、企业、政府的PSM-DID法检验各类地级城市舆论爆发前后工

业废气排放差异。检验表明，存在舆论政策效应的城市主要为产业结构转型阶段的发达地区，舆论政策效应表现出加快工业去污染化作用；雾霾“积重难返”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在于城市转型困境。其次，依据“中心外围”理论初探性地提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理，并对城市大气污染相关程度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我国大气污染波及带宽为700km左右，城市间污染波及强度取决于污染量与距离。最后，从城市与区域联防联控两个视角提出雾霾治理中舆论监督方面的意见。关键词：减排；雾霾；舆论政策效应；倾向得分匹配；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中国中图分类号：F832；F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462（2017）01-0148-07DOI：10.15957/j.cnki.jjdl.2017.01.020

CityReducingEmissionDifferenceandJointControlofAirPollutionunderPublic

OpinionExplosiononHaze

LYUChangming，LIYue

（SchoolofEconomicandResourceManagement，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Firstly,toanalyzegovernmentstrategyofhazegovernanceunderpublicopinions,thispaperestablisheda

theoreticalmodelincludingindividuals,enterprisesandgovernment,thenusedDIDandPSM-DIDmodeltoexamineindustrialwasteairemissiondifferencesbeforeandaftertheoutpeakofpublicopinionwithsecondarycitiespaneldatainChinaassamples.Theanalysisshowedthatthemaincitieswithpublicopinioneffectlocatedatthedevelopedareainthestageofindustrialstructuretransformation;publicopinioneffectacceleratedtheeffectofindustrialdepollution;tosomeextentthereasonofthedifficultyofsolvinghazeproblemliedincitieswithinthetransformationstrait.Secondly,analysisindicatedthattheairpollutionactionradiuswasabout700kmandthepollutionactionradius&intensitybetweencitiesdependedonthepollutionvolumeanddistancebymeasuringthedegreeofairpollutioninthecitiesaccordingtojointcontrolofairpollutionbasedon“Core-Periphery”theory.Finally,fromtheperspectiveofjointcontrolbetweencityandregion,suggestionsonsupervisingpublicopinionforhazegovernancewereputforward.

Keywords:reducingemission;haze;policyeffectofpublicopinion;PSM-DID;jointcontrolofairpollution;China

2013年11月我国遭遇历史最严重雾霾天气后社会舆论暴涨，大气污染治理已成为十三五期间重要任务。然而，自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后雾霾问题却愈发严重。2014年环保部公布数据显示：长三角城市群24个代表城市中有23个PM2.5浓度超标；京津冀地区13个代表城市空气质量年均达标天数仅为156天。《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政策出台后，治理试点城市陷入减排困境，如2015年临沂市“治霾风波”。通过地区减排差异对

比有助于剖析雾霾“积重难返”的城市内部原因，然

而随着废气排放总量攀升，大气污染外溢性使得我国大部分雾霾是以大范围、复合型的形式出现，地理位置处于多污染重叠区域城市受二次污染影响不容忽视，行政区域内空气治理已无法解决大气污染外溢性问题。因此，治霾应从城市内部治理与大气联防联控区域两方面寻求解决办法。

对于地区减排差异研究，Grossman等首先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其后大部分学者依据

收稿时间：2016-06-10；修回时间：2016-10-18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重点项目（2012WZD08）作者简介：吕长明（1983—），男，湖南永州人，博士研究生，经济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经济、金融市场。E-mail：lvcm83@163.com。

第1期吕长明，李跃：雾霾舆论爆发下城市减排差异与大气污染联防联控149

此假说分析经济发展与污染排放的非线性关系。

该假说认为地区经济发展阶段所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位置不同，表现出居民和政府环境治理意愿的差异。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以我国省份为研究对象，难免存在省域区域范围过大而影响结论可靠性的问题。持续的、大范围的雾霾天气导致相关网络舆论爆发，人大会议大气污染治理建议增多。除倒U曲线假说外，“财政分权”、“污染天堂”、“政企合谋”等环境假说认为政府不当行为才是区域环境污染差异的主因［1-2］。其核心思想都认为地方官员会追求高政绩，政府会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利益，造成环境“竞次”局面。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发展成果政绩考核评估体系”后，“经济增长”已不再是政绩考核至高标准，而地区大气污染依旧没有改善趋势。对于此方面的解释，袁凯华等提出的“约束性考核”假说认为大气污染属于强外溢性产品，责任界定标准模糊，即使约束性考核中加入环境治理指标，地方官员同样可以为谋求晋升而单边性的追求经济增长［3］。“临沂治霾风波”中地方政府面对“就业”与“治污”的两难抉择，反映出污染与就业挂钩对政府环境行为的约束，更像是大气治理困境的成因。

对倒U型曲线形成机理，国内外研究可总结为：人们环保诉求会随人均收入增加，进而通过制度、法律与技术调整等手段加强环境规制力度。如今互联网时代下，网络成为人们表达环境诉求最直接、有效的途径，诉求通过网络舆论的形式得到迅速传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共鸣，并影响政府决策。政府对“网络舆论”这种反映人们诉求表现的重视度也在增强。国内外学者开始重视网络对传统政府管理模式所带来的影响。如网络政治学研究认为，互联网催生的虚拟现实正在重塑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网络舆论激活了社会生产活动中人与政府管理者之间的互动，对于政府权力与公共政策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大，对传统的政府决策提出挑战［4-7］。

随着人类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私家车保有量不断创出新高，废气排放总量急剧攀升，重污染城市对周边城市造成“二次污染”，大气污染空间外溢性增多，如刘满凤等研究发现经济集聚与大气污染集聚存在空间强相关性［8］。在此背景下，依据行政边界划分空气治理区域已不利于大气防治，区域污染联防联控显得十分必要。美国对于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区域是基于空气流域划分的，由于我国地理

学界对于我国空气流域划分研究尚处于探索期，依

靠地理与自然因素划分联防联控区域难度较大，国内区域联防联控机制与技术方法相关研究较少。

我国大范围的雾霾天气引发的网络舆论大爆发提供了检验政府减排态度的自然试验。通过分析舆论爆发前后城市减排差异，利于分析雾霾“积重难返”的政府环境行为方面因素。鉴于此，本文基于社会舆论与政府治霾强度存在正向关系的假设，通过DID模型与PSM-DID模型，分析舆论爆发前后各类城市组工业废气排放差异，以解释城市雾霾治理困境成因。其次，依据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理论，初探性地提出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建设。最后，从单个城市与区域联防联控两个视角提出雾霾治理建议。

1模型设计与变量选取

1.1模型设计

雾霾舆论会倒逼地区政府增加治霾强度，产生舆论政策效应。舆论政策效应程度可以反映出地方政府污染治理态度，进而分析导致地区减排差异的政府行为方面因素。检验雾霾舆论是否产生政策效应，类似于政策性试验，采用DID模型（双重差分）较为合适［9］。主要思路是将雾霾舆论爆发年份作为试验初始年，将雾霾波及城市进行分类并分别作为处理组进行试验。目的是检测舆论爆发前后不同类型城市废气排放量差异，即为舆论的政策效应。DID模型设计如下：

yit=α0+α1dtit+α2duit+α3duitdtit+α4Xit+εit（1）

式中：dt、du分别为时间虚拟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实验前dt为0，实验中为1，处理组城市du为1，控制组城市为0；yit代表i地区在t年的工业单位废控制废气排放量分别为α0+α2和a0+α1+α2+α3，论政策效应为α3，即处理组前后差异减去控制组前后差异。由此可见，DID模型的前提假设是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废气排放变化趋势相等。

由于现实情况很难满足DID前提条件，在此以Heckman等人提出的PSM-DID方法对DID结果进行纠偏［10］。其核心思想是在控制组中找到与处理组可观测变量尽量相似的城市予以匹配，即个体特征接近（Xi≈Xj）。PSM-DID法的步骤如下：首先，对处理变量（舆论政策效应）与控制变量进行Logit组实验前后的废气排放为α0和α0+α1。处理组舆气排放量；Xit为控制变量。雾霾舆论爆发前后的

150经济地理第37卷

估计，获得倾向得分；其次，根据倾向得分获得共同取值范围，以确定所有配对的控制组个数，为集合Mp；第三，进行参加者平均处理效应（ATT）估计。I0={i:du=0}为控制设I1={i:du=1}为处理组集合，

ATT=i:i∈I⋂Mé(y1ti-y0ti)-∑j:j∈I

1ë

1

p

"

t"为实验前时期。ATT一致组集合，t为实验时期，估计方程为：

0⋂Mp

居民的视觉冲击更强烈，废水排放量可以反映企业的道德水平，而企业道德越败坏，排污倾向越高。⑥产业结构（Industry）：以第三产业占总产业产值比重衡量。以上各变量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价格平减变量均以2003年为基期进行了平减。

w(i,j)(y0tj-y0tj)ù（2）

û

"

2试验过程与结果分析

2.1试验城市选取与分组

为检验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城市雾霾舆论爆发前后工业废气减排差异，在此进行两组试验：试验1针对不同地区进行对比试验，选取京津冀至黄淮地区40个连片城市，长三角城市群及周边30个连片城市分别作为处理组；试验2针对资源禀赋差异进行试验，选取中东部地区平均工资排名前30的普通城市及资源型城市分别作为处理组①。在此以2012—2013年工业废气排放变化情况初步分析各城市减排差异，废气排放变化散点图如图1。

图1表明，2013年各处理组城市工业减排效果存在差异。第一象限城市最多的城市组类为资源型城市，表明该类城市工业污染呈上升趋势；第四象限城市最多的城市组为普通高工资城市，该类城市废气排放呈减排趋势；京津冀至黄淮连片城市群中工业烟尘排放量增加的城市数量较多；长三角地区SO2排放虽然得到控制，但部分城市工业烟尘排放量同样居高不下。由于京津冀与长三角城市组中城市类型较多，象限中各城市离散态势更为明显。

2.2基于DID方法的舆论政策效应初步检验

首先，运用DID方法对各类处理组城市舆论政策效应进行初步检验，回归结果见表1。

DID模型结果表明：地区社会资本水平越高，烟尘排放量越少，而对于SO2排放影响不显著，主要由于SO2为有毒气体，工厂会自觉控制，且相关部门监测力度更强。人口密度越高，地区废气排放量越低。wage对废气排放的影响为负，说明工资水平越高居民追求新鲜空气的愿望越强烈，也说明经济发达地区工业废气排放越少。enterprise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废气排放越少，该结果相关研究关于外资企业更注重环保的结论相符。ethics回归系数为正，说明企业道德水平低的地区废气排放越严重，说明废气排放除与生产技术有关外，还受企业道德影响。产业结构对废气排放

另外，为确定试验初始期，笔者对2004—2015

年雾霾相关网络舆论进行整理（篇幅原因不再列出），分析发现2012年雾霾网络舆论骤增，舆论起点是2011年12月的“美国大使馆PM2.5事件”，因此确定2012年为试验初始期。1.2变量选取

考虑环境污染在长期随经济发展存在“倒U”关系，在此以2009—2013年中国270个地级市短面板数据作为样本，保证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相关数据来自2010—2014《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

被解释变量：由于废气排放存在外部性，企业不会自发减排，因此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为主要控制手段。考虑雾霾来源中工业烟尘（flog）、二氧化硫（SO2）比重较大，在此以单位工业产值废气排放量作为工业废气排放指标，并根据其变化衡量地方减排情况。

解释变量：舆论政策效应（Opinion），以虚拟变量（0，1）衡量。舆论爆发后可能存在政策效应的处理组城市为1，其他地区为0。

控制变量：①社会资本（social）：在此借鉴严成梁的方法，以地区万人网络用户数作为测度指标，突出地区居民网络观念、信息共享与交流意识［11］。②人口密集度（density）：以往研究表明人口密集度越高，政府环境规制意识越强［12］，在此以单位行政区面积人口数衡量。③人均工资水平（wage）：经济发达地区产业结构水平越高，废气排放量越少。另外，工资水平越高人们对新鲜空气偏好越大。在此以地区人均工资水平衡量。④企业性质（enter⁃prise）：以地区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之比衡量。外资企业比重越高的地区，开放度越高，企业排污倾向也会不同。⑤企业道德（ethics）：在此以企业平均排放污水量衡量企业道德。主要有以下考虑：水资源相比较空气对居民健康直接影响更大，且污水对

①资源型城市划分依据为《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第1期吕长明，李跃：雾霾舆论爆发下城市减排差异与大气污染联防联控151

（1）京津冀至黄淮城市群

SO2

（2）长三角及周边城市群

SO2

SO2

（3）普通高工资城市

SO2

（4）资源型高工资城市

Fig.1

图1处理组城市群工业废气排放变化（2012—2013）

Changeofindustrialwastegasemissionsfromcityinthetreatmentgroup(2012-2013)

Tab.1

表1舆论政策效应回归结果（DID）

Regressionresultsofpublicopinionpolicyeffect(DID)

长三角城市群及周边烟尘污染（0.0505）-0.4067***（0.0337）-1.0337***（0.1572）-0.2718***（0.0350）0.4119***（0.0306）0.4612***（0.1397）控制控制-0.1372（0.1882）0.3141（1.4628）（0.0396）-0.2737***（0.0265）-0.3228***（0.1235）-0.2730***（0.0275）0.3205***（0.0240）0.6049***（0.1098）控制控制-0.0410（0.1478）-5.7974***（1.1490）2非资源高工资城市烟尘污染（0.0512）-0.3829***（0.0338）-0.8472***（0.1588）-0.2552***（0.0351）0.4018***（0.0305）0.5648***（0.1422）控制控制-0.1065（0.1819）-1.8707***（1.5287）（0.0401）-0.2595***（0.0264）-0.2159***（0.1243）-0.2595***（0.0275）0.3143***（0.0239）0.7309***（0.1113）控制控制0.0570（0.1424）-7.4515***（1.1969）2资源高工资城市烟尘污染（0.0505）-0.4055***（0.0333）-0.9993***（0.1522）-0.2747***（0.0350）0.4091***（0.0305）0.4690***（0.1397）控制控制0.1854（0.1730）-0.0236（1.4233）（0.0399）-0.2873***（0.0263）-0.4650***（0.1201）-0.2779***（0.0276）0.3276***（0.0240）0.5949***（0.1102）控制控制0.1459（0.1365）-4.5256***（1.1228）变量SocialdensitywageenterpriseethicsIndustrydtduOpinion_consR2

京津冀至黄淮地区烟尘污染（0.0504）-0.4330***（0.0350）-1.0272***（0.1512）-0.2485***（0.0360）0.4078***（0.0304）0.4518***（0.1394）控制控制-0.1940（0.1683）0.27371.4129（0.0398）-0.3120***（0.0276）-0.4469***（0.1194）-0.2604***（0.0284）0.3245***（0.0240）0.5859***（0.1100）控制控制0.0405（0.1328）-4.6688***（1.1153）2注：数据来自Stata12.0整理；***、**、*分别为1%、5%、10%显著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的影响为正，说明第三产业发展是由经济增长拉动，更多为消费型服务业，而不是生产性服务业，因此工业重污染行业比重是在不断增加的。舆论政

策效应在试验中都不显著。

152经济地理第37卷

2.3PSM-DID模型的舆论政策效应再检验

考虑DID可能存在估计偏误，以PSM-DID方法重新对舆论政策效应进行再检验。首先进行Logit回归以获得倾向匹配得分（篇幅原因省去结果），并选择核密度匹配法进行匹配。由于Logit回归结果中资源型城市控制变量系数显著性不高，R2仅为0.0259，倾向得分匹配效果不佳，PSM-DID模型失效，以DID回归结果为准。回归结果见表2。

PSM-DID检验结果表明：舆论爆发前，京津冀、黄淮地区烟尘排放量高于其他地区。舆论爆发后废气排放没有减少，SO2排放量甚至增加，说明不存在舆论政策效应；长三角城市群及周边地区烟尘排放在舆论爆发前后没有显著变化，SO2排放在爆发前后都显著低于其他地区，但整体没有表现出舆论政策效应。对于普通型高工资城市，舆论爆发前烟尘排放量显著低于其他城市，舆论爆发后烟尘排放量进一步降低。舆论政策效应显著为-0.913，说明舆论爆发后地区加强了减排力度。舆论政策效应对SO2排放的影响显著为-0.527，说明普通型高工资城市SO2减排同样取得成效。2.4试验组检验结果对比

试验1与试验2结果对比表明，资源型城市废气排放居高不下是导致区域舆论政策效应差异的原因。京津冀至黄淮地区资源型城市众多，而资源型产业，如煤化工、火力发电、金属与冶炼及压延业、非金属制品制造业等行业是工业废气主要来源。对于资源型城市，人均收入和社会收入与污染“挂钩”，政府对雾霾舆论的漠视更像是无奈之举。此类城市治霾策略倾向于策略1，即间接性的停产限产。另外，存在舆论政策效应的城市（普通高工资城市）往往处于产业结构转型阶段（舆论爆发前废气污染已低于其他地区），舆论爆发后废气排放加速下降，说明舆论政策效应最主要作用是加快环保政策出台与产业结构转型，该类城市环境规制策略倾向于策略2。综上，雾霾治理困境原因一定程

度上在于我国产业结构与资源型城市转型困境。

空气流域远大于行政边界，各行政边界内的空气治理很难见效。对于高污染城市，即使中央出台治霾政策，地方政府也难以短期内完成治污任务而表现出“舆论漠视”。

3基于“中心—外围”理论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设计

由于发展所处阶段、资源禀赋开采与利用不同等原因，雾霾爆发后各城市减排差异明显，部分重污染城市工业废气排放量依旧成增长趋势，造成空气流域内的“二次污染”。因此，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在雾霾防治中的作用突显。考虑大气污染存在空间外溢性，共同空气流域下城市污染程度存在强相关性，因此笔者认为可以根据我国城市间污染相关性划分大气联防联控区域。国内外学者主要通过莫兰指数（Moran’sI）及相应的LISA集聚图描述地区间的空间相关性莫兰指数计算公式如下：ˉ)(Yj-Yˉ)S2∑Moran’I=∑∑wij(Yi-Y∑wij（3）

n

n

n

n

i=1j=1n

i=1j=1

2

n

ˉ)2，ˉ=式中：S=(Yi-YYY；Yi表示城市i空

i=1i=1i

气污染程度，在此以年内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的天

数衡量；wij为两地区空间权重系数；n为城市个

数。莫兰指数取值范围为［-1，1］，正值表示正相关，负值为负相关，0值表示不存在相关性，指数绝对值越大，相关性越强。对于莫兰指数显著性通常依据统计量Z值进行检验，相关计算公式如下：

Z(Moran’sI)=

Moran’I-E(Moran’sI)

VAR(Moran’sI)

E(Moran’sI)=-（4）

不同空间权重矩阵设定下的区域相关性存在差异。空间相邻矩阵是依据行边界是否相邻划分，不能准确反映空气流域下各城市空气污染相关

表2舆论政策效应PSM-DID检验

Tab.2Regressionresultsofpublicopinionpolicyeffect(PSM-DID)

雾霾地区京津冀、黄淮长三角城市群普通高工资

舆论爆发前

污染物烟尘

SO2烟尘SO2烟尘处理组-4.764-6.658-5.603-7.316控制组-4.868-6.660-5.427-6.597差分0.1040.002-0.176***-0.719***处理组-5.118-6.679-5.998-7.303舆论爆发后控制组-5.392-6.717-5.734-5.671差分0.274***0.038-0.264***-1.632******

舆论政策效应0.170（0.128）0.036（0.151）-0.088（0.108）-0.913**（0.372）

**

（0.242）

注：数据来自stata12.0整理；***、**、*分别为1%、5%、10%显著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第1期吕长明，李跃：雾霾舆论爆发下城市减排差异与大气污染联防联控153

性。而空间距离权重是设定一定带宽（距离），在带

宽之内的城市视为“相邻”，因此打破了空间相邻矩阵权重的局限性。我国城市间存在最小带宽大概为182英里（约292km），即带宽设定必须大于此门槛值，否则将不存在相关性。在此通过不同带宽下城市污染相关性与集聚规模对比分析空气污染波及范围。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在此以2012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相关数据为样本，以空气质量未达标天数衡量城市污染程度，对城市污染空间相关性进行测度。

检验表明，500~1000km范围内莫兰指数分别为0.0677、0.0569、0.0467、0.0437、0.0407，0.0362（带宽以100km为单位递增），且通过显著性检验，LI⁃SA空间集聚显示空间集聚规模不断扩大。带宽大于1000km后，莫兰指数继续降低至0.01左右，空间集聚规模逐渐缩小，说明相关性已非常弱。由于一定带宽范围内空间集聚情况相仿，篇幅原因不再全部列出，各重要带宽门槛值下城市空气污染集聚情况如图2。空间集聚LISA图表明，宽带设定为700~1000km范围内时，污染空间集聚规模达到最大，超过1000km后随着带宽的增加而缩小，说明空气污染波及范围大概为700km左右，且图2（3）中高污染集聚区比较符合当前我国雾霾高发地区分布情况。北京、河北南部、河南、山西东部、山东西部、陕西、河南、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连片地区，以及长三角城市群为高—高集聚。重污染城市对京津冀城市群呈包围态势，对长三角呈单边两翼集聚态势。700km为大气污染外溢的理论距离，实际波及范围受排放总量、自然因素影响，自然因素可视为随机扰动项，而排放总量可以通过环境规制予以控制。

当带宽设定为2000km时，莫兰指数0.0121，空间相关性很弱。但由于带宽足够大，区域间污染程度的比较能够反映我国污染严重程度相似的城市位置。红色区域（高—高集聚）表明东北高污染城市主要分布在延边地区，其他城市为低—高集聚，说明东部高污染城市对其他地区成包围态势；京津冀至黄淮地区除自身区域污染外，

也受多方向

（1）空间相邻权重（0-1）（2）空间距离权重（300km）（3）空间距离权重（500km

）

（4）空间距离权重（700km）（5）空间距离权重（1500km）（6）空间距离权重（2000km）

Fig.2

图2我国大陆主要地级市空气污染空间集聚LISA图

SpatialagglomerationLISAmapofairpollutioninmainsecondarycitiesofChinese

mainland

154经济地理第37卷

重污染地区污染波及；长三角地区主要受自来西面方向（西北、西南、正西方向）非沿海城市污染外溢性影响。

除工业废气污染外，城市化石燃料燃烧量同样影响空气质量，如城市私家车数量。两者叠加影响城市空气质量，因此大气联防联控的关键在于区域内与区域间大气综合治理。克鲁格曼在新经济地理学中认为，集聚力导致要素向中心地区集聚并产生规模效应，经济发展呈现“中心—外围”的地理分布。由于大都市辐射效应，各类企业、劳动人口会选择向中心城市靠拢，污染负外部性使大城市成为重灾区。因此，区域联防联控初期阶段应以大城市为中心，实现大城市及周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北京等特大城市应优先成为区域联防联控中心。结合大气污染波及范围与周边城市污染排放情况，制定产业空间布局、城市减排指标等区域大气联防联控政策。另外，对于城市减排份额应考虑地区经济成本及城市发展替代产业能力，合理分配，达到整体区域减排目标。

污染城市转型期，地方政府可以充分利用舆论监

督，从规范企业排污行为着手。违法的高污染小作坊、小企业的监管难度大、盲区多，不仅造成环境污染，还损害大企业利益与消费者权益，破坏市场秩序，可以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对此类企业进行查处。对于舆论反映的高污染地区，应增加环境规制强度，严格监督企业排污行为。

对于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舆论监督同样重要。从我国政府组织结构看，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权力过大，地方政府对于本地企业高污染行为存在包庇的可能。另外，由于污染外溢性，存在跨区域污染责任划分不明等问题。通过舆论监督来源，对排污地区与排污企业等污染源头进行定位，以此界定污染责任，实现各地区政府治污责任划分，有利于完善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保障体系。对于联防联控区域内排污权问题，可以综合考虑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等因素，依据城市最优排污总量进行排污权等级划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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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与启示

本文首先建立包含个人、企业与政府的三部门

模型，以分析雾霾舆论形成过程中各部门行为变化。其次，以2009—2013年我国270个地级市短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DID、PSM-DID模型检验各类城市舆论爆发前后废气排放差异，以分析各类型城市政府环境治理态度。检验结果表明：资源型城市重污染行业依赖度大，治污意味着经济下滑与失业，因此政府倾向于“舆论漠视”，减排策略倾向于间接性停产限产。存在舆论政策效应城市一般为处于产业结构转型阶段的发达地区，舆论政策效应表现出加快工业去污染和产业转型作用。雾霾“积重难返”原因一定程度在于城市转型困境。另外，本文依据“中心—外围”理论初探性地提出了区域大气联防联控建立的个人见解，并初步测度了我国大气污染波及范围大约为700km。应首先确立区域联防联控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或一线城市，根据污染波及范围划分区防联控区域。

作为外部性问题，大气污染染治理责任边界不清是影响治霾的重要障碍。对于大多数城市，随着城市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粗放型发展模式下能源与资源消耗量不断攀升，废气排放总量屡创新高。由于污染与经济增长、就业挂钩，因此需要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转型期才能真正根治雾霾。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