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留苏岁月] 岁月知道我爱你苏冉冉

　　还在解放前，我才十一、二岁的时候，就从在我们家聚会的我党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的谈话中，听说了苏联的美好生活。我当时就幻想，如果有一天能到苏联去该多幸福啊!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刚过几个月，早年参加革命的大姐黄晓芬随出席布拉格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中国青年代表团来沪演出，大姐让我在代表团团长金紫光面前拉小提琴。我表演之后，他当即决定吸收我加入北京人民文工团。就这样我参加了革命，来到了北京。当年冬季，时逢朱德总司令生日，文工团奉命派人去中南海演出，我和表妹张育青也一同前往。
　　令我惊讶不已的是在这次活动中，不仅亲眼见到了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而且还受到他们的亲切接见。我和表妹演出后，大姐把我们领到首长面前，首长们亲切地同我们握手并和蔼地同我们谈话。毛主席问我：“老家是哪里的?”我回答说：“贵阳。”毛主席伸出三个指头说：“再过三天，你们家乡就要解放了!”我快活得大声说：“真的呀?!”主席微笑着点点头。此时我大姐指着我们对毛主席说：“想把他们送到苏联去学习。”毛主席说：“他们还小，先好好学习中国文化，只要努力，以后会有机会的。”
　　没想到，过了四年，去苏联学习的梦想真的变成了现实。
　　
　　当梦想变为现实
　　
　　1953年到苏联学习音乐的第一批留学生有李德伦(交响乐指挥)、吴祖强(作曲)和郭淑珍(声乐)。1954年派出了第二批，其中有严良垄(合唱指挥)、杜鸣心(作曲)、黄晓和(小提琴)、林应荣(大提琴)、刘志刚(大管)、倪洪进(钢琴)和徐宜(声乐)。
　　以后陆续派出的人有：干部进修生瞿维、朱践耳、邹鲁(内蒙古作曲家“美利其格”)；学交响乐指挥的曹鹏、郑小瑛和黄晓同；进修声乐的仲伟；学竖琴的曹承云和左因；学大提琴的盛明耀和司徒志文；进修小提琴的韩里；学钢琴的李民铎；学小提琴的吴菲菲等。
　　此外，还有参加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会并留下来短期学习的刘诗昆(钢琴)、盛中国和林耀基(小提琴)。以上均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
　　同时，派往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学习的有韩中杰(指挥)、殷承忠(钢琴)、韩中年和朱同德(长笛)、陈根民(圆号)、白宇(双簧管)等。另外，还有到乌克兰敖德萨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的朱丽。
　　我的记忆是，1954年派出的留学人员先是各单位提名，然后在天津集中统一考专业。专业通过后，到北京考文化课。被录取后，到北京俄语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一学年(实际是七个月)。由从苏联聘请的专家教发音和读写课文，由中国老师教语法。
　　当年留苏学生约有两千人，国家发给每人两大帆布箱供五年四季用的服装和必需品。包了专列火车，从满洲里出境。苏联铁路是宽轨，车厢要换宽轮才能走。苏方铁路质量欠佳，又缺乏保养，因此车子颠簸得厉害。加上沿途基本上每站必停(因为是加班车，遇常班车必须让路)，每天倒时差(出发时是北京时间，火车是莫斯科时间，沿途是当地时间，每天要改变一小时)，行程约一周，相当疲劳辛苦，抵达莫斯科后，好多天仍感觉晃晃悠悠。
　　我们几个到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的同学，在先期到达的老同学带领下，于9月初的一天上午，在教务处办完入学手续后，受到德高望重的老院长斯维什尼科夫的接见。他非常热情地表示欢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生，并特别听取我们希望跟从哪位教授学习主课。当时我们并不知晓莫斯科音乐学院究竟有哪些名教授，只知道众人皆知的几为名家，如世界著名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等，于是就直接表示想跟他们学。老院长微笑着说，这些名教授的学生特别多，自己国内外的演出活动又非常频繁，教学时间很紧。不过，因为你们是来自伟大的新中国的学生，我可以满足你们的愿望。
　　几天之后，在一间大教室，安排了第一次专业试听，管弦系的四、五位专家教授在场，让我和林应荣先后演奏了音阶、练习曲和协奏曲的片段。我们当时相当紧张，但是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尽量展示自己的水平。试听后反馈给我们的意见是，演奏方法基本正确，音准良好，但是程度浅，与大学有距离。按水平，应该上附中。不过，因为是新中国派来的，同意留在大学学习。
　　
　　在小提琴大师班上
　　
　　我有幸被分在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班上学习小提琴。大师国内外演出活动实在非常频繁，在学校给学生上课的时间很少，平时所有的学生，不管是高班生，还是低班生，也不管是否是各种比赛的获奖者的课，都是由邦达连科副教授代课。我原来在国内小提琴水平属于拔尖的，小时候在上海儿童比赛会得过一等奖，留苏主课考试演奏的是维尼亚夫斯基的协奏曲。但是来到莫斯科后，与别人相比，感觉自己程度和实际演奏能力处于较低的层次。为了提高水平，我非常努力地学习，每天拼命练琴，感冒发烧也不停止。邦达连科特意把我原来的程度降低一些，让我拉亨德尔的D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和卡巴列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一周上两次课，一次排在早上第一名，另一次排在晚上最后一名。每次我上课后或上课前都可以听别的同学上课，从中可以受到很多启发。
　　在我学习小提琴的一年半的过程中，仅有两次课得到了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的亲自指导。当时我先后拉了亨德尔奏鸣曲的末乐章和卡巴列夫斯基协奏曲第一乐章。他肯定了我的音准和节奏，但是不满意我的音量和弓法。他拿我的琴试了试，然后直摇头，觉得琴不好。其实这是国内提供给我的最好的琴，是出国前文化部为我和赵维俭(他是派到罗马尼亚的留学生)在北京买的捷克制造的新琴。老奥当时用自己的斯特拉第瓦利琴拉了两句，音量和音色的差别立即鲜明地出现在我的耳边。他建议我换一把琴，并责成邦达连科带我到学院乐器室去挑一把琴。不过，后来去了乐器室，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琴。音量不足不只是琴有问题，主要还是我的弓法用得不好，因为同是这把琴，老奥一拉，就同我拉差别非常大。原来是我只用了半弓，而老奥是用全弓，并且弓速飞快，上下一弓到底，音量自然非常浓烈饱满，令我惊讶不已。为了学会这一手，真要下一番功夫练习才可能掌握。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老奥的儿子伊戈尔・奥伊斯特拉赫正在读研究生，他不时同父亲同台演出，例如巴赫的双小提琴协奏曲就是他们父子常演奏的曲目。他们二人的揉弦方式不同，音色有别，但配合得天衣无缝，给人无限美感。在学校里，他是高班生，我是低班生，有时助教邦达连科忙不过来时，就让小奥帮忙。所以小奥也给我上过两次课，我很感激他。
　　在老奥班上有一次活动令我终生难忘。那是美籍小提琴家斯特恩访苏演出时发生的事，我亲身有此经历，实在太幸运了。斯特恩原本是生活在俄国的犹太人，后来入了美国籍。他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他特地来莫斯科音乐学院会见老奥，老奥非常友好和客气地请他给自己的学生上课。一名学生换高把位演奏一个长音时，斯特恩觉得音色不美，他主张抓住那个高音的同时，立刻就揉弦，学生感到 为难，犹豫不决，因为这同老奥的风格有出入，老奥通常是先抓准音以后再揉弦。但是老奥立刻让学生按斯特恩的办法演奏。斯特恩当即表示，他的做法当然不是惟一的，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处理。在座的同学们感到，两位提琴家虽然演奏风格不同，但是都相互尊重，这充分显示出大师的风范。
　　在课堂上，同学们一致请求两位大师给大家示范表演，有人提议演奏巴赫的双小提琴协奏曲，斯特恩说好久没拉了，怕背不下来，于是一位同学马上去图书馆借来乐谱，当他要给二人分别支撑谱架时，老奥说他能背，单给斯特恩支上谱架就可以了。于是，在专职的女钢琴老师的伴奏下，两位大师优美动听的琴声响起，立刻把在座的同学引入了神秘的音乐境界。大家屏住呼吸，鸦雀无声地聆听。在教室内如此近距离地目睹和欣赏两位大师的演奏，真是太神奇了!他们的呼吸声，弓子的摩擦声，手指触弦的声音，使人直接感受到他们心脏的跳动，情感的起伏。斯特恩的琴声清澈秀丽，老奥的琴声浓烈庄重，他们的演奏犹如一对男女声二重唱，既对比，又谐和，实在是太美妙了。这种零距离观听的体验，是任何音乐会或录音录象所无法比拟的。
　　
　　改换专业――由小提琴到音乐学
　　
　　我是被国家派出留苏的第一名主修小提琴的大学生，不幸的是学了一年半后，就犯了职业病，双肩疼痛，左手连托住琴都很吃力，更不用说手指在弦上活动了。在经过多种治疗病情仍然没有好转的情况下，路该怎么走?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是回国。韩里老师(当时正在苏联进修的小提琴教师)说：“虽然晓和继续拉琴有困难，但是按他已有的水平，当小提琴教师，教小孩子还是绰绰有余的。”另一条路是设法改行。改哪行呢?作曲不行，我没有这方面的才能；指挥，还要挥动手臂，怕无法胜任。我想来想去，坚决否决了立即回国这条路。因为我觉得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我，弄个半成品回国，有愧于国家。因此，我下决心改专业，一定要学出个样子回国，才不辜负祖国的期望。思考的结果，我选择了转“理论－作曲系”学音乐理论和音乐史，也就是音乐学专业。经过专门的视唱练耳测试，学院批准了我的请求。
　　转系后，我是插入二年级学习，同时还要自习补修一年级的课程。音乐史论方面的知识，我在国内没有系统学过，毫无积累。现在等于从头开始，而且要读俄文书，还要熟悉大量音乐作品。为了跟上班级和补习课程，我废寝忘食地学习，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为了熟悉大量音乐作品，不得不特别辛苦地坐在冰冷通风的走廊里，长时间地带着耳机听录音和唱片，腿冻僵了，耳夹疼了，也要坚持。功夫不负有心人，学年结束时，补考一年级课程得了四分，而二年级成绩得了满分五分。
　　转学期间的心情是复杂的，甚至是非常痛苦的。原来的小提琴专业，我学习了十多年，很有感情。到莫斯科后，差不多所有著名的小提琴家的音乐会，我都去听。我提前买了一年四季的季票，每次音乐会只要撕一张就可以进入音乐厅欣赏。当我转专业后，学习紧张，时间有限，而小提琴音乐会很多，我心情非常矛盾，又想听，又怕听。好几次一面听，一面流泪，琴声使我心潮起伏，不得安宁。我逐渐意识到这种思绪有碍我巩固转专业的志向，于是在一次小提琴音乐会后，我下定决心和小提琴告别，当即把所有的季票撕得粉碎，扔进了垃圾桶。从此一心一意地专攻音乐学专业。经过四年半的学习，我终于修毕了音乐学专业全部课程，撰写了毕业论文，通过论文答辩和国家综合考试，成绩优秀，获得了“音乐学家一理论家”资格。
　　
　　毛主席会见留苏生
　　
　　1957年，为庆祝俄国十月革命40周年，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聚会。在这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会议上，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达成共识，共同签署并发表了著名的《莫斯科宣言》。
　　毛主席在莫斯科的日程很繁忙，但当我驻苏使馆向他反映广大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盼望会见他时，他答应满足大家的愿望。11月17日下午六时许，当刘晓大使陪同毛主席、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等中共代表团成员出现在会场时，会场沸腾了，掌声欢呼声络绎不绝。
　　毛主席走到讲台前大声说：“同志们，我向你们问好!”接着直接向我们发表了令人终生难忘的讲话：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青年人应具备两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你们还没有工作，一做工作就会有错误，有了错误就要认真地改。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由于莫斯科大学的大礼堂容不下所有的留学生，因此有许多人只好在学校俱乐部听播音。等毛主席在大礼堂讲完话后，在俱乐部的同学们请求能见见代表团。于是刘晓大使又请首长们特地来俱乐部同大家见面。主席开口就问：“刚才我的讲话听到了没有?”大家大声回答：“听到了。”于是毛主席说：“我再讲三句话：第一，青年人要勇敢，又要谦虚；第二，祝同学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第三，要和苏联朋友亲密团结。”
　　这次历史性的会见，使我们这代留学生永世不忘，终生受益。
　　
　　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
　　
　　1958年莫斯科举行首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会，来自世界各国各地的参赛者和观赏者纷至沓来，使莫斯科充满了节日的气氛。我国选手刘诗昆的参赛，成为此次赛事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刘诗昆带着极大的热情，投入了紧张的赛前练习和准备。他提前来到莫斯科，住进比赛会在旅馆为选手安置有钢琴的单身房间，整天不修边幅、废寝忘食地练琴，由于太用功，太勤奋，把手指甲都弹破了，只好贴上许多橡皮膏继续练习。
　　这场比赛高手云集，竞争异常激烈。尽管不少选手曾经是其他国际比赛的头几名获奖者，但是现场演奏稍有疏忽和失误，就被淘汰出局。只有最突出的选手能够顺利通过第一、第二轮的比赛。按比赛会的规定，选手在比赛会上演奏得再好，也不许鼓掌。但是确实有几位选手的演奏实在是精彩，这其中就包括刘诗昆的演奏，许多观众忍不住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使比赛评委会不得不加以警告。
　　两轮比赛下来，三名选手最突出，他们是美国的克莱本，中国的刘诗昆和苏联的施达克曼。按比赛抽签的顺序，进入决赛的第三轮时，刘诗昆应该是最先出场。但是比赛评委会见刘诗昆指甲破裂，满手贴着橡皮膏，为了使他得到更多时间的休整，破例将他排在比赛末尾出场。尽管得到这样的特殊照顾，刘诗昆依然奋不顾身地加紧练习，我们中国留学生都被他的表现所感动，大家都劝他多注意休息，并为他提供营养可口的饮食。
　　在面临决赛的前一天晚上，我有幸充当翻译，陪刘诗昆去苏联著名钢琴教授范贝格那里上课。满头银发、留着山羊胡须的老教授通常是默默地聆听和观察，不轻易表态。而坐在他身旁的中年助教则 话很多，还不时地打断刘诗昆的演奏，提出各种意见，指点该怎样演奏。我记得当时刘诗昆先后弹的是李斯特的第六匈牙利狂想曲和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在弹匈牙利狂想曲时，那位助教老是不满刘诗昆对切分节奏的处理，不断地示范，让刘诗昆模仿他的演奏。突然，老教授发话了。他不赞同助教的意见，他说刘诗昆是李斯特钢琴比赛会的获奖者，在演奏匈牙利狂想曲上更符合原作风格，不要去改动他。
　　接着，在弹奏柴可夫斯基协奏曲时，助教仍然是滔滔不绝地发表他的意见，甚至在某些地方的演奏指法，例如末乐章双手双音快速演奏的主部主题，也要刘诗昆改变指法。我感到惊讶的是，刘诗昆一声不吭地立刻按助教的指法顺利的弹奏出来。面对这种情况，老教授忍不住发火了。他大声地呵斥助教说，明天就要决赛了，怎么还要改动指法，简直是胡闹!同时称赞刘诗昆的适应能力很强，很了不起。
　　第二天的决赛，在乐队的配合下，刘诗昆演奏的柴可夫斯基协奏曲精彩绝伦。当末乐章双手八度急促演奏导致总高潮到来时，听众的心都提到了嗓门口。在乐曲戛然终止的一刹那，大厅爆发出一片欢呼声，甚至有人高喊：“ⅡepBaRnpeMMH！”(一等奖)。第一届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会就这样告终。
　　比赛的结果是：美国的克莱本获第一名，中国的刘诗昆和苏联的施达克曼并列第二名。怀念我的指导老师
　　我改学音乐学专业的主科指导老师是谢尔盖・斯克列勃科夫教授。他是苏联音乐理论方面的一位权威学者，发表过不少专著和论文，讲授过和声、复调、音乐作品分析等课程，指导过很多大学本科生、研究生的专题论文写作。我选择他为导师，是因为他的音乐作品分析课深深地吸引了我。他对音乐作品深入浅出的讲解，对乐曲结构的细致入微的解剖，非常令我心悦诚服。而且他每堂课的时间掌握得特别好，总是刚刚讲完就听见下课铃声，大家对他佩服极了。由于非常敬重他，所以我决心拜他为师，专门跟他学习音乐作品分析。
　　开始跟他学习后，他不仅把自己每次大课的讲稿多打印一份送给我，并让我到图书馆查阅大量别人写的音乐作品分析的书籍和论文，作为参考资料。在考虑毕业论文选题时，他让我分别选择三种类型曲式进行研究，一种是最小的曲式，即简单一部曲式(也可称乐段)；另一种是中型曲式，选变奏曲式；第三种是大型最复杂的曲式，选奏鸣曲式。他说弄通了这三类曲式，就基本上掌握了本学科的理论和知识。确实，我在专心研究分析这三类曲式的过程中，受益匪浅。
　　导师给我单独上课时，总是非常认真地检查我的作业，在亲自动笔修改我的文字时，尽量同我平等讨论，仔细商量，在保持原稿基本面貌的前提下，他才作必要的改动。他告诉我，他读过中国的一些诗歌、哲学等著作，特别喜欢毛泽东的诗词和哲学，认为其中的思想非常明晰和深刻。他觉得中国的语言既精练又优美，甚至夸耀地说：“你们的语言很文明纯洁，毫无肮脏的词汇”。
　　导师很想到中国访问，恰好我们中央音乐学院邀请他去讲学，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访问期间，他除了示范性地讲解音乐作品分析的理论和知识，同中国同行进行专业方面的交流外，还注意聆听中国民间音乐，了解中国专业音乐创作。返回莫斯科后，他专门在音乐学院作学术报告，介绍了他访问北京的收获。我记得，他特别称赞了马思聪的创作，并在钢琴上即兴弹奏了若干乐曲片段，指出旋律与和声不仅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吸收了西方的技巧，具有独特的个性。
　　我由于比较用功，经常睡眠不足，体质一度变得虚弱。有一次在宿舍澡堂淋浴时，突然晕倒，被苏联同学抬回房间休息。此事不知怎么被导师知道了，他特地买了一袋子水果到学生宿舍来看望我，并嘱咐我好好爱护身体，注意劳逸结合。他那父亲般的关怀，使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我毕业回国前，他特别邀请我到他家去叙谈。以往我从来没有去过他家，因为他给我上课都是在学院的教室里。这次让我去，显然有一定原因。到他家后，他告诉我，自从访华归来，他作过访问报告，写过文章，说了一些称赞中国的话，突然发现《苏联音乐》杂志上他的姓名就从编辑人员名单中消失了。他先后写的一些文章也退了回来。他说：“我们这里就是这样，事前事后没有任何信息，你就莫名其妙地被除名了”。他说他特别怀念革命时代人与人的真诚，就像你们现在的中国一样。他的话令我感慨不已。
　　自从1961年我毕业回国后，中苏关系长期破裂，我和导师完全失去了联系。直到80年代初中苏关系开始缓解后，我才知道导师早在1967年就病故了，这令我十分难过。惟一感到欣慰的是1995年我自费访俄时，见到了90高龄的导师夫人和继承父业的导师的女儿，亲自向她们表示了对导师去世的哀悼，并对他的遗像敬献了我特意从北京带去的鲜红的绢花。导师女儿还告诉我，2005年是导师诞辰一百周年，莫斯科音乐学院准备出纪念文集，约我写篇回忆文章，我立即答应，并及时寄去。最近获悉，文集早已出版，我的文章也收入其中。此外，好几年前，我有幸得到了导师去世前的最后一部著作《音乐风格的艺术原则》，我特别请我的嫂子陈复君精心翻译，我亲自仔细进行校对，去年此书终于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这可以说是对导师的最好的纪念。总之，导师的谆谆教导，我永远牢记，他的美好形象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黄晓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西方音乐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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