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之谣唱大风 做梦刮黄土大风

　　此剧，我想从一个字说起，谈点自己的观后感。这个字，就是《黄土谣》的“谣”。谣者歌谣，民谣，童谣，妙哉悠哉的天籁之音。谣还有另一层意思：谣传，谣言，谣诼，邪耶恶耶的佞妄之语。同一个字在不同之处的解释，却是迥然不同的冰火两重天。其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以真实的情感发出的真实声音，是心血和灵魂的歌唱；而后者则是以不健康的心态编造的谎言，是从牙垢和唾液中分泌出的污秽。
　　真实――两者的分水岭、试金石。
　　话剧《黄土谣》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真实。谓其真实，并非仅仅指该剧的创作源自湖南一个偏僻山区的真人真事，而更是指它在舞台上呈现给观众的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这种真实的魅力是巨大的，使观众身临其境，并调动起观众的生活体验，情不自禁地跟着剧情往前走，与剧中人物一起思考、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感受和经历生活的滋味，以至于忘记了去计较情节的合理性。
　　前苏联剧作家包戈廷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土壤的幻想花朵就不是花朵。只有在生活中生根的那种幻想飞翔，那种艺术想象才是宝贵的。”阿托尔斯泰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戏剧的本质就是大家一起，创造性地把虚构变为真实。”我们看到，《黄土谣》做到了。
　　沉睡千年的黄河古道，饱受贫穷之苦的黄土高坡，一经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顿然觉醒，怦然喷发；穷则思变，变则大干，连老农民也要搞地砖生产，办乡村企业――虽然淳朴厚道的他们被人坑骗了，但他们毕竟是做了凤凰岭这个土窝窝自盘古开荒以来不曾做过的事。这是只有在这个时代才可能发生的事，是这个时代发生在我国偏远乡村生活变革的缩影。这是时代背景的真实。
　　一个老支书，几个老党员，怀着对党的朴素感情和诚挚信仰，在沉重的债务背负和巨大的心灵苦痛中，台计着如何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如何替全村的老百姓还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是在以村党支部的名义、以共产党员的名义做这件事。我们知道，在今天的农村，不少基层党支部处于不作为状态，党员意识在相当一部分农民党员中是很淡薄的。电影《郑培民》里，有位农民说出了一句让人振聋发聩的话：党把我们忘了!这句话很具典型性。其实党从来都没有忘记农民，那么是谁把农民忘了?就是一些基层党支部没有带领党员很好地发挥作用。而凤凰岭村几位老实巴交、始终对党保持着信仰的农民支委，在村支书宋老秋的组织下，认真地琢磨着如何为群众谋利益。这是当下农村政治生活的真实。
　　《黄土谣》的故事十分简单，简单到也就是一篇短篇小说的容量。村支书宋老秋在弥留之际，却总是咽不下最后一口气，因为一年前他为带领乡亲们致富而办起的地砖厂倒闭，欠下村民集资和国家贷款十八万元，款未还他死不瞑目。为此，他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要他们“父债子还”。于是，围绕还债问题-故事层层递进，悬念环环相扣，如同滚雪球一般，由一片小小的雪花最后滚成了～个沉甸甸的雪团，这雪团砸到地上，能把厚重的黄土砸出一个坑；这雪团砸在人的心上，能让人的内心发出震颤和剧痛。这里的故事情节没有一般戏剧那样大起大落、曲折复杂，编导者也似乎从来没有想着要靠曲里拐弯的情节去吸引观众，只打开一个很小的缺口，平平淡淡的事情，平平淡淡地叙述，却把观众一步步引入并不平淡的生活深层，让人们在那里听到挟风携电的惊雷。这是故事演绎的真实。
　　演绎这一故事的，是一批像是从黄土里生长出来的、浑身沾着露水和土腥味的人物。村支书宋老秋，没有唱一句高调，没有说一句大话、空话，在他内心涌动的，是一个老党员、老支书最基本的责任意识和“宁可人欠我，不可我欠人”的道德情操。宋老秋的大儿子宋建军，一个即将转业退伍的副团职军人，一个在黄土里生长、在军营里浇铸而成的男子汉，全部的财产就是那几万元的转业费，可他为了父亲的心愿，为了生他养他的凤凰岭村，宁愿承担全部的还债义务。二儿子宋建国，一个在外面的世界闯荡得还算可以的打工仔，是宋家三兄弟中最有钱的人了。由于他经历过一些社会阴暗面的灼伤，使得他在得与失之间算计，在高尚与卑琐之间徘徊。但他身上与生俱来的黄土气息并未完全泯灭，最后在大哥的感召和女友的支持下，他敞开的胸怀同样是那么美好。三儿子宋建民，是我们在农村中常常见到的那种既老实巴交、又有些自私、懦弱和狡黠的农民，他既不想让父亲“死不瞑目”，又不十分情愿、也没有能力替父还债。但像他这样的农民一旦点燃了尘封的精神火把，就是千千万万普通农民和他们脚下赖以生存的黄土地的真正苏醒。再就是村支委宋老贵，这是一个主心骨式的人物，在他身上有一半显示出凤凰岭树党支部和“当家人”的作用，有一半则是宋老秋的化身――因为弥留之际的宋老秋一直在炕上躺着，不能说话，不能行动，他的意志多半是靠宋老贵来传递的。宋老贵集智慧、幽默、厚道、家族式的权威于一身，在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人物塑造的真实。
　　我们知道，没有文化内涵的话剧就像没有灵魂的躯体，只是个空壳。而支撑并赋予《黄土谣》灵魂的，就是充盈在全剧中的文化内涵。话剧究竟靠什么取胜?靠故事情节?靠叛逆思想?靠舞台手段?靠裸露胴体?靠明星阵容?显然都不是。话剧之所以存在，就因为其负载的文化责任，它因文化而高雅，因文化而品格独立，因文化而具有不可替代的艺术地位与价值。我看《茶馆》、看《雷雨》等戏，感染并影响到我思想深处的并不全是鲜活的人物，机智的语言、深邃的思想，还有蕴含其中的无处不在的文化，只有文化才能引领观众走进话剧所反映的那个时代和那种生活，它使我们感悟到时代的特征，看到人物的行为和精神活动的“所以然”，甚至看到民风民俗，看到已经久远或者正在发生的生活画面。假如话剧仅仅只是在演绎一个故事和塑造几个人物，而不让文化的汁液渗透其中，假如话剧一味地去追求时尚、迎合市场而卸下了自己的文化责任，便必然失去自我，失去自己的主体优势和独特价值，混迹于喧闹之中，如同把一个清贫的儒雅之士演变为一个富有的精神乞丐。而《黄土谣》传递给观众、并走进观众心灵深处的，就是浑厚深沉而又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发生着裂变演进的黄土文化――这一点观众可能不会刻意地去注意它，但攫取观众的恰恰就是这一点，当生动的人物、有意味的故事、机智的语言、凄美的《走西口》、包括充满个性的服饰和场景设计量现给观众时，观众从中嗅到的一定是丰盛的文化大餐的美味。这是《黄土谣》文化身份的真实。
　　艺术的手段是虚构，艺术的本质是真实，虚构使生活具有了典型性，真实使艺术让观者信服。说到底，虚构的目的是为了真实。话剧要想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不被观众抛弃，就得在舞台上真情地放声歌谣，而绝不是传播谣言，即演假事、说假话。在这一点上，《黄土谣》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黄土谣》以真实的情感，用从黄土里生长出来的歌谣，唱出了一曲时代的大风之歌。